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大卫·休谟的 贸易平衡观

大卫·休谟是古典经济学先驱之一。他强调国际贸易和自由竞争会促进各国利益协调,共同发展,发达国家不应对别国的进步心存疑惧,猜忌贸易伙伴。实体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一国的贸易能力,一国贸易失衡的原因不在贸易,而在于该国自身。

18世纪,重商主义日渐式微。在英国,一些学者经过批判与反思,提出了一系列超越重商主义的经济理论及政策主张,由此形成了催生古典经济学的土壤,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年—1776年)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虽然被视为古典经济学先驱,但休谟其实把更多精力和时间放在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等领域,经济学论文只占他论着的很小一部分。很多经济学家为此深感惋惜。美国当代学者斯坦利·布鲁在《经济思想史》中就大为感慨:“在所有的古典经济学先驱者中,休谟的思想和亚当·斯密最接近。如果他着有完整而系统的经济学文集的话,那么他将成为最杰出的经济学创始人之一。”

事实上,休谟和斯密是一生的好友,休谟的思想对斯密产生了重要影响。休谟的哲学思想一度被认为是“异端”,年轻的斯密在牛津大学读书时,曾因被发现藏有休谟的《人性论》而险些被学校开除。休谟的经济学论文主要收录在1752年出版的《政治论丛》中,其中《论贸易平衡》《论贸易的猜忌》两篇文章精彩阐释了贸易问题,严厉抨击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

重商主义者把国际贸易看作争夺金银,极力主张顺差,推崇贸易保护,而休谟以供求原理和货币数量论为理论基础,认定国际贸易从长期来看将自动趋于平衡,重商主义者积累金银的策略结果将适得其反:“一切东西的价格取决于商品与货币之间的比例,任何一方的重大变化都能引起同样的结果——价格的起伏。这是不言自明的原理。商品增加,价钱就便宜;货币增加,商品就涨价。反之,商品减少或货币减少也都具有相反的倾向。”贸易顺差使一国积累了更多金银,但随着货币的增加,该国价格水平将上升,国内商品相对于国外商品价格更贵,结果该国会增加进口,进而货币外流、顺差减少。反之,贸易逆差使一国货币减少、物价下降,该国商品相对于贸易伙伴更便宜,于是进口减少、出口增加。由此,国际贸易将自动趋于平衡。这一原理,被后世称为“价格—铸币流动机制”。

根据这一原理,一国贸易失衡的原因不在贸易,而在于该国本身。因为,实体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一国的贸易能力。货币“只是人们约定用以便利商品交换的一种工具”,而“劳动产品的储备……乃是一切实力和财富的根本”。贸易是互通有无,互利互惠的自发行为:“担心钱币会离开一个有人力有工业的国家,就像担心所有的泉源和江河会干涸一样。”显然,如果一个国家想增加出口,就要练好内功,大力发展本国实体经济,提高本国商品竞争力,而不应埋怨贸易伙伴,推行单边主义实行贸易保护,否则必然损人害己。

然而,总有些国家以商人狭隘的眼光看待国际贸易,猜忌贸易伙伴,觉得别人通过贸易占了自己的便宜,18世纪亦是如此。休谟在《论贸易的猜忌》就有这样的分析:“在那些商业上有所进展的国家之间,最常见的现象是:对别国的进步心存疑惧,把所有的贸易国家都视为自己的对手,总认为别国的繁荣昌盛必然会使本国蒙受不利。”休谟强调,各国优势不同,任何国家的产业都不可能那么精良和完善,以致对他国无所需求。各国通过自由贸易交流商品、人员和技术,会相互促进经济发展。18世纪英国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于外国在发展工艺技巧方面的早期成就,直到今天我们也是应该感到庆幸的……尽管我们的制造业处于领先地位,但在各种技艺方面,我们仍无时无刻不在采纳邻国的发明和革新。”而且一国发展水平越高,商品需求就越大,从而为他国创造了更多的市场机会,对他国发展是有利而非有害的。正如休谟所言:“任何一个国家的商业发展和财富增长,非但无损于、而且有助于所有邻国的商业发展和财富增长。”

休谟从以下几方面论证他的观点。一国工业的发展,在技艺上的成果总会使别国受益,而且受益方并不只是限于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将英国今天的情况同200年前作一比较,就可明了。200年前,英国的农业和制造业的技艺都极其粗糙和不完善。从那时以来我们所作出的每一项改进,都是仿效国外的结果,对于外国在发展工艺技巧方面的早期成就,直到今天我们也是应该感到庆幸的。这种对我们有利的交流今天仍然受到鼓励。因为,尽管我们的制造业处于领先地位,但在各种技艺方面,我们仍无时无刻不在采纳邻国的发明和革新。”

不止如此,国际贸易还将大大促进各国间的自由竞争,激励各国人民更加勤勉努力,促进各国不断改进技艺和创新产品:“各国之间你追我赶的竞争,反倒会使各自的工业蓬勃发展。”如果一国坐拥有利条件而在某一产业仍然失败,“那只能埋怨自己的懒惰或经营不善,而不应归咎于邻国的工业。”

休谟就是这么强调国际贸易和自由竞争会促进各国利益协调,共同发展的。他直言:“不但作为人类的一员,我要为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甚至法国的商业繁荣而祈祷,而且作为一个英国国民,我也要为它们祈祷。”

尽管“价格—铸币流动机制”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但休谟对贸易的认识在21世纪依然有其价值和意义。

(作者系青年经济学者、银行从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