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于2012年的两段“华鼎担保案”相关录音，揭开了广东银担企三方的畸形关系。
一段是事发后，华鼎实际控制人陈奕标与中小企业主的谈话。陈分析了银行“怕丢金饭碗”的心态及“动用资源的能力”，建议企业主不要被吓住，争取“私了”。
另一段是某银行李姓经理与企业主杨国义的电话交谈，李请杨提供虚假仓单以应付检查——该仓单所依附的合同实为陈奕标旗下公司虚构，用于套取贷款。
出事前，陈奕标“运筹帷幄”，银行“心照不宣”，企业主“半推半就”；出了事，陈奕标想赖银行，银行想赖企业主，企业主只好揪着陈奕标，可陈已无音讯。步入诉讼高峰的华鼎事件，折射出中国现行金融体制下，银担企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的“畸形”关系。
录音一：陈奕标欲“绑架”银行
2012年2月18日，在创富融资担保公司办公室，陈奕标与30多名企业主开了一场会。“创富”是陈奕标旗下三家担保公司之一，与华鼎、中担一样，以“截留贷款”的方式抽走约300家企业的银行贷款用于“理财”，留下巨大资金窟窿。
本报记者获得的一段录音，据信是陈在会上的发言。该录音现已提交法庭，尚未通过司法认证；但有参会企业主向记者旁证了录音的真实性。
华鼎事件于2011年底触发，初期陈奕标团队曾积极斡旋。根据录音，陈在会上谈了8个方面，主要内容有两点：第一，对被截留资金的定义，不是“民间积蓄、棺材本”，而是“你们有制度缺陷被我们利用”，要集体负责。第二，银行有动机、有资源化解危机，企业要学会与银行周旋。
“企业老板怕不良记录，银行更怕，他丢了行政职务损失更大。银行手里几十亿贷款，我们这几个亿是零头，肯定会公开出政策、底下私了，不私了就是重大案件，就没金饭碗。”陈在录音中说。
他举了3个“化解坏账”的例子：有的支行每个月违规收“财务顾问费”、“中间费”过亿，用这笔钱补了窟窿；有的支行找来大客户，请对方接手不良资产，并承诺往后给予贷款支持；还有支行给涉事企业减免利息、新批贷款或展期，以维持企业运作。
某国有大行支行行长表示，陈举的例子忽悠的成分很大。“银监会查得那么严，违规收费能有多少？事情已经闹大了，再用违规收的钱来清理坏账，岂不是一下就查出来了？找客户接盘也难，因为没有公司肯接手。现实操作一般是借款企业自己找下家，银行不可能帮你。”
唯有第三种方法可行，但也是特事特办，据称确有不少企业获得展期。问题是借新还旧后，贷款中的“被骗”因素或被洗清，如此债务关系再难抗辩。
陈奕标还给企业主分析：“银行催收就三步。第一步来硬的，封厂、诉讼，很多善良的老板就给制服了，这最没经验；第二步银行软了，你们要求贷款展期、宽容利息都可以；最后一步，我就死猪不怕开水烫，那银行只能跟你私了。”
有企业主称，陈的发言在特定情境下确有安抚作用。
录音二：银行请企业配合造假
据企业主杨国义称，第二段录音是2012年7月间某银行李姓经理的来电。录音未能通过第三人求证真实性。
此前一年，杨国义通过创富公司向两家银行共借款1350万元——他实际只想借700万元，但“不借多点创富就不给担保”，贷款也成泡影。据其在庭审中的供述，创富公司造了假合同，内容是杨向某贸易公司采购设备，凭此把款划走用于“理财”。所谓的贸易公司，实为陈奕标用来套取贷款的“皮包公司”。
银行要求见合同再放款，放款后还要做贷后管理，某国有大行支行长解释流程，“具体交易涉及的税费发票、收据、仓单都要给我们留个底，数额高的还要定期走访企业、看仓库，上级会检查。”
于是，前述李经理请杨国义“帮忙出一份仓单”。
杨国义在电话里说：“合同是创富造假的，我盖了个章也是被迫。没有真正采购，怎么给你出仓单？这不是造假吗？查起来拉我去打靶都有余。”
李经理表示“完全明白”，“但还是请你帮帮忙，如果我不交上去，个人责任真是超过您的想象。”
前述支行长分析，银行并无鉴定合同真伪的责任。“合同造假是企业的事，银行责任最轻。当然如果合同本身错漏百出，那银行也脱不了干系。”
他同时表示，李姓经理的做法不合规定：既然得知贷款没有按合同使用，就应该立刻收回；但另一方面，创富圈走贷款一事，银行经办人应知情，而且事件闹大后不敢随意抽贷，也是左右为难。
李经理在电话中还透露，尽管银行知悉杨国义的贷款被圈走，但由于杨替创富支付了几个月的利息，因此贷款还归于“正常类”，意指不会对杨产生信用影响。另一方面，这也使银行得以掩盖坏账，避免上级的问责。
“从贷款分类的角度，企业替创富兜了底，当然算正常类贷款。我们只看钱能不能正常收回来，至于谁用了关系不大。”前述支行长说，经济泥沙俱下，银行不良率仍稳定下降，多拜这种“选择性视力”所赐。
金融“小混业”之乱？
2月25日，由于涉嫌“高利转贷罪”，杨国义坐上广州市越秀区法院被告席，成为华鼎事件首个被刑诉者。公诉人举证时称，华鼎公司高管向公安机关坦白，“截留贷款”是担保业的潜规则。
此言亦得到部分前担保业人士的印证。
“一些大型担保公司实际也用了华鼎、创富的手法。”一名刚从担保业转投小贷的人士说。“只不过他们圈钱投了房地产，陈奕标投了证券。两家公司的境遇本质上反映了这几年楼市和股市的区别。”
在他看来，担保牌照无法单独存活，原因是2%的担保收费无法覆盖全额赔付的风险。“担保必须配合其他业务，作为集团融资工具来用。”
与大型金控集团收拢银行、保险、基金、信托牌照不同，在各地方金融办监管范围内，一些企业集团收拢了担保、小贷、典当乃至融资租赁牌照，可谓金融“小混业”，其妙处在于，假如几张牌照一起打擦边球，就能做类似银行的存贷业务，谋取利率管制的“红利”。
借助担保，控制人可设立关联公司套出贷款，挪到小贷、典当等公司去放贷；即使不搞“小混业”，也可用于实业的资金腾挪。
不过，如此说法，广东银达担保投资集团董事长李思聪并不认同。“担保业的商业模式没有问题，高风险低收益是表面现象。”他表示，华鼎事件后广东监管部门对行业作了大检查，多数有问题的公司已整改到位。
李思聪称，今年3月至4月间，包括银监会、发改委、工信部等在内的七部委可能要出台新政策，为担保业“松绑”。
根据七部委2010年发布的《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担保公司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限于国债、金融债等固定收益类产品，以及不超过净资产20%的其他投资；业内人士预期，新政或将“其他投资”上限放松至40%甚至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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