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新实验法追寻贫穷的根源与治本之道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重又将目光投向了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颁给了印裔美籍经济学家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法裔美籍经济学家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

贫困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扶贫政策大都以失败而告终?穷人为什么会陷入无法逃离的“贫穷陷阱”怪圈?学者们一直在孜孜不倦地追根寻源。缪尔达尔从制度安排、人们对教育和生活的态度等方面深刻剖析南亚国家贫困的原因,刘易斯通过构建“二元经济”模型揭示发展中国家贫困及经济发展速度缓慢的内在根源。舒尔茨认为,传统农业投资收益率太低、不重视人力资本投资是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中应特别考虑的问题。舒尔茨还提出了“穷人经济学”概念。阿马蒂亚·森认为分配机制不合理是造成发展中国家不平等与贫困的原因。他强调增加穷人选择机会的能力比扶贫更重要。迪顿则指出,政府无法提供服务和保护是产生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国家与积极活跃的公民实现有效互动,能形成战胜贫困所需要的经济增长。除医疗和技术援助外,他不赞成直接援助贫困,或直接把资金给穷人。

经济学是在总结经验事实的基础上,提出理论即因果关系的实证科学或经验科学,并用实验的方法来验证相关命题。传统的实验方法主要是实验室实验法。这种在人工环境中的实验,虽可避免干扰因素,却也存在外部有效性问题,即不能确信在实验室中发现的规律在多大程度上能推广到真实世界。随机实地(田野)实验法则是通过走进和介入实际,不断用事实和证据验证命题和理论。这在方法上既包含了对现实的干预,又超出了实验室之外,便于发现真实世界的规律。尽管面临着成本、伦理上的问题及学术上的非议,但展现了较强的生命力,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科学实验方法。

最早将实验方法运用于经济学研究的是美国经济学家弗农·史密斯。他获得了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史密斯采用人工可控实验法,检验竞争性价格机制、拍卖理论,以此来完善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他还发展了经济学领域的“风洞试验”,主张在实施经济政策前,先在实验室里模拟运作。

巴纳吉、迪弗洛和克雷默则将随机实地实验的方法引入经济学研究,通过观察发展中国家穷人的微观行为,去弄清他们为什么会贫穷,贫穷又会导致哪些特定问题等。巴纳吉与迪弗洛花了15年时间,走进五大洲许多国家的穷人世界,调查贫困人群最集中的18个国家和地区,从日常生活、教育、健康、创业、援助、政府、非政府组织等多个方面发现贫穷的真正根源。这些研究成果体现在他们于2011年合着的《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以及巴纳吉的《穷人经济学》等着述和论文中。他们认为,穷人缺乏的信息和教育、市场和政府缺陷,是导致贫困的主要原因。扶贫政策大都失败的原因,在于对贫穷的理解不够深刻,外部援助对扶贫不起作用,是因为援助越多,穷人的依赖性越强。他们因而主张,为避免扶贫政策的失效,首先要了解穷人的生活、想法与可能的反应。2003年他们发起创建了旨在确保扶贫政策的制定基于科学依据,以减少贫困人口的阿卜杜勒·拉蒂夫·贾米尔(Abdul Latif Jameel)贫困行动实验室(JPAL),并担任该实验室负责人。JPAL对更好地推广随机实地实验方法并应用到理论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至2010年,实验室研究人员在全球40个国家完成或开展的实验项目达240多个。

克雷默也是发展经济学新实验方法的探索者和践行者。他认为,随机实地实验是一种利用有限资源产生最大效果的可行路径,能帮助经济学家更紧密地接触现实,能不断调试有关贫困的理论与政策。他不仅研究调查了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卫生、水和农业,还致力于慈善事业的研究,以帮助全世界贫困人口。他在一系列关于肯尼亚学校教育的随机对照试验中,发现小学按学生表现分成小班将有助于孩子的教育。他通过在肯尼亚开展的驱除寄生虫计划和水源保护行动,验证了健康投资需要外部干预的看法。

上世纪50至60年代,发展经济学曾盛极一时,但因过于侧重理论分析而对具体问题关注不够,在各国的实践效果差异很大,80年代之后陷于沉寂。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批年轻经济学家将研究对象转向微观主体,即发展中国家的人,使其更具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今年的三位诺奖得主便是其中的翘楚。他们运用新实验方法改变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方向,使发展经济学研究从理论演绎转向具体的社会政策实践,为改善穷人的健康、就学和收入等方面提供了理论和政策依据。

致力于消除贫困的发展经济学,对全面客观评估政策效果,促使宏观减贫与微观减贫相结合,提高政策制定执行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从教育、医疗保健角度入手改变贫困思维,调动贫困人群主动脱贫的积极性,都有重大意义。

(作者系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着有《经济学大师的诺贝尔奖之路(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