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不断改变自己的颜色
有迹象显示,东南亚富豪们的财富地位,和他们的“去中国化”程度上是成正比的:与当地文化融合越深,地位越高。
当然,更准确地讲,他们的财富地位,与他们的“文化本质”并无太大关系,而是取决于他们的适应变化的能力。无论是早期的殖民统治者,后来的民族主义者,还是日本占领军,成功的富豪就是要能够根据政治统治者的变化,不断改变自己的颜色。随着港澳回归,以及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强盛,越来越多的富豪成了“爱国人士”。
何赌王以二战时与日本人做贸易起家,现在则是知名的爱国人士。一些为了开拓中国市场,尽力要向国人体现自己“华人性”的富豪,实际上华语能力已经很糟糕。
4、选择性节俭
作者所提到的富豪们所极力要显示的“节俭”“勤奋”,也令人喟叹。全世界都知道李嘉诚戴西铁城手表,或者某富豪飞机只坐经济舱,等等。但同样是这些节俭的富豪,却拥有众多的豪宅,劳斯来斯和女人。
“教父”们的节俭被称作“选择性节俭”,他们中不少仍住在数十年前购下的古旧豪宅(其目的多半是以节俭的身教示之儿孙,洋记者忽略的还有不愿舍弃“发财宝地”的风水问题);有人买下大屋后拆建为数间较小的物业,然后把它们卖出或分租,保留一间“赚回来的”自住。他们中很多人支取比扫地杂工还低的工资,以示不计较收入“无偿为股东服务”。为此,史塔威尔指出香港有薪俸税而无股息税,揭穿了“低薪之谜”。在收股息方面,恒基的李兆基名列榜首,李氏(1996年香港首富、世界排名第四)近年在世界富豪排名榜的名次虽从高位略为回落,然而,其“香港首富”地位应该保持,这二十年来,他仅从恒基地产收取的免税股息便可能高达三亿美元,唯数十亿港元在千多亿的身家中,小数目而已;李兆基在美国拥有超过三万个物业单位,这些年来美国楼价翻数番,加上私人投资基金,他的个人财富真的不可估量!
这些富豪经常称自己一周工作7天,每天12小时。但不要忘记,他们所说的工作可不是一般企业主所说的研究客户需求,开发新的产品,监督生产流程,而是指使下属,陪重要人物吃饭,打高尔夫球,和其他的娱乐节目。
5、官商一体
东南亚国家特别是印尼、菲律宾和泰国的巨富,官商一体(不只勾结这么简单)及裙带关系之深,港官港商不能望其项背,他们中不少行为真的有点像MarioPuzo笔下(也是后来的同名电影)《教父》中的黑社会头目,此中最臭名昭彰的是苏哈托的次子汤米(Tommy),其行径与西西里黑手党教父无异。
他于2000年(其父于1998年下台)因受贿、盗窃国家财产(欠印尼央行十余亿美元)及非法侵占国家土地等罪名被判十八个月徒刑,在狱中指挥“门客”,成功暗杀判他有罪的法官而再加十五年刑期,但他有怨无悔、再下狠手,2003年派出手下由警察开路捣砸刊登其罪行的流行杂志Tempo并殴伤多名记者(此事闹上国际法庭,却因没有人敢做目击证人而不了了之)。汤米其后“上诉得直”,已于2006年10月“有条件”获释……把其他纯商业大亨和这类借父荫强取豪夺的流氓型人物并列,不加引号是不合理的。
不过,在中国,“关系”会变得很复杂。即使你搞定了表面上的决策人,但一个小小科员的作梗,都可能让你面临麻烦。
作者举的一个例子是新加坡在苏州搞的新城。尽管李光耀是关系高手,搞定了中央政府,但苏州当地政府的不同意见,导致计划的失败。真正的关系王国就是东南亚:如果你搞定了当权者,就可以把国库当自己的ATM机,直接从中央银行提钱。
6、地域的原罪
虽然人们把新加坡、香港视为发展的模范,但实际上,这两个城市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被腐败、低效的国家/地区所包围,而他们把自己定位为这些国家/地区提供洗钱、走私服务的中心。
新、港两地,在政治、经济体制上虽然差别很大,但人均GDP却没有大的区别。这意味着,他们的根本优势,还是在于地理位置和市场定位。
为什么一贯强调儒家道德的新加坡会开赌场,据说对卖淫态度也比较宽松:它的定位就是一个洗钱中心,是经济罪犯的天堂,许多被印尼所追捕的经济罪犯都生活在此,新加坡的相当大部分金融资产来自印尼富豪。近几年新加坡金融业发展很快的一个原因,在于欧洲的反洗钱法规越来越严,很多不愿见光的资金从瑞士转了过来。
在导致谢国忠从摩根斯坦利辞职的邮件中,他写道:“新加坡一直标榜全球化的成功故事,事实上,新加坡的成功主要来自为印度尼西亚贪官及商人洗黑钱,现时印度尼西亚已经无黑钱可洗,所以新加坡正在盖赌场,以便吸引他国的贪污资金。”
而香港的起家源自走私,本来就不是什么秘密。(本文整合作者胡海、林行止书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