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工跳槽也是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的体现

从改革开放40余年的经历可清晰地看到,劳动力市场流动,资源配置效率就会得到显著改善,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就有了好的促进因素。阻碍劳动市场流动,资源配置效率就会趋于下降,这会损害未来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员工跳槽今天已司空见惯。俗话说人往高处走,高处当然是更好的工作环境和平台、更大的发展空间、更高的收入。人寻求更大的利益,是一种理性行为,符合经济学常讲的理性经济人假定。当然,有一部分人是被动跳槽,有些是解决分居问题,有些是为了孩子求学,还有些是为了尽孝。无论主动跳槽还是被动跳槽,一般情况下,都经过深思熟虑。

假如跳槽的员工是单位骨干,那对原单位是有损失的。因为随着该员工的流动,原先团队就可能弱化,甚至解散,原单位的部分岗位可能运转不畅,原单位对该员工的人力资本投入也收不回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原单位就会想方设法留住要流动的员工,比如升职加薪、匹配竞争对手的工作条件等。当然,这招未必管用,有时候流动并非出于单一的物质动机。一个人既然打算流动了,那就是原单位有些条件无法匹配,比如工作小环境、团队、工作平台等。这时候强留也没意义,即便该员工走不了,也没心思努力工作,反而会给其他同事传递负面情绪,影响组织的工作效率。

过去劳动力市场还不发达,企业也不习惯员工跳槽。每次遇到员工跳槽,无论员工是不是骨干,都会设置各种障碍以求阻断流动之念。实际上,这并非出于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考虑,往往是出于面子。旧思维考虑的是,员工流出,那会让社会看轻自己的企业。所以,员工想流动的话,还得找关系说情。笔者20多年前在一家国企工作,离骨干还有十万八千里。笔者当年想考研,原单位就是不给开证明。而另一个晚进的同事因为有关系,服务期未满却给开了证明。最终笔者效仿该同事,总算跳槽成功。从企业的角度看,年轻员工可替代性很强,笔者跳槽并不会给企业带来任何实质性损失。

从宏观层面看,员工跳槽其实是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的体现。为什么会跳槽?或许一开始员工和企业就误配了。在劳动市场上出现误配的原因有很多,一类因素是信息约束,也就是通常说的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在劳动力市场上,企业通过招聘信息传递需求信息,员工通过投递简历传递供给信息,虽然传递的信息看似充分,其实很不完全。员工并不清楚企业实际运行过程中具体的工作环境和要求;企业也不了解员工的实际经历和人力资本的真实水平,更不了解员工行为的各种特征。在这种双方互相不完全了解的情况下,劳动合同即使签了,双方仍存在严重信息不完全。不完全的程度不同,还会导致信息的不对称,这就可能会导致信息优势的一方会隐瞒真实信息,并试图通过私人信息获利。这些信息约束会导致合同在执行过程中逐步变得低效。随着双方的信息逐步释放,各自都会抱怨对方隐瞒了信息,也会采取相应的行动来回应,跳槽就是员工典型的回应方式;给员工发展和流动设障则是企业常做的事。

另一类因素在于理性的充分程度。员工和企业都可能存在理性约束,从而即便在信息充分条件下,也可能会导致误配。一个简单的例子是,为了降低招聘成本,企业往往会设置学历门槛。但学历和企业所需的能力之间未必对等,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就会对学历产生偏见,从而影响员工招聘。同样,员工在选择企业时,并不把职业规划放在第一位,而更多考虑规模、级别、所在地、行业等,找个大城市的大企业,觉得很有面子,等工作一段时间才发现,这家企业可能不适合自身。理性约束导致的误配在劳动市场上比比皆是,可说是造成员工流动的重要因素。

无论信息约束还是理性约束,都可能导致劳动市场上的供求双方误配,这就需要矫正,劳动力流动就是这种矫正机制。表面上看,员工跳槽是企业的损失,但实际上也是企业改进员工结构的机会。对企业来说,寻求更适合的员工;对员工来说,寻求更合适的企业。双方都能通过流动改善资源配置水平,而全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也会因此大幅度提升。从这个角度上说,促进劳动市场流动性有助于经济增长。

在劳动市场还不怎么发达时,劳动力流动更为重要。当年大学毕业生按计划分配。笔者第一份工作就是因所在地的企业在学校下了个指标,相关信息只有最简单几条,到了所在地,多方打听,才略微了解些这家企业的基本情况。而那时新员工的信息只有毕业的学校和所学专业。不存在投简历、笔试和面试等环节。可以说,企业和毕业生双方在极度不了解的情况下达成的劳动合同,还不是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而是几乎没有什么信息。这种情况类似从前的指腹为婚。由于信息高度缺失,那时候的企业劳动力严重误配。所以,随着劳动市场的逐步改革,劳动力流动性短期内快速提升,即便企业处处设障,也无法阻止这种流动的大趋势。而正是这种劳动力的逐步流动,推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

从改革开放40余年的经历可清晰地看到,鼓励劳动力市场流动,资源配置效率就会得到显著改善,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就有了好的促进因素。阻碍劳动力市场流动,资源配置效率就会趋于下降,这会损害未来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