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理念的努力方向

——读王东京《我的教学讲稿》

《我的教学讲稿》是中央党校副校长王东京教授对中国经济发展研究的阶段性总结。王教授长期从事教学,这使得这部讲稿很“耐看”,很有说服力。然而,这本书却并不是教材,写作思路以问题为导向,从学理角度阐述分析中国最近十几年来主要的经济热点问题,提出了不少极富建设性的见解。

如今,如何正确认识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几乎是每个经济学者都要回答的问题。好奇的读者如果看了王教授的答案可能会很“失望”,因为他的回答是:既要发挥好政府的作用,又要尊重市场规律。不过读了他的分析后相信各位会释然的,因为王教授的看法既有学理分析又有政策建议。以产业政策为例,政府对资源配置发挥作用通常是利用产业政策,而我国试图消除产能过剩的产业政策却效果不彰。从学理分析上看,王教授认为产业政策之所以难以达成目标,一是全球化后市场需求瞬息万变,产业政策跟不上市场变化;二是受利益驱动,地方政府对国家产业政策鼓励的行业纷纷给予优惠,而对要抑制的产业却存在消极应付,甚至暗中予以保护的现象。对此,他提出了三条政策建议:一,严格限定产业政策的调控范围。政府应重点针对国家安全、自然垄断、公共品(服务)以及高新技术四大领域制定产业政策,对一般竞争性行业,则放手让市场调节。二,产业政策既要体现政府导向,但也要限制政策优惠。中央政府的意图应主要通过财政投资去实现,而不是让企业吃偏饭。优惠政策不仅会妨碍公平竞争,而且地方政府为争取中央政府的优惠往往会鼓动当地企业一哄而起,造成产能过剩、产业政策失灵。三,实施产业政策要充分尊重市场规律,尽可能少用或不用行政手段。比如对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关、停、并、转虽然见效快,但行政调控一刀切,处置不当也会产生不少后遗症。若改用市场机制,如通过碳排放权交易也一样能减排,效果异曲同工,可成本却大不相同。

对“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王教授有较为深刻的认识。他看到了新发展理念的努力方向,讲出了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方法。在论述“创新发展需要怎样的体制安排”时,他先从概念上对“科技创新”加以辨析。他当然并不是要抠概念,而是因为这概念事关国家的科技投资体制。人们通常以为,“科技创新”是“科学与技术创新”的总称,而王教授认为这样的看法不准确,因为技术可以创新,而科学不能创新;科学揭示的是规律,规律只能发现,不能改变。比如圆周率,科学家只能发现,却不能创新。科学研究不同于技术研发,技术研发的成果是商品,可以有偿转让;而科学研究成果则是某个理论原理,没有商品载体,不可能通过市场交换取得直接的回报。所以,政府应该资助科学研究。比如圆周率人们经常用到,但不会有人买圆周率。从经济学角度看,政府资助科学研究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科学研究成果属于“公共品”。而与科学研究不同,技术研发是可以创新的。对此,王教授提出,政府不应资助所有的技术创新:国防军工技术与高新技术事关国家安全与国家竞争力,其创新成果通常不能转让,此类创新政府应该投资;而一般民用技术研发与国家安全无关,其创新成果又可有偿转让,政府对这类创新只需提供公共服务,而让研发机构面向市场筹资。对创新发展的另一难题——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他直率地指出,科技成果转化难是由于科技主创人员不能直接分享成果转化的收益。据此他给出了两个办法:改革科研院所的“事业”身份,让其自立门户成为真正的企业;让科技主创人员享有专利转让的部分收益。

“中等收入陷阱”,如今几乎已成了经济学者的“必答题”,而王教授在“怎样看待当前中国经济下行”一章中则坦率地质疑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提法。他查阅了相关文献,发现众人皆说中等收入存在陷阱,口口相传,却未见有哪位学者给出过论证。那些简单的分析都不能令人信服,而用一个有待论证的“理论命题”给中国经济下判断,未免草率。他认为,虽然中等收入国家的工资成本比低收入国家高,但技术水平也比低收入国家高。同理,中等收入国家技术水平不及高收入国家,可工资成本也相对低。所以,与低收入国家相比,中等收入国家在技术上具有优势,而工资成本与高收入国家相比具有优势。因此,中等收入国家大可不必妄自菲薄。我国GDP基数大,增速放缓不足为怪,与“中等收入陷阱”无关,是特定时期的特殊问题。若硬性将这些问题与“中等收入陷阱”挂钩,不仅会庸人自扰,而且会误导决策。

如何应对高房价,王教授竭力提倡“照顾低收入者住房,补砖头不如补人头”的观点。这其实是早些年北方某地级市的尝试。事情要从经济适用房说起。王教授做过一些调查,发现人们对推出经济适用房的初衷与实际效果距离很大。其一,政府补贴开发商建经济适用房,由于限制了卖价,开发商要赚钱,就会千方百计压低成本,导致建材以次充好、工程偷工减料。结果,消费者花尽毕生积蓄,买的却是豆腐渣房屋。其二,由于经济适用房有政府补贴,卖价低于市价,有盈利差价,自然需求者众,这样就会产生由于供少求多,政府虽设了门槛,但仍很难做到完全公平的问题。其三,一个城市,若泾渭分明地把穷人与富人分开,会是怎样的局面?至少有一点,贫困家庭孩子的心理健康要受影响。西方国家有的城市有过穷人区,结果贫富更对立,社会矛盾更激化。其四,建经济适用房是由政府划定区域,不论在何处上班,子女何处就学,要购买经济适用房就得搬进指定地点。这不仅给居民生活造成不便,对原本紧张的城市交通无异于雪上加霜。

把“补砖头”改为“补人头”,具体说,就是把过去补贴开发商建房的资金,作为“购房券”补给低收入者。至于低收入者拿这笔“钱”买房还是租房,何处买房或何处租房,则把选择权完全交给消费者,由市场定房价。这不仅可降低行政成本、杜绝腐败,而且还能扩大补贴面。这样既可赋予低收入者租房的选择权,又可以盘活住房租赁市场。据报,从前年起,华南某地级市的保障性住房也已从实物保障形式向发放房租补助为主的保障形式过渡。王教授相信,会有更多地方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