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应对当前金融问题

综上，当前重要金融领域内的风险总体上处在可控状态，但潜在风险和隐性问题仍需引起高度关注。虽然风险显现分散和点状特征，但“蝴蝶效应”的发生则有可能促进风险联动，形成系统性风险爆发的温床。尤其是融资收缩过快对实体经济带来的压力不容忽视，市场流动性收缩过度可能是上述一系列风险状况的症结所在。在强监管和稳杠杆已经取得明显成果的条件下，有必要及时适度调整相关政策，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在此，建议采取以下八方面针对性举措。

货币政策在保持稳健中性基调的同时开展偏松调整，加大定向支持力度。防范金融风险是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金融工作的主要任务，为防止杠杆率进一步上升，货币政策还应保持稳健中性的总基调不变，除非经济遭受外部冲击增速严重下滑，否则不宜大幅宽松。在此前提下，为防止融资收缩过快加大经济下行压力和带来金融市场风险，建议货币政策向偏松方向调整，适度增加流动性投放力度，保持货币市场利率合理适度；建议年内再实施1-2次降准，以继续推动银行负债成本降低；同时通过定向降准等措施，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三农”、普惠金融等领域的定向支持力度，降低其融资成本。

适当增加银行信贷投放额度，提高信贷增速。为缓解银行表内信贷需求压力，建议适当增加今年银行信贷投放额度，具体可以相应适度放松MPA考核；同时拓展资本补充渠道，如支持银行发行可转债和增发股票。2018年前5个月累计新增PSL4371亿元，同比增长48%，增速已经不低，建议保持并适度增加PSL投放力度，继续通过政策性贷款支持棚户区改造。通过以上各种手段，建议将今年信贷增速在目前的基础上提高约1个百分点，即达到13.5%左右。

保持非信贷融资合理适度发展。把握和控制好治理整顿信托贷款、委托贷款等“影子融资”的节奏和力度，防止其收缩过快造成大面积违约和较大经济下行压力，确保不发生“处置风险的风险”。在“堵偏门”，即对不规范、有潜在风险隐患（通道业务、监管套利、资金空转、高杠杆等）的非信贷融资开展治理整顿的同时，也要“开正门”，对那些真正能满足实体经济融资需求、规范合理的信托贷款、委托贷款等予以鼓励和支持，促其平稳增长，发挥对银行信贷融资的补充作用。

加大力度开展资产证券化，通过存量资产的证券化腾挪信贷投放空间，促进非标资产向标准化资产的转型。建议进一步扩大资产证券化标的资产的适用范围，制定各类型资产证券化操作模式和实施环节的标准化要求，简化审批和实施流程，加速推动证券化项目落地。同时要加强市场本身的制度建设，改变资产证券化产品市场以金融机构为主的格局，吸引更多的合格投资者参与投资，从而更有效地扩大投资主体，分散市场风险。

支持债券市场的稳定和发展，建立完善信用衍生品体系。债券市场是相对规范、市场化的融资渠道，总体违约率也远低于信贷的不良率。要努力打消市场对于所有信用债券产生的系统性顾虑，鼓励市场投资机构积极提高信用分析研究水平，在促进信用定价科学化的同时，避免系统性的流动性问题。适当放宽发债主体的相关限制，进一步完善评级管理体系。既要打破高评级作为发债前置条件的现状，允许不同评级的发债主体参与发行，也要真正发挥评级对价格的发现作用，帮助市场和投资者识别和认识风险，保障正常运营的企业可以通过发债解决流动性的缺口。同时推出更多的政策工具，为债券投资提供适度的流动性支持，鼓励银行等机构投资者加大债券类资产的配置力度。建议通过大力发展CDS等信用衍生产品，改变信用债投资者基本采用买入持有策略的状况，用CDS帮助投资者锁定损失，避免因信用风险引发产品流动性风险。

稳妥有序推动地方政府债务去杠杆。清醒认识地方政府债务尤其是隐性债务的潜在风险，保持战略定力，坚持持之以恒、逐步化解的政策方向，通过若干年努力从根本上缓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在政策实施中保持适度的战术灵活。周全考虑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复杂影响和连锁效应，在政策出台过程中注意部门间协调，避免出现政策叠加或政策对冲而偏离政策目标的现象，避免出现因为治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而产生经济显著下滑等更大风险的现象。各部门协调分工，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对同业业务和非标投资采取差异化的监管要求。在降杠杆、去通道的整体政策要求保持不变的前提下，适度放宽政策掌握的尺度，开展差异化的监管。在机构层面，对同业和非标资产规模占比相对较低，风险管控能力相对较强，经营管理较为规范的大型银行，可以适度调整监管要求。如：允许同业和非标资产的占比和规模有适度的增长等，避免业务规模收缩过快过度加大存量非标投资退出压力。在业务层面，可以有选择地引导银行开展业务创新，推动同业和非标投资进入小微企业和市场化债转股等急需资金支持的业务领域，成为支撑其业务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并进一步发挥带动其他社会资金流入的作用。

加强外债余额管理，防止短期外债过度攀升。在美元持续走强的背景下，外债过度攀升的风险不容忽视。当前阿根廷、土耳其等国家面临货币贬值危机，主要就是因为这些国家有大量美元计价的外债。因此，针对近两年来我国外债余额增长较快的局面，应予以密切关注，特别是要控制短期外债的规模及其增速，对部分企业境外过度举债加强管控。（连平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许文兵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银行分析师、鄂永健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金融分析师、汪伟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产业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