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为天：我国农村巨变的历史画卷

这是一个由18位农民点燃的史诗般的改革——1978年冬,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以“托孤”方式立下军令状,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摁下了鲜红的手印,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40年来,农村变化翻天覆地:1978年中国农村人口9.3亿,年人均纯收入165元;2017年底农村人口5.8亿,人均纯收入13432元。单从静态数据看,40年间3.5亿农民进城,收入增长81倍。可见的现实是,小轿车现在已开始普及。

《大国根基—中国农村改革40年》是“复兴之路——中国改革开放40年回顾与展望”系列丛书之一。作者宋洪远现任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与政策咨询工作。全书由总论和十三个专题组成,回顾农村改革的历程和进展、总结成就和经验、阐述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目标和思路、提出着力推进农村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的举措,并专题研究粮食生产和食品安全、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农业基本经营制度、农产品流通和市场、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城乡发展一体化、农村财税金融制度、乡村治理机制、农业科技创新与技术推广、资源环境与生态建设、农业对外开放、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村扶贫开发,客观分析各项政策利弊,堪称40年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一部“百科全书”。

被逼出来的承包制

“农业稳则天下稳,农民安则天下安。”可以说,吃饭问题是破解“三农”(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根本前提。大集体时代的劳动生产看似热火朝天,但人们普遍出工不出力,效率低下,饿肚子司空见惯。作为农村土地责任承包制的亲历者,笔者至今依然清楚记得,1978年前,老家全村数十户无一例外都缺粮,每年总得用南瓜或红薯顶上一阵口粮。吃尚且如此,穿着只能甩在一边。当年叫得最响也很光荣的口号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至于住房,村里更是多年未有新建。

实施土地责任承包制后的第一年,温饱问题便在许多地方得到较大程度缓解。有的情况变化得太快,让人始料不及。如当年笔者家乡镇上唯一的粮店和唯一的棉花采购站门口排了很长的队,过去用于存放粮食的粮仓很快粮满为“患”。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全国粮食产量6000亿斤,年人均500斤。虽然近年来耕地有所减少,但截至2017年全国粮食产量仍达1.2万亿斤,年人均905斤,尤其肉禽蛋等食品得到极大丰富,已成了农村家庭的“家常菜”。

理所当然,本书浓彩重墨阐述土地承包责任制。责任承包制的开创性意义,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以契约形式厘清了各方责任,打破了大集体时代那种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差一个样的“大锅饭”机制,有效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真正实现了多劳多得;二是对私权表现了极大尊重,但智慧地回避了土地产权这一根本性的敏感问题。在路遥的小说《平凡的世界》里,小组长孙少安带领组员开荒种粮虽然增加了口粮但还是被查处,正是受困于当时的这一政策。时至今日,虽然各地承包制已多次优化调整,但基本面没有变。足见,责任承包制是稳定农村根本大局的基础性政策。

此后,我国改革开始从农村向城市、从农业向工业等多个产业的推进。2006年1月1日,在我国延续了千年的农业税被废止,随着农业补贴政策的建立完善,数亿农民收入有了更多保障。

外出务工盘活了农村富余劳动力

中国农村问题绝非狭义上的农村问题,或者说不只是局限于农村地区的问题,如在改革大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农民工。2017年,我国农民工人数高达2.7亿,相当于印尼总人口。除了户籍不同,进城农民工从事工种粗脏累活,逐渐走向了大多数行业和岗位。外出务工盘活了农村富余劳动力,农民工为农村赚回了大量资金。

依据《大国根基—中国农村改革40年》简单梳理,我国涌现亿万农民工的历史背景,主要有三:其一,各地农村总体上面临着人多地少局面,劳动力富余现象突出;其二,改革开放后,包括乡镇工业在内的工业发展迅速,尤其沿海“三资”企业的“三来一补”生产模式,导致用工数量激增,“人口红利”社会效益显著;其三,务农收入与进城打工的收入存在巨大落差,外出务工收入在农村家庭中占比始终极高,这也是吸引众多农民纷纷进城务工的动力源泉。如果说土地承包责任制有效释放了土地效益潜能,那么农民工现象,则激发了劳动力创造更多价值的潜能。

宋洪远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分为五个阶段:限制流动、允许流动、控制盲目流动、规范流动、鼓励流动和推动融入。回望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史,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是城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国家走向富裕的必然过程。只是,中国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规模在全球绝无仅有。时至今日,城乡户籍差别已然大大缩小,有些地方比如广东等地甚至出现了“非转农”比“农转非”更难的现象。

农民工为家庭带来了更多收入,提升了农村的生活水平,但他们的行踪具有典型的“候鸟”特征。一年到头只身在外,妻儿老小全在农村老家,养老、教育、子女监护等均存在较大风险,尤其留守儿童成了大问题。另外,由于进城务工者大都是青壮劳力,此消彼长,农村的生产能力和热情自然受到削弱。还有,媒体多年来的各类采访调查结论高度一致,那就是“农民工二代”鲜有愿意回乡务农。虽然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民工通过购房等方式实现了户籍身份转变,但仍有相当数量的农民工视土地为自己的最大保障,这源自老一代农民工浓厚的乡土情结。

新时代农村发展的新课题

今天,从南到北我国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农村水、电、气、房、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速,农村教育、文化、卫生、社保等社会事业(均实现)快速发展”,“中国8亿人脱离了绝对贫困”,其中主要是老少边穷的农村地区。

《大国根基—中国农村改革40年》对农村改革发展给予了充分肯定,又以极为严谨的态度,科学公允地分析了其中的得失。作者在前言中就直陈“新时代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在‘三农’领域中表现得更加突出”。在新时期,农村发展依旧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比如城乡差距、东西部不平衡,农民收入来源仍旧较为单一,农村经济抗市场风险能力依然很弱等。综观世界经济发展历程,从来就没有一帆风顺的发展,也没有一劳永逸的发展。而只要有发展,必然有风险与机遇、发展与挑战并存,必定充满曲折,甚至历经险滩。因为改革本来就是不断破解难题和不断攻坚的过程。正视问题、困难,才能真正找准症结对症下药。

可能肯定,经过40年持续不断的攻坚,剩下的问题大多更难办,骨头更难啃。比如,当今农村改革急需在三方面取得突破:第一,努力推动农村从参与改革到共享改革成果,比如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农村软硬件建设,提升社会保障能力;第二,积极推进城镇化建设,将更多富余劳动力转移出来。2017年我国城镇化率为58. 5%,而“发达国家城镇化率的平均水平要在80%以上”,这意味我国未来城镇化建设依旧任重而道远;第三,继续大力推进精准扶贫。在看到农村大变化的同时,也要看到仍有部分农村地区受历史、地理、气候等原因限制,生活条件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近年来,国家在扶贫方面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就是为了尽力补齐农村发展的这些“短板”。

新一轮农村改革,是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深入发展的进程中展开的,是在工农、城乡发展总体失衡尚未根本扭转的背景下推进的。所以,作者提出,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既要调整农村内部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又要突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四化”同步发展。

既要冲破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又要突破已有利益固化的藩篱,这意味着要在两难甚至多难中选择,积极稳妥地推进。新一轮农村改革,正处于市场化、全球化程度进一步加深的新环境,这更要求全面提高我国农业的国内、国际市场竞争能力。所以,全面深化农村改革,还需统筹考虑国内、国际两种影响因素,积极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改革没有休止符,人类社会总是在不断突破不断完善中前行。总结改革得失,就是为了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