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时世的经济学和经济学的艰难时世

不该忘却的“艰难时世”

在将外文著作译为中文的过程中，经常会有对原作标题进行修改的现象。这种修改有好有坏，好的修改可以画龙点睛，在把握原著主题的同时更好激发读者的兴趣；而糟糕的修改则会弄巧成拙，既扭曲了原著的主题，又打消了读者的阅读欲望。

在我看来，2019年新科诺奖得主的新书《好的经济学》的中文版书名就属于后一种情形。这部新作的英文原名叫GoodEconomicsinHardTimes，直译应该是“艰难时世的好经济学”。去年在读这本书的英文版时，我就觉得这个书名起得非常妙：一方面，它非常有文采。显然，这里的“艰难时世”一词，借鉴自狄更斯的名作，而“好经济学”又恰好和它形成了鲜明的对仗，从构词角度看是相当完美的。把“艰难时世”这个去掉，就很难体现出原文的优雅，让其文采大减。另一方面，“艰难时世”和“好经济学”其实是作者在书中讨论的两个重点。“艰难时世”是展开关于“好经济学”讨论的背景，而“好经济学”的构建则完全是建立在对“艰难时世”的回应之上。而一旦删去了“艰难时世”，只保留“好经济学”，则非但难以统摄全书主题，更为麻烦的是，现在有些信奉极端经济学思想的人很喜欢把自己崇尚的一些简单教条冠之以“好经济学”之名，因此，这个名字还很有可能让人们对书的内容产生严重的误解。

当然，虽然这部书的中文名起得并不是那么恰当，但并不至于掩盖本书的价值。事实上，这书的内容十分“硬核”，也十分发人深省，可谓是近年难得一见的佳作。这本书的英文名已经点明了一切——它的目的就是试图在“艰难时世”之下，尝试一种“好经济学”的构建路径，以便让经济学重新伟大起来。

在我个人看来，作者在书中提到的“艰难时世”其实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是指我们这个时代所遭遇的经济艰难。当前，全球的经济都进入了一个“困难期”。近年来，全球各国的经济增长和生产率都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而收入分配恶化、全球气候变暖、技术性失业、反全球化等问题则比过去任何时间都更困扰人们。如何对这些问题的成因给出解释，帮助政策制定者走出艰难时世，是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理应肩负的使命。两位作者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就构成了这部书的明线。第二个含义指的则是经济学和经济学家所面临的艰难时世。尽管两位作者在书中并没有直接点破这一层含义，但他们却在书中忧心忡忡地指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公信力正在遭受到巨大的挑战。现实中，经济学家们经常被人们指责没能对现在的各种问题事先提出预警，而当问题发生之后，他们又难以及时给出应对的药方。过去，当经济学家阐述自己的观点时，他们通常可以收获鲜花和掌声，而现在，即使耐心的聆听也成了奢侈品。为什么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境遇会变成这样，又应该怎样扭转这一趋势？对这些内容的回答，则构成了这本书的暗线。

“坏”经济学是如何变“坏”的

在全书的写作中，巴纳吉和迪弗洛采用了一种对比方法。在对每一个话题展开讨论时，他们通常都会列出现在流行的、“坏”的经济学是如何理解这些问题的（这里，我把“坏”打上了引号，因为这些经济学理论本身可能并没有问题，只不过是被错误地加以使用罢了），然后对这些“坏”经济学展开剖析，找出这些理论“坏”在哪里，最后再在此基础上提出关于这些问题的“好”经济学应该是怎样的。这些讨论是围绕着一个个的问题展开的，作者并没有特别花心思去归纳所有“好”、“坏”经济学的特征。那么，一种经济学理论在现实中究竟是如何变成“坏”经济学的呢？根据书中的意思，我总结了如下几种可能：

一是理论的应用者过于恪守经典理论的教条，而忽略了现实情况的复杂。至少从马歇尔开始，经济学家就尝试建立一个像物理学一样科学化的经济学。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之下，经济学家们努力地借助手中的数学和统计工具，终于从各种纷繁复杂的现象背后抽象出了一系列具有共性的结论，这些结论就是我们在教科书上学到的经典经济理论。这些经典经济理论固然是极具价值的，也是非常有用的，但它们本身也是高度简化和抽象的。如果在运用这些理论时不把它们抽象掉的假设还原回去，就很可能会给我们造成严重的误导。这就好像，经典力学在建构时，是从一个无摩擦力的世界开始的，但是如果我们在运用这些理论时不把摩檫力加进去，那么理论本身就很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在全书的开始，巴纳吉和迪弗洛讨论了一个非常有争议性的话题——移民问题。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人口在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流动变得越来越频繁。然而，在不少地方，本地居民和政府都对外来移民持有一种深深的敌意。支撑这种敌意的是一套简单的经济学理论：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的供给增加会导致工资的下降。移民的涌入显然是一种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因而这可能会压低本地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本地居民的收入当然也就会因此而下降。这套经济理论是如此的简洁明了，不花吹灰之力就说服了很多移民流入地的民众和政府。为了保护本地居民的利益，很多地方由此出台了政策，对移民进行限制。

然而，以上经济理论的预言对吗？答案是否定的。巴纳吉和迪弗洛在书中指出，很多实证的证据都表明，移民并不会降低本地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甚至在不少地方还会对本地工资水平起到提升的作用。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是以上理论的逻辑出了什么问题吗？当然不是。应该说，以上理论的逻辑是严密的，本身没有毛病。但是，作为一个理论，它却抽象掉了很多的现实因素：首先，在现实中，劳动力市场可能是分层的，外来移民涌入的只是低技能市场，而本地居民则更多在高技能市场工作，两者是分开的。在这种条件下，移民的增加就不会对本地居民的收入直接产生负面影响。其次，移民的技能经常会和本地居民的技能形成一种良好的互补，从而让他们所能创造出的财富价值获得提升。所谓水涨船高，创造的财富多了，本地居民的收入也可以因而获得改善。再次，移民还可能带来很多正面的外部性，例如他们会带来更为丰富的文化、创造更新的产业，这些都可能会引发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增加。如果考虑需求和供给的同时增加，那么本地居民的利益完全可能随着移民的增加而增加。

通过以上例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经典的经济学理论，如果不考虑现实的具体环境而加以应用，就可能给人们带来严重的误导，也让它们本身沦为“坏”的经济学。

二是理论的应用者对于自己掌握的知识过于自负。网上有一个流行的段子，说：“世上有一种冷，叫做你妈觉得你冷”。看到这个段子，想必很多人都会会心一笑，脑中浮现出每年天还没大冷时就被自己的母亲叮嘱着穿秋衣秋裤的情景。在家庭生活中，这种现象并不是什么问题，相反，还透露出浓浓亲情和温馨。但如果类似的现象发生在政策制定领域，那结果就可能并不那么美好了。在很多时候，决策者们的自以为是很可能会严重影响政策效果，甚至让其适得其反。

很多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上都会谈到一套食品券的理论，大意是在对穷人进行补贴时，应该将补贴的范围限制在食品、教育等一些特定的领域。学习这个理论时，我曾困惑地问老师：“根据理性假说，将补贴资金直接通过现金的形式发放不是可以更好地提升被补贴者的效用吗？”老师听完我的问题，微微一笑道：“对，如果通过现金发放补贴，确实可以让被补贴者获得更高的效用。但是，从长期看，这未必是对他们有利的。想象一下，他们很可能把这些钱拿去酗酒或者赌博。这虽然能让他们短期内感到很快乐，但长期来看，它又会留下什么呢？”

转眼之间，距离这次课堂问答已经过去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但时至今日，我还记得老师当时向我投来的微笑。在这个微笑中，分明带着一种真理在握的自信。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不断看到类似食品券的政策出台，而经济专家在解读这些政策时，也经常会透出和那位老师相似的微笑。作为一个经济学的学习者，我是认同专家们的这种观点的。我相信，作为专家，懂的当然要比一般老百姓多，根据他们的理论制定的政策当然也会比人们自发的选择更能从长远促进他们的福祉。但在后来逐渐接触真实世界后，我的这种信念就慢慢动摇了。是的，在某些领域，普通人确实不会有专家那么想得长、想得远，因此他们需要一些政策来引导行动。但在更多的领域，人们其实要比专家想象中的来得更加理性，而与他们的理性相比，专家在办公室里研究出的理论反而可能是苍白的。

《好的经济学》中提到了一个例子，说是一个摩洛哥人把食品补贴款拿去买了电视。两位作者起初感到很奇怪——对于人来讲，食物等基本需求不是比电视更加重要吗？为什么这位受补贴者在拿到补贴后却会把钱花在电视这种非必需品上呢？通过访谈，他们终于揭开了谜底。根据这位摩洛哥人的叙述，虽然现在他吃得并不太好，但营养的摄入其实已经足以满足其工作和生活的需要，花更多的钱在食物上并不会对他的生活带来进一步的改进。相比于食物的匮乏，让他更觉得难以忍受的其实是生活的单调，而电视的购买则可以帮助他摆脱这样的单调。从这段不长的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到，至少在某些时候，政策对象的某些“非理性”行为其实并不是像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想象的那样“不理性”。正好相反，它们其实是一种深思熟虑后的决定。

不过，经济学家却经常忽视人们的这种理性，进而提出很多看似不错的理论。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理论由于其理论结果的完美，因而十分容易被决策者所采纳。例如，有经济学观点认为，农户收入难以提高，是因为他们种植的是低利润的粮食作物，而不是高价值的经济作物，如果可以改种经济作物，就会让农民收入大幅提升。很多地区的决策者认可了这一观点，于是通过行政命令，要求农民放弃种植粮食，转而种植经济作物。然而，这些努力中的大多数都失败了。不久之后，这些改种经济作物的地区都先后出现了作物歉收、作物收购价格大幅下降等问题，很多农民铲除了种下的经济作物，改种回了粮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经济学家和决策者们只是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自以为掌握了一切。事实上，经济作物虽然价值更高，但其收成风险、市场风险也通常会高于粮食作物，如果综合这些因素，那么农民选择种粮食而不种经济作物就是一种理性选择。

三是理论的应用者只聚焦于问题的某些方面，忽略了其他方面。任何一个经济理论都有其分析的范围。对于理论家来说，他们当然可以让自己的理论局限在一定的范围中，让这个理论只回答一个问题。但对于政策制定者，所要考虑的问题却很多。他们必须同时应对所有问题，而不能只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或几个问题之上。这种理论与政策在目标上的矛盾决定了将经济学简单应用于现实，就很可能让它们成为“坏”理论。

举例来讲，在《好的经济学》的第三章，巴纳吉和迪弗洛讨论了贸易问题。对于经济学家来说，自由贸易会促进贸易双方的利益几乎已经成为了一种常识。早在两百多年前，李嘉图就提出了著名的“比较优势”理论。根据这个理论，即使一国在所有商品的生产率上都胜过其他国家，它也可以通过贸易来获益。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李嘉图的这一理论都被人们所深信，各国也纷纷根据这套理论加大了开放，增加了贸易。然而，在近些年，各国对自由贸易的疑虑却不断增加，很多人都认为自己并没有从贸易中获益，反而从贸易中受害了。

那么，是李嘉图的理论错了吗？并不是。李嘉图在其理论中所谈到的“获益”，其实是从一个经济体可能消费的产品总量上来讲的。通过贸易，各国可以让消费产品的总量获得增加，这一点不假。但是，这个效应只是总量上的，并没有考虑贸易带来的分配效应。在现实中，贸易可能消灭某些产业，而由于“黏性”的存在，这些产业的从业者可能无法像经济理论假设的那样，顺利转移到其他领域。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收入就可能会因为贸易而下降，因而也自然没有机会来享受贸易带来的丰富产品了。从这个角度看，当前影响国际贸易的主要问题，并不出在总量，而是出在结构和分配。如果没有认识到这点，简单套用李嘉图学说，那么即使这样一个曾被萨缪尔森称为经济学中最优美理论的观点，也可能在现实中沦为“坏”的经济学。

“好”的经济学从何而来

在分析了“坏”的经济学究竟为何会“坏”之后，我们从观念上就很容易知道应该如何在艰难时世之下去寻找“好”的经济学了。简单来说，它应该摒弃对于经典理论的迷信，抛弃我们本身的自大，避免片面的视野，更多地把经济理论还原到现实当中，去揭示真现象、解决真问题。就像两位作者在书中指出的那样，“好的经济学”并不执念于某种教条，而会把理论的预言作为假设，将它们放在具体的情形中去反复检验，其过程，就像医学家们研发癌症的治疗方法一样。

对于两位作者的上述态度，我完全同意。但是，知易行难，即使知道了这些，也不意味着“好”经济学会来得那么的容易。

首先，从生产环节看，要“制造”一种好的经济学其实并不容易。一种“好”的经济学，不仅需要在其理论逻辑上是自洽的，而且需要在应用当中是符合实际，并且产生效果的。在近二十多年来，经济学家已经开始注意到了这一点。因此，整个经济学的主流研究方法已经从过去的重理论推演转向了现在的重数据实证。“因果关系”已经成为了经济学论文中最为常见的词汇。为了对因果关系，经济学家们引入了很多方法，除了巴纳吉和迪弗洛借以斩获去年诺奖的随机控制实验（Random ControlledTreatment）方法外，工具变量、倍差法、断点回归、合成控制、倾向性得分匹配等方法都被广泛地引用到了经济学的研究中来。但这样的结果并不理想。经济学家们的论文变得越来越精致，但他们得出的结论却似乎越来越琐碎（triv－ial），在指导实践时也似乎越来越没有可参考性。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问题的很大一部分就出在因果这个概念本身。

经济学要探究因果关系，这一点并没有错。但是，关于什么是因果，经济学家们给出的理解却是有问题的。现在经济学中常用的因果关系，主要是类似医学研究的“处理效应”（treatmentef－fect）：在其他条件相同（ceterisparibus）时，如果X对Y的TreatmentEffect是显著的，那么我们说X构成Y的原因，因此我们就可以通过干预X来影响Y——虽然没有确实的证据，但我觉得这种因果关系的流行是和经济学的“比较分析”传统分不开的。对于这种意义上的因果问题进行思考，其本身当然是有价值的，但是它的结论通常只能适用于一个很小的范围。跨出这个范围，它就可能产生误导。

现实是复杂的，很多因素是相互支撑，相互补充的。用博弈论的话，无数人在进行一个超模博弈（supermodulargame），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因素都是这个博弈的均衡。跳出这个博弈的整体，单个变量的因果本身并没有特别大的意义。在这种条件下，一种更好的因果定义可能是所谓的INUS意义上的因果。

什么是INUS因果呢？这个定义说起来很拗口，根据这个定义，所谓原因，是“结果的一个不必要但是充分的条件中，一个不充分但是必要的组成部分”。打个比方，某本字典上有一句经典的例句，说：“小红去上了大学，我去当了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如果把“光明的前途”当成一个结果，那么显然达成这个结果的路径不止一个，学问做的好，带货带的好，都可以有光明的前途，因此这两者都可能是结果的充分条件。但这些充分条件又要由什么构成？显然这取决于你实现它的路径。如果是做学问，你可能就要李嘉图的理论，就要发论文，这时论文的量才构成了光明前途的原因；如果是带货呢，你要学的就是李佳琦，多琢磨客户的心理，多学鼓动人的技巧，这些技能成为了光明前途的原因。然而，现在的经济学常用的因果关系显然不能帮助人们识别这种意义上的因果。经济学家更习惯的，是找来很多人，然后把他们的收入或者其他什么表示成功的变量对论文量进行一个回归。如果在检验各种内生性问题之后，发现这个统计关系是显著的，他们就会声称，发论文有助于成功。而这些理论反应到具体的政策上，就会变成：要让人们成功，就要增加他们的论文发表数。

这听起来似乎是荒谬的，但也非常无奈。在我看来，如果不从根本上反思因果关系，在更好的因果定义之下建立起一套新的因果识别理论，那么这一现象就很难从根本上得以改观。

其次，除了生产之外，理论的“销售”也会影响“好”经济学的供给。正如巴纳吉和迪弗洛在书中所说的一样，虽然艰难，但很多经济学家仍然在努力地进行着“好”经济学的生产。不过，这些“好”经济学却很难打败那些“坏”经济学。在现实中，大行其道的往往是那些简单化、极端化的经济理论，而那些经过精心打磨检验的理论，却很难被人们所认识。

我想，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固然是和公众的知识水平有关——普通公众很少会接受完整的经济学教育，他们选择观点主要是靠常识和直觉，因而他们往往很难去接受精妙复杂的经济理论。不过，在“好”经济学的沦陷过程中，经济学家们也是难辞其咎的。相比于其他社会科学家，经济学家们要远为傲娇，他们通常更愿意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科学家的形象，拒绝与公众进行交流。就像巴纳吉和迪弗洛在书的开头讲的那样，他们通常只写学术论文，而不写书。既然是这样，经济学家又怎么能把听信“坏”经济学这个“锅”完全甩在公众身上呢？毕竟，思想市场，如果“好”经济学不去占领，“坏”的经济学就会去占领。

因此，如果真要让“好”经济学得以盛行，让经济学重新伟大，那么经济学家们除了做好研究外，还应该讲好故事。从这个意义上讲，《好的经济学》一书的出版，本身就是推进“好”经济学供给的一个重要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