供给侧改革为发展经济学提供验证支撑

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要完成市场出清与新动力新动能的培育,更要高度重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逻辑框架下,对市场不稳定性和经济复杂性,尤其是对复杂经济与金融系统的前瞻性研究。这要求我们实现对均衡优化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超越,以建立一个能有效约束“经济人”自利行为,又能保持对市场适度干预的市场经济模式,促进经济依靠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增长等核心内生变量实现增长。如此,就有可能建立一种能使经济保持持续活力的增长机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只要能处理好“僵尸企业”的问题,中国长期经济增速有望每年提高0.7至1.2个百分点。报告指出,缺乏活力的僵尸企业是中国当前面临的关键挑战之一。差不多同时,在IMF主办的第五届统计论坛上,与会专家高度关注中国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取得的巨大进展。有市场人士认定,中国是全球数字化转型的一个独特样本。作为全球最大的移动互联网市场,中国在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等方面的世界领先地位将帮助中国成为趋势引领者。

充分的信息、准确的数据、科学的分析框架是理性判断的前提。无论是经济学研究还是经济政策分析与研究,如果没有基于信息萃取和数据处理的分析框架,是很难得出理性结论的。而放眼全球,中国作为现代经济发展史上极为独特的后起国家,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参照系没有可资借鉴的样本。中国之所以启动大规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目标指向十分明确,即清除经济发展沉疴,消化前期刺激政策,将新一轮经济增长建立在结构均衡的新逻辑起点上。而已有的改革进展表明,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推进,未来中国的资本和劳动力资源将有可能迎来一个较为重要的优化配置过程,无论是国有资本、民营资本还是外资,都将在动态优化中寻找市场机会。基于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率提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最主要来源。

作为仍处于工业化阶段的超级新兴经济体,中国经济增长对既有路径依赖较强。一旦出现既有动力的衰退,而替代性动力发育不足,则意味着经济增速的滑落。中国经济的下一个繁荣周期一定来自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层次推进,也就是如何将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转到有效消费与技术进步驱动上来。

始于2015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煤炭、钢铁等行业去产能计划的持续推进下,迄今已经取得了相当进展,新供给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量。以重化工业为代表的传统产业集群的增长日益放缓,而以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集群正在快速成长。得益于政府负面清单改革和“双创”的推动,以及研发投入的持续增加,微观主体创新活力不断释放,经济增长潜能也在不断激活。在“双创”热潮下涌现出的独角兽公司,正逐渐成为我国参与新一轮全球经济与科技竞争的重要支撑。

当下,一个普遍的共识是,中国经济正逐步告别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的重化工特征明显、粗放型增长模式的时代,经济结构和发展阶段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并开始步入消费主导的新发展阶段。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服务业占GDP比重达到51.6%。2017年1月至10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同比增长10.4%,超过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7.5%的增幅。与此同时,数字经济发展迅速,共享经济、互联网信息经济、人工智能、服务业经济呈井喷态势。中国在先进制造领域正迅速赶超美国等发达国家,在量子通信、高温铁基超导、载人航天、民用航空、深海探测、智能电网、核电站等研发与建设中相继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相关前沿技术积累与复杂管理能力不断提高,涌现出一批极具市场前景的企业。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净利润占所有上市公司净利润的比重为25.8%,较去年上升3.53个百分点,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净利润同比增速高达47.28%,说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效已经在实体产业中得到体现。存量资金“避实就虚”的趋势正在发生改变,金融体系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本源正逐步得到实现。

理论既来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处于关键时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取得的相关进展和下一步的改革重点,已经并将继续为发展经济学提供极具价值的研究样本和验证支撑。中国必须通过深层次改革,逐步告别债务推动下的增长模式,证实金融深化与金融创新更多时候是作为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辅助性存在,而非绝对主导力量,并通过深化对中国转型的经济学分析与研究,在充分考虑经济非均衡性的基础上,探索出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市场经济模式。

从历史的发展逻辑来看,中国在基本实现现代化进而成为产业与资本强国之后,将会产生一整套能够解释自身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尤其是经济增长内生性机理和结构转型的发展经济学理论,进而成为全球主流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要完成市场出清与新动力新动能的培育,更要高度重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逻辑框架下,对市场不稳定性和经济复杂性尤其是对复杂经济与金融系统的前瞻性研究。这要求我们在坚持与时俱进原则下,实现对均衡优化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超越,以期建立一个能有效约束“经济人”自利行为,又能保持对市场适度干预的市场经济模式。在这种新模式下,政府真正扮演起“守夜人”的角色,并创造条件促进经济依靠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增长等核心内生变量实现增长。如此,就有可能建立一种能使经济保持持续活力的增长机制。

在经历了约70年的发展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中一个普遍的特点和趋势,是发展模式多样化和发展过程的不平衡性。而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发展轨迹,为丰富和创新传统发展经济学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来源。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