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企业的机会

中国经济维持７%~7.5%的增长是较为合适的。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企业的机会有两方面会表现突出：海外并购，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非洲转移。

文 | 林毅夫

“新常态”这个名词6年前由华尔街的经济学家提出，而今被引入中国。而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开始，以美欧为首的发达国家和地区面临新常态特征是低增长、高失业、金融市场风险大、回报率低。

由于发达国家并没有进行结构性改革，这一特征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而中国由于拥有产业升级的空间和具备充足的投资能力，新常态下经济还会以中高速增长，对企业而言，海外并购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海外尤其是非洲转移将成为表现突出的亮点。

美欧“低增长高失业”将持续

从增长率来看，2013年美国GDP增长率为1.9%，今年的预期值为2.1%，这与金融危机前美国3%左右的长期增长率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而危机后一般会出现的7%~8%的增长反弹尚未出现。2013年欧洲GDP增长率为-0.6%，今年预期增长应该也在1%以下，远低于危机前的3%。日本经济自1991年持续低迷，即使推行了安倍经济学，2013年增长率为1.5%，今年的增长率预计在1.3%左右，未有较大起色。

从失业率方面看，美国9月份非农就业报告显示其失业率为5.9% ，但在考虑劳动参与率的变化下，其实际失业率仍然达到10%。欧洲方面，西班牙和希腊的失业率达到25%左右，法国和北欧的失业率也在10%以上。日本的失业率也超过5%，相比过去1~2%的失业率，目前也处在高失业率的阶段。

在低增长、高失业的状态下，金融市场的风险往往会加大。发达国家因其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危机阶段政府的救济开支会增加，同时由于经济增长缓慢，政府的税收收入增加有限，结果造成政府的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如此，政府很难通过继续扩大赤字来刺激经济，只能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降低利率刺激投资、鼓励消费、降低政府的举债成本。在低利率的环境下，过剩的流动性往往流向金融市场，造成资产泡沫，美国实体经济尚未恢复，道琼斯指数却从危机前的13000点增加到现在的17000点就是例子，金融风险增大。投资者知道泡沫的存在，任何信息都可能导致股票市场的大涨或大跌，投资风险很大，平均回报率也不高。

上述情形，很可能在今后一段长时间内成为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新常态。之所以会成为新常态，是因为金融危机已经过去6年，发达国家和地区却并没有进行结构性改革，而金融危机往往来源于经济中的结构性缺陷，需要通过改革来修正。发达国家和地区却没有进行结构性改革的原因是，推行结构改革往往意味着通过降低劳动力的工资和福利、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和财政赤字的减少。但在短期内这些政策会造成消费、投资及政府支出的下降，使得增长率进一步降低、失业率进一步高企，政治上不可行。

对于目前的发达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过去的药方也不可行。从历史上看，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出现了金融危机之后，通常IMF会向该国或该地区提供下述援助方案：通过结构性改革提高竞争力；通过货币贬值增强出口竞争力，扩大出口和就业，对冲结构性改革造成的经济收缩；向该国或该地区提供一笔资金用作短期过渡。但是，现在美欧日发达国家同时发生危机，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出口结构类似，当一国货币贬值时，会出现竞争性贬值，最终每个国家均无法通过货币贬值为结构性改革创造必要空间。

7%~7.5%：中国合适增长区间

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将会比改革开放以来年均9.8%的增长率降低。自2010年第一季度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率节节下滑，不过下滑的原因主要是外部性、周期性的，而不是中国崩溃论者所说的中国内部的体制原因。一个证据就是印度、巴西等金砖国家从2010年到2013年的经济增速下滑幅度比中国更大，而韩国、新加坡这些没有明显结构性问题的高收入高表现经济体也经历了类似的下滑。

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能够达到什么样的增长速度？目前看，年初所提出的7.5%左右的增长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一方面，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有产业升级的空间，城市化率距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城市内部基础设施、改善环境等方面都需要加大投资，因而存在许多好的投资机会。另一方面，中国具备充足的投资能力。储蓄率高达50%，政府负债占GDP比重低于50%，外汇储备高达4万亿美元。这是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不同之处，其他发展中国家，虽然也具有很多投资机会，但或者财政上负债累累，或者民间储蓄不足，或者缺少必要的外汇。在外需不足的情况下，中国有可能通过启动内需使得经济增长率达到7.5%左右的目标。

从历史经验来看，自2008年开始，依靠和发达国家产业和技术差距的后发优势，中国还拥有20年每年8%的增长潜力，但是增长潜力的实现需要一系列条件，包括投资的产业符合比较优势，有足够的投资资源，在有效市场前提下政府在产业升级中发挥积极有为的作用等等。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由于国外的新常态，外需相对弱，因此中国经济能够实现的增长率应该比8%低，但也不会比8%低太多。明年和十三五期间增长率比较合适的区间是7%~7.5%。在此区间内，就业状况仍会较好，且金融风险可控。

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非洲转移

新常态下中国的经济还会以中高速增长，企业的机会很多，其中有两个方面表现突出：一是海外并购；二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海外尤其是非洲转移。

首先，中国目前的人均GDP仅6800美元，而美欧日发达国家人均GDP达到4万~5万美元，且中国的制造业和发达国家的制造业相比，在技术水平和附加价值上还有很大差距。由于新常态这些国家许多制造企业经营状况不好，因此可以针对那些中国现在大量从发达国家进口的产品，通过海外并购把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产业引进来在国内生产，满足国内不断扩大的市场需求，并逐渐转为出口。这样的并购可以利用后发优势加快产业升级，不会造成重复投资和增加现有产业的过剩产能。

其次，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工资水平也在提高，到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一般工人每月的工资可能达到1000~1200美元，大量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需要升级到“微笑曲线”的两端，把加工环节转移到工资水平更低的国家和地区。这与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亚洲四小龙在上世纪80年代的历史经验是一致的。但由于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体量巨大，有1.5亿左右的工人，越南、缅甸、孟加拉等东南亚国家都无法承接，当国内一些劳动力密集加工业开始往那些国家转移时，他们的工资也和中国一样上涨很快。只有非洲和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相似，有足够大的劳动力资源承接中国劳动力密集加工业的大量转移而不会马上面临工资上涨的压力。并且，等到非洲国家的工资水平也上涨了，全球将很难找到低工资水平的地方。所以，非洲不仅是中国当前劳动力密集加工产业转移的最佳地区，也将是全球劳动力密集产业转移的最后一站。

（作者系著名经济学家、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