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筹备保交所的竞赛中,上海赢得了首发优势,率先起步但挑战不小,如何能大踏步地往前走,考验着筹备组的智慧。
文 | 本刊特约记者 王今 夏晓君
2015年底,上海保险交易所(下称“上海保交所”)方案获国务院审批,在这场筹建保交所的竞赛中,上海赢得了首发优势。如今筹备组已经成立,保监会资金运用监管部主任曾于瑾任组长。
其实,早在上海保交所正式获批之前,民众对保交所的期待就已按捺不住,“中国版劳合社渐近”的说法也早有传出。似乎,今日保交所获批,明日中国保险市场的所有问题就能统统解决。
但罗马终究不是一天建成的,中国保险市场的壮大也不是审批通过那么简单。
苦等五年终获批
其实,就连审批也是一波三折。
早在2009年,北京保险交易所低调注册成立,以公司形态存在,但保监会及保险业协会“对此并不知情”,没有激起多少浪花。反而是在2010年的陆家嘴论坛(官方站)上,上海提出筹备保交所,引起人们关注,也得到了到时任保监会主席吴定福的支持。一切似乎很顺利,筹备工作有望很快开展。然而2010年11月,上海高楼大火事件使得上海保交所的筹备工作被搁置。
其他城市也在快马加鞭,四川成都着手以巨灾险为切入口筹备保交所,深圳试图发挥毗邻香港的优势来增加竞赛的筹码。
最终花落上海,一是上海金融贸易航运发达,二是自贸区会得到国家更多政策上的优惠与支持,就是《上海保险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中的提到的“创造条件设立中国保险交易所”。
从北京、上海、成都、深圳对保交所的执着,我们看到了“理想的丰满”;而从保监会最初的支持态度,到后来近6年的漫长的酝酿与考察,又让我们看到“现实的骨感”。
2015年10月印发的《进一步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金融开放创新试点 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第三十二条提到,支持设立上海保险交易所,推动形成再保险交易、定价中心。没有“加快”“尽快”之类的字眼,或许是做好了面临巨大挑战的准备。
展望未来挑战大
我们可以从《方案》中提“再保险交易、定价中心”的目标,倒推出保交所面临的一些挑战。
再保险是为保险公司提供保障,是保险公司在接了大型项目时,为了缩小风险,将部分风险转移给再保险公司。
目前中国再保险公司仅三家:中国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再)、太平再保险(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再中国),及近期获批的中国人民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再保险),要形成一个中心,还要有很长的路要走。
上海也是看到了这一点,在《方案》中第二十条提出完善再保险产业链,支持在自贸试验区设立中外资再保险机构,设立自保公司、相互制保险公司等新型保险组织,以及设立为保险业发展提供配套服务的保险经纪、保险代理、风险评估、损失理算、法律咨询等专业性保险服务机构。
行业标杆劳合社在这方面的做法则更进一步。它是一个保险交易市场,实行会员制,会员不限于险企,实力强劲的资本机构和高净值个人都可加入。实力雄厚的会员组成更具实力的辛迪加,辛迪加再联合承保,其对风险的承受能力是单一险企难以匹敌的。所以劳合社也成为国际大型项目寻求直保或再保的交易场所。2015年,超过90个辛迪加在劳合社市场进行直保和再保,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所有业务线条。
我国大型项目主要的再保险机构中再集团在英国设立的中再英国有限责任公司(中再UK)于2011年获得劳合社会员资格,于2014年获准设立常规辛迪加。这一对比,更是显示出我国与英国保险市场的差距。
而成为定价中心的前提是得有保险产品,并有与该产品相关的历史数据以便费率设定。我国的保险市场已发展较快,2015年保费收入同比增长20%。但这不能掩盖一个事实:我国的保险产品品种还不够丰富,针对性较差,如对艺术品相关险种的开发还很缺失。有水没米难下锅,没有足够丰富的保险产品,要想建立定价中心,难度很大。
除此以外,未来的保交所该如何监管,也是重要议题。
20世纪70年代中期,来自美国市场的保费占到了英国劳合社总保费的一半。美国自然不甘心,效仿劳合社模式,于1980年成立纽约保险交易所,1983年成立佛罗里达保险交易所。但它们只学到了形,而没领悟到劳合社自我监管的精髓,最终于1987年关闭。
从目标倒推,挑战不小,如今上海保交所刚刚起步,如何大踏步地往前走,考验着筹备组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