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的商业姿态

你想象中的台北什么样？

从桃园机场出来，路不宽车不快，台北这座城市旧旧的气息，很难让你产生腾飞台湾的印象。但是慢下脚步，细细咀嚼，它的味道却又凸显。如吴晓波(博客)（微博）所言，论雄伟台北不如北京，论奢靡不如上海，论历史不如西安，论妩媚不如杭州，论活力不如深圳，论美食不如广州，但它可能是最好的中国城市，因为它最温和。

温和，更具有敲打人心的力量。

比如，为什么从亚洲四小龙时期的经济狂奔，到2010年GDP先后被广东、山东、江苏超过，看上去日渐式微的台湾土壤，依然可以滋生出一大批优秀企业家，乃至“台湾经验”、“台商精神”？而一水之隔、同宗同源的大陆，在对大陆经济成长速度的一片惊呼声中，在一个个走马灯式的创业奇迹后面，伟大的经济奇迹却没有催生出伟大的公司？

如果说两岸互为镜子，温和，恰恰是今日大陆在狂飙突进的经济建设中淡忘了的一种可贵品质。三十多年过去，大陆企业家的价值得以彰显，但这些个体传奇，归根到底不过是追求物质的欲望释放出来的一种结果，相对台湾，我们能否拥有商业文明，又是什么在阻碍我们拥有商业文明？

——记者此行对这些台湾细节的观察和捕捉，自是为了寻找答案。观察来自商业，答案来自民间。

饶河街的生活与生意

“台湾这个地方已经很成熟了，它形成了自己一贯的品性——从容不迫，宠辱不惊，它不需要和别人说明它是什么样子。”

近距离观察台湾草根商业，最好的地方莫过于夜市。台北夜市众多，相比士林夜市等观光客云集的地方，饶河街夜市涌动的人潮则更多来自本地。

饶河街从台北八德路四段与抚远街交叉口到慈佑宫，绵延将近一公里。这一公里的街道两侧布满门店，再加上道路中间的两排摊位，诸如台中的“太阳饼”，新竹的“米粉”，嘉义的“鸡肉饭”，南投绍兴酒做的米糕，高雄的“山河肉”等等沿街叫卖，场面颇为壮观。

经营小吃，在台湾是一个庞大的产业，也是很多人一生的事业。别看卖小吃的穿着并不讲究，还经常汗流浃背，但满手文身的老板很可能刚刚从美国留学回来，家里有着亿万财产——即便如此，他们照样淡定从容地忙活，完全不介意记者诧异的眼光。

更值得一提的是，像经营小吃这样的生意形态在台湾比比皆是。相比日韩以财阀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台湾中小型企业众多，一个家庭几代人都从事相同小生意的更是数不胜数——这种自顾式的生意形态让台湾整个商业世界显得清爽而多元。

而当记者就此询问这些小生意人时，发现与大陆截然不同，原来并非每个生意人都在以一种力争成为人上人的心态企图做大做强，他们大多无意改变世界，而是固守着自己的小天地，并且过得不错。很多小店存在的意义无非是店主人觉得好玩，或者说得冠冕堂皇一点，因为这是祖上传下来的手艺。于是，漫步台北，你会发现街头很多不起眼的小店都会在它认为起眼的地方展示自己的历史，什么祖传秘方，三代烹煮之类的词汇很是盛行。

“史”的概念便以这种形式在民间绵延开来。

卖粥面的有这个家庭的一段粥面史、卖糕点的有这个家庭的一段糕点史、乃至于什么潮州人史、上海人史……不胜枚举。相比一个国家对于历史的官方表达公开陈叙，这种从草根民间出来的“史”，从个人家庭出发的“史”，隐透着一方地域的胸怀与民本主义色彩。而当“草根史”、“个体史”汇聚成流，往往比“官方史”更加扎实厚重。

事实上，这种历史的多和少，恰恰彰显出这方地域民间的力量究竟有多大。

另一个让记者吃惊的地方是，饶河街夜市上，除了形形色色的小吃，从帽子到鞋子，再到抢手的包包、各种廉价的流行商品，全都充斥其间。再说直白一点，台北的夜市很像如今只能在大陆城乡结合部见到的集市。可尽管夜市里人挤人，吵得要命，地面上竟然见不到垃圾纸屑，人潮的流动也非常有序，店老板不会因为你是外地人第一次来就宰你，即便这里便宜货众多，你也不用担心假冒伪劣，要找好吃的小吃，你只需看小店门口是否排着长队。

排长队是自发的。记者提到请人排队等常见于大陆包子铺的装点门面之举，台湾朋友很诧异，说在这里绝不会发生，“台湾这个地方已经很成熟了，它形成了自己一贯的品性，从容不迫，宠辱不惊，它不需要和别人说明它是什么样子。”

它展现出来的，就是它最真实的样子。

台湾人爱吃小吃，爱逛夜市。外界的眼光常常会认为它过于杂乱、过于生活化，而真正融入其中，你又会懂得它内在的秩序、内生的力量。同样的道理，当你在酒店打开电视，里面充斥的政论节目、八卦娱乐会让你觉得这座小岛乱哄哄的，似乎即将进入癫狂阶段，可等到你真正走出酒店，与电视外的世界交流时，你又会觉得它是那么地平和、自然。

在台北，无论是饶河街夜市里的小商贩、出租车司机，乃至忠孝东路上的年轻人，当那声“谢谢”自社会各处毛孔里冷不丁涌现时，你会发现这个词并非虚伪也非客套，而是整个社会在平静安宁中展现的一种集体人格。

台湾人说，他们不匆忙。这是生活的姿态，进而演化出生意的姿态。

凌晨的成品书店

“很多人说，这种温和是因为中国文化传统在台湾得以完整保留，这话似乎只说对了一半。更恰当的表述是，中国文化通过这里与世界其它文明进行着对话，产生了交通，并且因此有了新的张力。”

一水之隔、同宗同源，台湾何以与今日大陆的集体浮躁截然不同？

从凌晨的诚品书店可见一斑。在台北，24小时通宵营业的除了酒吧、便利店，还有诚品书店。诚品，在台湾人精神世界中意味着骄傲与尊严。这是一种共识，与读不读书没有关系。

诚品书店里铺着实木地板，清洁无尘，方便读书人席地而坐。它的所有书柜面对顾客保持15度后斜，而且书柜都很矮，书架上的书伸手可及。只要你不影响别人买书，一天24小时都不会有人有那份闲情来打搅你。凌晨时分，前来看书的人仍有增无减，有衣着性感的美女，也有年过花甲的老人。他们表情恬淡，目光和缓。

然而诚品书店并非一登场便通宵营业。1995年9月，由于敦南诚品店租约到期，必须搬迁新址，因此举办了一场“今夜不打烊”的告别活动。殊不知一天的活动下来，诚品创下了台湾书店史上的三大记录：单日300万台币营业额、单日5万人以上的人潮、书店一直到凌晨4点都还要排队入场。

可以说，创立20多年，目前在全岛有着数十家分店的诚品书店，也固守着自己的小天地，不求做大做强，它只坚持推出自己认为的好书，不被畅销榜影响，甚至会推荐一些受到冷落的好书，有的书即使在书架上躺上三个月也不把它送入仓库。

更值得一提的是，诚品书店里摆放着很多诗歌或者纯文学类的书。虽然现在全中国的诗人似乎都跑到上海、台北的写字楼里写广告词去了，但不得不说，台北依旧是为数不多的适合文化人生存的地方。

文化带来的产业穿透力有多强，可以参见仅两千多万人口的台湾，一张唱片一首歌就可以影响整个华人世界。再看看它的创意产业，根据《2008年台湾文化创意发展年报》统计，2002年台湾文化创意产业产值为新台币4353亿元，到了2007年，成长至新台币6329亿元(占总体GDP的2.65%)，平均每年增长7.7%，远高于台湾整体经济的平均增长率3.7%。不仅如此，文化创意产业的就业人数也逐年成长，从2002年16.2万人，增至2007年21.1万人(占全部就业人口比重的2.06%)。

如果说这是一种内生力量，外部的支撑同样巨大。

诸如饶河街夜市这种在台湾岛内盛行的大排档式业态，若放在大陆，多半属于城管重点出没路段。而在台北，它被看做是一方地域文化的一种浓缩，不必完全听命于当局。

在台北，你还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楼下是Prada 、Gucci等名品专卖店，装修一流灯火辉煌，可当你将视线稍稍上移，专卖店二楼便往往出现一个悬挂破空调的居民阳台。这样的视觉反差当然不是行为艺术，也并非因为专卖店老板出不了刷墙的钱。在台湾，居民物业都属于私产，一户业主不同意，谁也不敢动修整的念头。因此若是论高楼比硬件，大陆一些二线城市都要比台北来得生猛。

“强拆”，对宝岛人民来说又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词。“一个城市的老房子，它可能不是除之而后快的东西，是可以把它保存住的。”

在龙应台担任台北市文化局长期间，她讲述过这样一个案例：台北最古老的庙宇龙山寺旁边有一条青草巷。因为自清朝以来，人们到那儿求神拜佛，甚至去求一个药方子，得到药方子之后，就到寺庙旁这个五十多公尺的小巷子拿药。这条小巷子有青草的气味，清香扑鼻，但是它很脏、很黑、很乱，砖头铺在水里面，脚踩过去，水都会喷出来。

就是这样一条老得掉牙的街道，同样可以变成城市里有诗意的地方。当时台北市政府和社区讨论，可不可以关门两个月半，由政府来把污水处理好，把路铺好，还在后面修一个文化走廊，把各种草药的名称、历史展示出来。最后，所有事情谈妥，草药街成了城市里一个新的景点。

事实上，正是这种润物细无声，让荷兰人的殖民、日本人五十年的占领，似乎都不曾给台湾文化留下太多伤痕。文化一脉相承，由此造就了台湾人的温和，与温和背后那种默默同化异质事物的力量。

施崇棠与周杰伦

“台湾人的温和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其背后存有一个更根本的终极价值追求。也正因为此，经济发展速度跟不上大陆的台湾，足以造就伟大的企业。”

这种温和的力量在台湾企业家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施崇棠，这位59岁的老人笑得出奇灿烂。他手拿一对指挥棒，嘴角高高扬起。笑容从他出场到另一位主角周杰伦出场，足足保持了几十秒，任由台下记者们自选角度拍照。

此刻，台下举着长枪短炮的记者有数百位，他们从世界各地赶来，这是华硕N系列周杰伦特别版笔记本的发布现场。这样的“秀”每时每刻都在世界各处上演，本不足为奇也不足为记，但之所以这处商业细节可圈可点，恰是因为它所呈现出的那种功夫在诗外的感觉。

首先是敢秀。施崇棠的年龄可以对标大陆的第一代企业家，要想让这个岁数的企业家和周杰伦一起弹《大黄蜂》和《土耳其进行曲》，同时面对台下上百位记者的闪光灯，这显然不比酒桌上的觥筹交错来得轻松；其次是会秀，施崇棠说他为了这个发布会紧张了2天，但是很显然，他对音乐是有爱的。

华硕的总部在距台北一个小时车程的关渡立德街，那里距淡水河出海口约10公里，辖区内有白鹳、琵鹭等多种珍稀水鸟。施崇棠的办公室位于该大厦16楼。办公室里有一间只有几平米的小房间，在这个房间里，摆着一张绿色的地垫，一张不起眼的黄色沙发椅，以及一张方桌子。

这张地垫，是施崇棠经常打坐的地方。佛学思想在台湾工商界乃至普通民众中扎根很深。至于那张方桌子，上面永远摆满了最新型的手机、数字相机及各种三C产品。通常这些产品都已经被施崇棠一一拆解，零组件、IC、机壳等，摆满整个桌子。

他仍然维持着三十多年前刚入行时的那种工程师习惯，无论是哪家国际大厂推出来新产品，华硕主管都知道一定要尽快送到董事长手中。近年来，华硕的人员体系急速膨胀，施崇棠接受幕僚建议，与最基层的员工固定聚餐，大约每个月都会留出一次到两次的时间，直接与员工及科长级小主管一起吃中饭。

在华硕，很多员工都熟知施崇棠爱问一个问题：“世界第一高峰是珠穆朗玛峰，第二高峰是哪一个？”答案肯定很多人都不知道。当然他们也不需要知道。施崇棠问这个问题无非是想提醒员工，要想被人记住，必须要在行业排名上拔得头筹。

拔得头筹，位于产业价值链底端的亚洲公司要想达到这种状态，是不容易的。这是天时地利不济以及历史延革造成的残酷宿命，很难抗争。比如，堪称中国制造代表的富士康，代工iPhone、iPad为他人做嫁衣，毛利率也仅在7％左右。

因为岛内市场狭小，人口不多，台湾制造型企业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便注定要参与世界级的竞争，它的产品和企业策略一开始便是外向型的。因此，台湾企业家们骨子里危机意识很强，满世界找市场，对外贸易也构成了台湾的经济命脉。

比如今天的台湾新首富，台湾经营之神王永庆的女儿王雪红，当年为得到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的认可，每次见盖茨，都要背上重达十几公斤的HTC产品。每讲一款就拿出来做演示，直到后来拿出让盖茨眼睛一亮的产品，这也让微软成了HTC一路走来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

关于危机意识，还有必要提提王雪红的父亲、台塑董事长王永庆。王永庆经常挂在嘴边的一段经营哲学这样说：卖冰淇淋须从冬天开始，因为冬天顾客少，会逼迫你降低成本改善服务。能在冬天的逆境中生存下来才不怕夏天的竞争。

这样浅白的比喻在台湾岛内流传很广，王永庆的信徒也遍布华人世界。比如他过世时，郭台铭便不远千里赶回台湾，行跪拜大礼。此外，台湾商人身上体现着中国传统商道中勤俭节约的一面，在这一点上王氏家族也起到了示范效应。

王雪红、陈文琦夫妇，净资产达将近一百亿美元，但十年来很多媒体在达沃斯论坛见到他们，没有名车名表名包，雪地里夫妻搀扶步行几里地开会。在台北，王雪红也经常打出租车，自己开的则是有十几年历史的老丰田。问她为什么不换车，她说，车没坏啊。

在这些台湾企业家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强调做事努力、生活节俭的勤俭敬业精神，讲求信义的精神，等等。而究其根底，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这里与世界其它文明进行对话，产生交通，并且因此有了新的张力，正是台湾人特有的温和背后那种默默同化异质事物的力量。

——这就是台北的商业姿态。

台湾这个资源短缺的岛屿如何快速嵌入全球资本体系之过程的故事，这个同样是依靠制造业依靠代工积累原始财富，已经走过世界工厂阶段的故事，显然正在为大陆提供更多的路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