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多种所有制的最佳结合点

探索多种所有制的最佳结合点

不仅包括公私，还有中央与地方，以及东西部等有机结合

特约评论员 王东宾

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是底线原则。更积极的政策目标则是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实现国资的保值增值，更好地发挥国资对于保障民生和提高一般经济效率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关于这一问题，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GDP核算法两位发明人之一詹姆斯·米德的理论视角极为具有启发意义。

米德提出，“在某个水平上，可能达到一个（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最佳点，尽管我可能不能告诉读者它究竟在哪里······我们需要一种组合”。这个“最佳点”就是多种所有制的最优组合状态。这启发我们不仅要从国资运营微观层面探索混合所有制的最优比例，也要从一般经济效率层面探索多种所有制的最佳结合点。这种积极作用就体现为国资作为“第三财政”的积极作用，按米德的观点就是要处理好税收、国债和国资之间的关系，即国资的市场收益可以降低公共财政对于税收和国债的依赖，对公共物品和民生有支撑作用，从而提高整体经济效率。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并“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二〇二〇年提到百分之三十，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在地方层面，山东省于5月18日正式划转33亿国有资本（3家省管国有企业30%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上海、重庆等地的国资在基础设施和民生保障方面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公共债务负担过重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从近年来的地方债务难题中可见一斑。自去年以来，化解地方债务难题成为新常态下亟待破解的重要问题。根据2014年国发43号文（《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债务置换和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是地方政府解决债务和融资问题的两个重要手段。与受市场冷遇的债务置换不同，PPP模式大受资本市场追捧，被认为万亿级市场机遇。从米德的理论视角来看，PPP模式的精髓恰恰在于打通地方债务与地方国资（国有股权）之间的联系，亦包含着探索不同所有制最佳结合点的实践内涵。换言之，PPP模式的落地与有效运行，要依赖于国资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实现国资有序进出和保值增值，而更负责任的国资才能更好地吸引社会资本，如此才能建立起真正良性的合作机制。而对于国资力量薄弱的中西部地区和县域层面而言，PPP不仅仅是化解债务包袱的政策工具，更蕴含着再造地方国资的战略机遇。

因此，从米德的理论视角来看，多种所有制最佳结合点的基本内涵，不仅包括公与私的有机组合，还应包括中央与地方以及东部与西部各层次、各地区、各领域不同国资之间的有机组合。(编辑 祝乃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