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平：向天要回17年

监狱关乎自由，更是一场关于生死的心理测试。无论是大企业家们如黄光裕、徐明，还是小人物们如王建平、赵树海，自由地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文/本刊记者 孙 锋

“死”了一次的王建平又回来了。

2013年7月2日，天气很好。作为“杭州萧山杀人案”的疑凶之一，王建平被判死缓已被关押了6 000多天，也就是17年半。

在狱中，王建平曾无数次幻想，自己出狱时的样子：他要仰天长啸，自己终于清白了；他要跪在老母面前，你的儿子回来了；他还要找到当年判他入狱的法官，证明对方是错的……

当法官当庭宣布他无罪释放时，他却一言不发，只是在法院门口与母亲、弟弟合照了一张相，把无罪判决书码得整整齐齐，摆放在母亲胸前。

从21岁到39岁，整整18年的时间就这样荒废掉，剩下的时间还有意义吗？王建平走出法院那一刻，就急不可待地想用后半生把日子补回来。

王非英雄，或许最终也难成英雄，但他试图做的就是借助商业找回尊严。

两年后的2015年11月20日，王建平打着红领带，系着红围巾，笔直地站在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粗眉紧锁，嘴角绽笑，等着他抵押了全部资产投资的广东顺德莫尔厨业挂牌Q板。

生死有命，富贵在人。这就是王建平。

人人心里都有座监狱

——你觉得我像是杀过人的吗？

王建平背着杀人罪，足足17年，却始终并没见过被谋杀之人。

许多时候，让我们停不住思考的不是那些所见的结果，而是那些看不见的如果。所以，如果没有17年半的牢狱之灾，王建平是否可以成就一番事业？

1995年，王建平21岁，他开过一家台球室，获得当地第一张营业牌照，经营过夜排档，捣鼓出了广告装潢公司。如无意外，这个年轻人身上会存在许多的商业可能。

然而，“如果”戛然而止，手铐从天而降。警察通过“目击证人”提供的线索，指控王建平于8月12日夜，与多名同伙谋杀了一名出租车司机。

齐天大冤。在审讯室，王建平“用头撞墙，撞过去又弹回来，再撞”，顶着满头的血包，选择最极端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清白。他终究没能如愿，在“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的判决下，1997年6月，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其死刑。

愤怒、仇恨、挣扎、绝望……都化作四个字——无能为力，就像一滴水消失在水中。

1997年首次大修的刑诉法生效，“疑罪从无”的原则确立，这让王建平看到一丝希望。然而，浙江省高级法院在综合考虑了证物、证词的情况下，还是以没有根据的“疑罪从轻”原则改判王建平死缓。

哀莫大(博客,微博)于心死，好在枪下留人。王建平待在漆黑的禁闭室，“脑袋空白掉了，魂都没了，信念没了，好像没人知道我在这个世界上”。生无所恋的王建平趁狱警不注意，拿了保管室的钥匙，悄悄地磨平，用左手拿着在右手手腕上划，在划到手腕筋骨时，无奈钥匙太钝划不动，改用右手，在左手手腕上划，忍着疼，听着皮肉吱吱地叫着，血迅速渗透了被褥，心情却越来越平静，“所有事情好像都和自己无关了”。

好在狱友及时发现，王建平死里逃生。

“死”了一次后，王建平决定活下去，他曾幻想睁开眼只是一场梦，甚至看着手腕的伤疤幻想自己已经死了；不过，他更想的是有一天自己能够出去，告诉全世界，自己是冤枉的。

倔脾气的王建平拒不接受改造和认罪，“一旦妥协掉，你就被自己打垮了，成了一滩屎。即使表面上的妥协心里也会很痛苦，但不妥协问心无愧。”

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妥协也意味着另一种痛苦。作为拒不认罪的反改造分子，王建平被押往条件异常艰苦的新疆服刑。没日没夜地跪在地上种棉花、摘棉花，每天3个酸馍馍，一碗漂着油星的汤，成了王建平终生难忘的8年时光。

2012年，王建平被狱警提审，锁在距离审案人员4~5米外的凳子上，当对方说出“我们是浙江高院”几个字的时候，王建平愣了两秒钟，猛的把凳子拖到审案人员面前，扯掉外套，光着膀子喊“等你们这么多年，你们现在才来”。

正义来得虽晚，但还是来了。

三年后的今天，聊起17年的遭遇，王建平总会用抽烟和停顿刻意压制自己的情绪，“曾经想着去报仇、去报复，还有很多放不下，这里还没真的走出去，”他指了指自己的心窝，“还是要适应，要适应。”

走出监狱大门那刻起，王建平一直努力想让自己“正常”，不去想过去，因为“每次谈起遭遇，都像又回到从前经历了一回”。

事实上，最难走出的，还是心里的监狱。

我就是土鳖

走出监狱，王建平的世界还在17年前。

他要学习“红灯停，绿灯行”的口诀；熟悉感应式水龙头没有阀门；认识手机，接打电话；学习忘记了的家乡话；甚至还要习惯他离开时还是泥巴路和稻田的家门口，已经高楼万丈，而他的家，成了危房。

过去的时间回不去，甚至记忆里的地点也只能靠回忆。关了自己3个月，天一黑，王建平还是习惯开着灯上床睡觉：双手紧紧地环抱在胸前，直挺挺地躺在床上，早晨6点准时惊醒，姿势丝毫不变。然而，那个头发一撮撮地掉的脑袋，迫切地想要证明，证明自己还活着。

怎么证明？

“尽管无罪，出来后很多人还是带着有色眼镜看我，骂我曾经是任人踩的土鳖，一辈子都是土鳖”。王建平用手指不断地敲着桌面说，“我就是土鳖，当年背着这么大黑锅我一样活得好好的，现在一身轻，我要变得强大，深深地记着所有人。等我有一天强大了，我要请那些说我土鳖的人吃饭，‘看，这就是你曾经说的土鳖王建平’”。

咬着牙，连续4个“我要请他们吃饭”，似乎说明不服输的王建平又回来了。

出狱后不到半年，王建平拒绝了朋友“包几亩地种，娶个媳妇生个娃”的建议，“我的17年只是插曲，我不想别人只记得那17年，我还有下半辈子。”

“所以你才在3年里折腾这么多生意？”记者问。

“不在商业上折腾，我还能干吗？”王建平答。

商业成了王建平甘愿付尽一生再去获得身份、价值认同的唯一途径。

2013年底，获得196万元国家赔偿，还有地方政府提供的低于市场价的一套住房和店铺后，王建平与朋友开了一个木箱加工厂，想通过低价收进，高价卖出，扣除运费、加工成本，获得中间的差价利润。为了找到最便宜货源，刚刚拿到驾照的王建平开车到山东临沂深山去找原材料。

王建平想以低价、过得去的质量抢占市场，不曾想，客户接受条件后，反复拖欠货款，“拖欠一个月还好，很多是长期拖欠。长期拖欠还好，又有很多拖欠后不再跟你合作”。亏了10多万元后，生意陷入停滞。

首次创业的不顺，让王建平很气愤，表面平静到家后，突然就会发神经地忍不住对着空气大骂一顿。“攥着拳头捶墙，摔手机，摔完了又心疼”。

疼了不到1个月，王建平买了一辆30多万元的途观，招了4~5个老朋友，花了2万元注册了代驾公司。去酒吧、餐馆发了厚厚几沓名片后，王开着车子满城里转悠。然而，消费场所早就有了固定的代驾途径和资源链，王建平等后来者很难获得突破。

做到最后，王建平又发现，自己在管理上也“义气”用事，没有明确的收费标准，导致客户与代驾司机通过现金支付的过程很难管控。更大的风险是，萧山地区豪车云集，“小兄弟们都是新手，哪天接到豪车不会开，刮到、蹭到赔不起”。

再次面对失败，“不，不是失败，是我觉得那些生意不靠谱，主动结束。”王建平纠正说。

不承认失败的王建平在经营代驾的档口，又分别投资了50多万元，在广东种了300多亩的水稻和芹菜；投资了“不方便透露”的资金，到一家需要追加数百万元投资的主题酒吧。

短短一年，四段生意，王建平急不可待地走过了许多平常人的一生。

望着窗外，王建平目光穿过细雨打湿的玻璃，外面的世界扭曲得很奇怪。17年，制造业、房地产、互联网的暴雨轮番冲刷中国的底层商业形态和结构。17年前原罪、野蛮的商业模式已经被无限地边缘化，这个花花世界有太多的新东西需要他再次认识和熟悉。17年的空白，消磨掉的是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

他想要拼命追赶，快速成功，“哪怕粉身碎骨”。

后半生的证明信

连续一年多投资鲜见回报，王建平总想“能够有那么一个人，不在意我的过去，帮我一把，带我走一段路，该多好”。

2014年，因故失联数年，“能干大事，20多年的好兄弟”俞建峰出现了。

俞建峰同情王建平的遭遇，“欣赏这个人的冲劲和耿直”；王建平敬仰俞建峰“曾经开了萧山最大的娱乐场所”，感恩他在17年中不断地写信鼓励自己。两人惺惺相惜。

比如，王建平在新疆监狱时身体向来不好，俞建峰就让女儿到新华书店里查找怎么让盐碱地里长出花来，指导王建平在新疆种花，以特色种植减轻劳动强度。最终，花成片成片地死，但就有那么一片，活下来了。王建平就不断地栽，不断地移，成了他在新疆为数不多的业绩。

王建平出狱后，俞建峰第一时间联系到他，带他接触社会。俞建峰清晰地记得，有一段时间，王建平总是会用两只手去接别人递过来的烟；又比如，王在17年牢狱生涯中养成的快速吃饭习惯，总是在大家还没吃到一半，他就已经吃完了，俞看了很心疼，只能慢慢地教。

对王建平来说，俞建峰更是那个只让他往前看，“不会见面就问棉花是怎么摘”的朋友。所以，当俞建峰想要成立新公司，也想拉兄弟王建平一把的时候，王建平抵押了房产，把自己的补偿款全拿出来，凑足200多万元，一股脑儿全投了出去。

2014年7月，广东顺德莫尔厨业成立了。

正如俞建峰给王建平讲到，按照他的设计，在产品上，莫尔会采用新技术，达到小吸量抽油烟机的免拆洗、无油烟设计，颠覆传统抽油烟机；在商业模式上，莫尔厨业会把线上电商与线下体验店结合，构建以抽油烟机为中心，燃气灶、消毒柜、水槽等全品类的厨房生态系统，颠覆传统厨电业。

也是通过这个理念，2015年11月20日，莫尔厨业达到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的“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新经济”的四新要求，成功挂牌Q板。

不过谈起资本，甚至谈起莫尔的具体事务，王建平指了指自己的脑袋，大多语焉不详，“这里装的东西太少，不够用”。然而，王建平自信看清楚了局势，相信浸淫厨电行业20多年的俞建峰的能力和魄力，坚定认为顺德莫尔就是自己在追求的事业，是证明自己的机会，愿意赌上一把。

他选择了“赌”这个字，也等于是用商业绑架了自己，不仅赌的是他与俞建峰之间的情谊，也赌上了自己后半生。

谈到未来，王建平坐在沙发上，使劲地撑了一下身体，右手在不自主地抖动，“你觉得我会成功吗？”两秒钟后，他笑了笑，攥着拳头说，“不管成功不成功，我都要坚持，坚持，坚持……”

至少还活着

晚饭过后，王建平建议出去转一下。开车行驶在萧山午夜的大街上，行人稀少，偶有一辆汽车驶过，王建平都会不经意地垫一下刹车。

重生的不易，会有种潜意识的珍惜。

来到王建平投资的一家酒吧，门口整面墙的“V字仇杀队”壁画总会让人联想到他对自由的向往。因为他曾说，在监狱里，最开心的时候，就是狱友们把家里寄来的香烟集在一起，坐在小板凳上边抽烟，边聊各自的风流艳史、家庭琐事，哪怕只有短短的片刻，也能忘掉高墙，再度体验一下正常人的感觉，“自由是最宝贵的东西”。

酒吧里人不多，但很闹。歌手唱了一首《给往事干杯》，王建平放下手里的黄金叶香烟，酒一饮而尽，把手举过头顶，鼓掌。

酒已干，心事并未全了。让王在获得一年的功成名就后死去，和下半辈子的平庸寡淡两者中间做个取舍，王建平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功成名就。骨子里的倔强，和证明自己价值的欲望，仍然在支撑着王建平活下去的理由。

如果说17年的牢狱之灾是场生死劫，王建平虽然走出了牢门，但忘不了、剪不断、理还乱也正说明，他仍在度心里的劫。

我们无法感受王建平在牢狱里经历了什么，得到了什么。正如在商界的风云变幻中，我们好奇像王一样接连不断的大企业家们的人生起伏，阴晴转换。事实上，无论是大企业家们如黄光裕、徐明，还是小人物们如王建平、赵树海，监狱脱去了社会赋予他们的种种头衔和衣冠，只剩下同等的肉体，让他们抛开功名利禄，与灵魂交谈。所以才能找到最本真的自我，有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与其说监狱关乎生死，不如说是一场关于生死的心理测验。而锁进黑洞洞的监狱里的也不是薛定谔的猫，因为结果虽然模糊，但所经历的事、所承受的苦、所珍惜过的人，又会让结果变得确定。

自由地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编 辑:唐 亮 tangliangcq@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