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记者 余胜良
家在杭州的吴飘飘早晨8点就被妈妈叫了起来，打开支付宝抢政府发放的消费券，她妈妈抢到了5张（每张10元），而她没抢到。
杭州市政府在3月27日发放第一批消费券：总金额为4.85亿元，3月27到4月2日使用，限量领50元券（满40减10元消费券5张），杭州实体店线下支付通用，街边吃早餐，小店购物，停车和加油都可抵扣。4月3日~5月31日还会继续发放。
当天，吴飘飘就和妈妈一起到了附近的万达广场逛街，在名创优品花了90元，买了两杯奈雪茶花了40多元，用4张消费券抵了40元，自己支付了140多元。
吴飘飘母女消费谨慎，每笔消费都刚好用去一张消费券。 同在杭州的小杨，领到券后就去了嘉里中心和武林银泰广场，吃了两顿饭买了两件衣服，用掉了4张消费券，花费800元，其中一半是本来就要消费的，一半是临时决定消费。
在微博上，不少人分享了自己的消费心得，当天有人为了将5张消费券用出去，花费了2850元。他们已经做好准备，4月3号接着抢下一批消费券。
据杭州市商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3月29日下午4点，已兑付政府补贴2893万元，已带动杭州市场消费4.53亿元，拉动效应达到15倍。
地方政府积极
3月31日上午，深圳市罗湖区向深圳市民发放3000万元消费券。以前也有类似的购物活动，当地政府的预算支出是500万元~600万元。罗湖区商务局局长周建军表示，今年第1期就拿出了5000万元消费补贴，相当于以往的10倍，根据活动效果，还会考虑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罗湖区商贸消费去年产值508亿元，在该区GDP占比中仅次于金融业。
南京市可信数据管理平台监测，今年3月18日至22日，该市共使用电子消费券34522张，总消费金额942.93万元，除去电子消费券抵减金额外，带动消费金额613.16万元。
南京消费券大概带动了3倍消费，不过这显然是统计口径的问题。杭州是将消费券拉动的消费也统计在内，南京则统计用包含消费券的消费额。另外，南京餐饮消费有上百元的优惠券，显然杭州一律10元券的拉动力更强。
不完全统计，现在已有40多个地方政府推出消费券，而且推出地区和金额还在快速增长。
目前发放的渠道，基本上集中在微信和支付宝，发放方式，要么靠抢，要么靠摇。
这是典型的商业思维，抢和摇，显得资源稀缺，这也是商家惯用的手法，抢到或摇到消费券的消费者会珍惜所得，寻机加以变现。如果是普惠制，可能会有一部分就沉淀下去，而且摇和抢可以控制总金额和消费方向。
地方政府发放的消费券，多是限定消费范围，目前以旅游类为多，其次是餐饮和购物类，杭州这种所有商品一视同仁的“通用券”比较少。
地市级政府自发组织的较多，有些甚至是区级政府组织，比如深圳市就是以各区政府的方式分别发放消费券。
也有部分省政府组织发放，湖南是唯一一个省总工会为主发放消费券，而且发放的消费券，是提前一次性发放全年工会节日慰问消费券，总金额标准不超过2100元，在5月5日24时前消费完毕，这相当于提前集中消费。
当地企业也愿意配合政府消费券搞联合优惠活动，深圳市罗湖区的餐饮、汽车、黄金珠宝等行业分别出台配套优惠，一开始就政企合作。3月27日杭州市政府发放的消费券，商家匹配优惠额度11.8亿元左右，相当于消费券的两倍还多。
消费券在资本市场也引起反响，杭州解百（600814）3月27日涨停 ，华联综超（600361）3月30日涨停。
拉动消费明显
地方政府发放的消费券，都不能网上使用，只能在本区域使用，拉动本地消费的目的很明显。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经济系副主任吴斌珍长期从事公共经济学研究，她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政府为了减少企业在疫情期间的失血，已经在减税降负上做了很多努力。今年前2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5232亿元，同比下降9.9%。相信后期财政压力会进一步加剧，因此让政府用大额的财政支出来启动消费并不现实。“我们最希望的是政府用小额的资金支出，激活大家的消费热情，激发企业可利用的资源，尽快刺激消费，推动经济尽快正常运转。” 吴斌珍说。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政府应该多发放消费券，消费券具有强大的拉动作用，而且占用财政资源较少，政府可以承担得起。
发放消费券还有一个好处，只是将萎缩的消费恢复起来，以消费拉动商业以及上游供给，是恢复而不是破坏原来的产业链，也不会导致某些产能过剩。中国多数产业供给过剩，核心在消费，只要有消费，很容易激起产业链。
本次消费券推出金额较大的杭州市，其实早有经验。2009年1月开始，为了应对次贷危机，杭州先后发放了两期消费券。李迅雷团队估算，由于发放10亿元的消费券，杭州市2009年全年社零总额名义值增加约155亿元，也就是实际杠杆系数达到了15倍。如果考虑到在消费过程中缴纳一部分税收，实际杠杆率或许要高于15倍。
尽管各地政府在陆续发放消费券，但是从金额上看还比较小，而且覆盖范围还不够广，另一方面，政府在基建方面动辄都是数万亿投入，很不匹配。
李迅雷认为，政府投资基建是为了稳经济，稳定就业，但是基建投资有很多被浪费掉了，向下传导的链条过长。而且基建不少是增加产能供给，为未来增加了过剩隐患。
所以他认为，基建投入没有消费刺激直接，“消费券相当于发钱，是直接用在老百姓身上，给老百姓补贴，这种刺激的效果最有效。”他主张，不仅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也应该推行消费券，消费券可以采取单人多次领取的方式，而不用限定在一人一次，可以进行全民普惠性的发放，保证一定的广度与宽度。
李迅雷的团队测算，如果全国层面消费券投放的额度为3600亿元计算，按照2019年GDP接近百万亿来计算，则最多提高赤字率0.36个百分点，发放消费券不会对财政产生过大压力。按照10~15倍杠杆区间进行估算，则可增加3.6万亿~5.4万亿消费。
消费券在中国的历史是从次贷危机时开始，除了杭州，成都曾向37.91万市民每人发放100元消费券，公开资料显示其转化为真实消费的比率接近100%。
当时影响最大的是 “家电、汽车下乡”政策，以财政资金针对特定人群、特定商品补贴，实质上与发放消费券无异。
对“家电下乡”，中央和地方财政累计投入补贴资金765亿元，平均向每个农村家庭发放补贴近400元，实现销售额6597.6亿元；对“汽车下乡”，全国补贴下乡汽车、摩托车1791.47万辆，累计兑付资金265.67亿元。
关于发放消费券主体，吴斌珍认为应该以地方政府为主。
吴斌珍认为，中央政府出台统一方案很可能会水土不服，地方政府最了解当地居民和当地经济，往往是出台刺激方案的最佳人选。而且，中央政府需要平衡，如果给不同地方不同的方案，或者不同的消费券资金，这样的不平等会引发很多怨言，同样的金额则是另外一种不公平，因为各地的消费水平差别很大。另外，把所有的财政压力集中到中央，也会让中央不堪重负。
“因此在我看来，中央统一来做不现实，也不是最优方案。但是中央也不能袖手旁观，无视地方政府主导刺激消费方案的弊端。中央可以通过转移支付来缓解地方财力的不平衡问题，同时如果跨省消费比较多，可以进行跨省反补。消费券的可追踪收益企业的特性为这种省级之间的反补创造了可能性。”吴斌珍表示。
公平问题
当前各地政府出台的消费券，主要是面向餐饮、旅游、线下娱乐，文化类的消费，都是受疫情影响比较大的领域。
各地政府发放消费券都是在本辖区实体店使用。吴斌珍认为，地方政府自然会为刺激地方消费进而拉动地方经济而努力，对跨省消费不友好是可预见的，而且地方政府财力相差很大，有些地方没有财力刺激消费，经济启动慢，有些地方财力充足，经济启动快，这会加剧地方之间的不平等。
对于消费券发放的密度和广度，吴斌珍建议，可以用一个适中的金额，一轮一轮的实验，在时间设置上不能太长，最好在一个月内就要用完消费券，过后看经济启动情况，可以酌情调整频率和金额。
目前来看，很多对方政府发放消费券的有效期都低于两个月，有些是一周有效，然后再发放下一轮。
消费券解决了效率问题，但另一方面，对那些没抢到的人，是否没有解决公平问题？
在上海工作的李胜认为，政府补贴的消费券通过某个支付平台抢，有失公允，对其他电商或者其他线下不支持该平台的商户不公平，另外对那些不怎么用或者不能熟练运用该平台的群体来说也很不公平。
如此推论，消费券用摇号的方式也难言公平，摇到多少全看运气，另外有家庭收入已经很高了却获得了消费券，而有些家庭很贫困，却没有摇到消费券，这也是公平问题。
吴斌珍认为，如果消费券是定向某种非必须商品，导致只有需要这些定向商品的居民才能真正享受折扣，会造成不公平的问题。实际上，低收入家庭可能没有足够的财力来享受这些限定商品的消费券，还可能出现一些不够理性的居民因为折扣购买了需求不大的产品，挤出了真正需要产品的购买，因此虽然享受到了折扣，福利水平的提升却不及财政补贴成本，这是一种效率损失。 一些地方的消费券涉及了区域（甚至厂家、门店）限制，有消费门槛的限定，或者消费方式的限定，这些不利于刺激消费，会减少大家购买的欲望。
她认为，消费券发放人群的范围不宜太窄，最好是广覆盖，不限条件。
消费券还可能会造成一些薅羊毛等行为，李迅雷认为，薅羊毛等事情肯定会存在，但不能因此却步，薅羊毛只是少数，不会影响整体效果。
吴斌珍认为，目前的信息技术已经比较发达，使用消费券需要用身份证认证，发送确认短信等手段都比较成熟，而且政府消费券的金额不宜过大，这也限制了逐利空间。另外，各个地方最好使用不同的平台，增加不法分子攫取大额收益的难度。
目前各支付平台正深度参与各个地方政府的消费券发放，支付平台相当于实施出口角色，地方政府研究方案，在支付平台中执行。
选择支付平台，还是因为支付平台使用范围广，易操作。微信方面回应证券时报称，微信支付月活用户超过8亿，绝大部分市民都可以低门槛的领券及使用。微信有公众号、小程序等产品能力，能承载电子券的发放、核销等全流程。此外，绝大多数线下商家接入微信支付，符合用户使用习惯，用户每天都会多次打开微信，方便政府发布信息并被目标对象广泛关注。此外微信能够按指定发放规则下发给特定人群。
吴斌珍认为，对于支付平台无法覆盖的群体，特别是低收入阶层和老年阶层，有必要利用民政系统，以及居委会、街道办这些线下组织来补充发放。
给困难企业直接输血
吴斌珍说，中国民间储蓄率高，大部分家庭账户上都有余钱，当前消费没有启动的主要原因，是不少地方政府一边强调不要阻挡复工，一边又反复强调防范风险的优先级，基层依然把防范风险放在第一位，地方政府刺激消费、启动经济的政策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我觉得政府官员带头去餐馆吃饭、去商场购物，这种可以安全消费的信息传递很有意义。”吴斌珍表示，舆论宣传也需要引导大家走出过度防控误区，强调有零星的新增病例并不可怕，引导恢复正常生活消费的安全感，积极报道“安全”、“可控”的状态，当然这需要建立在的确安全可控的事实基础之上。
“这方面还是要多算算经济账，防范疫情有必要，但是必须意识到防控的成本。”吴斌珍认为，目前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是大量中小企业倒闭，失业人数急剧上升，家庭破产比例攀升，这场疫情会转变成一场元气大伤的持久灾难。她认为，短时间内，在国外疫情快速蔓延的背景下，中国的防控措施不太可能松懈，消费环境也不太可能正常化，因此用消费券启动消费面临很多困难。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白重恩教授前一段时间曾提出“睡美人”的说法，强调如果企业在“睡眠期”没有失血过多死去或元气大伤，那么醒来以后就可以恢复原样，没必要给她催肥。
吴斌珍认为，白重恩教授这个说法很有道理，强调不过度刺激，但同时强调了要在疫情期间保住企业的命。吴斌珍建议，尽快给困难企业直接输血续命，在防控解除之前，直接输血比消费券更及时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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