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资银行国际化待考： 三大障碍突围 人才与制度掣肘

中资银行国际化待考： 三大障碍突围 人才与制度掣肘

本报记者 黄斌 北京报道

“（看完报告后），感觉到工、农、中、建、交应该将重点放在国际化，而不是国内‘两个不低于’上，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不可能国际化，没有那个人才，也没有那个能力。”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局长焦瑾璞如是表示。

他认为，未来学界或应研究中资金融机构“走出去”的相关政策及环境要求，“应当鼓励和支持大的银行走出去。”

9月20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浙江大学互联网与创新金融研究中心（CIFI）、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联合推出《中资银行国际化报告2015》（下称《报告》）。

《报告》提出中资银行国际化指数（简称CBII），其中，中国银行被评领先，连续8年国际化指数为五大行平均水平的2.5倍以上，最大时为3.5倍；工商银行与交通银行近8年则基本位于五大行平均水平线上，建设银行和农业银行则在国际化方面稍显滞后。但从增速来看，农业银行年均增速最大，随后依次为工行、建行和交行，中行则或因边际增速递减，而略有负增长。

但与国际大行相比，中资银行仍有较大差距，面临人才、制度上的掣肘。

农行增长最快中信近5年停滞

人民币国际化与金融机构的国际化息息相关。

“人民币国际化起步阶段主要靠政策推动，现在进入加快发展期，单单靠政策就不够了，还需要有市场的力量。”中银香港发展规划部副总经理鄂志寰对此颇有感触。

他表示，“之前很多分支机构那叫惨淡经营，但2009年开始，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不断推进，惨淡经营的一些分支机构获得了新生机，甚至很多当地银行就是抓住了人民币国际化进入主流。”

《报告》指出，除2008年受“次贷危机”以及国内“四万亿”投资的影响外，2007年-2014年的8年间，中资银行境外资产、业务发展在大多数年份保持了显著高于境内业务、对外直接投资（ODI）、对外贸易以及我国GDP的增速。

金融机构中，尽管近年来中国工商银行在海外扩张迅猛，市场亦频有工行国际化超越中国银行的说法，但中国银行的国际化优势依旧明显。

《报告》显示，五大国有银行2014年国际化指数由高到低依次为：中国银行（20.99）、中国工商银行（8.17）、交通银行（7.12）、中国建设银行（4.08）、中国农业银行（2.72）。

据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执行所长、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院长贲圣林介绍，此次《报告》选取三类指标从境外资产积累、营业情况、分支机构以及海外并购等多方面建立CBII，对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分别进行指标评估与排序。

从市场力量来看，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中资银行亦迎来了高速发展。据《报告》统计，五大行的境外业务近几年平均增速高达28.56%，其中，境外资产规模最小的农业银行近些年境外业务增速最快，2014年达76.77%，是五大行平均增长率的2.6倍。

股份制银行中，中信银行则依旧领先。从指数来看，在参评的3家股份制银行中，中信银行国际化水平最高，指数值为4.38，较招商银行的2.29和广发银行的1.22大幅领先。但值得注意的是，从增速上看，广发银行增长最快，其次为招商银行，中信银行的国际化进程则近5年陷入停滞。

尽管国际化水平已有长进，但相比国际大型商业银行，中资银行还有很大的差距。

《报告》显示，中资银行境外资产、营收和利润占比远低于国际大型银行。近8年五大行平均境外资产、营收和利润占比分别为8.09%、6.12%和6.30%，相比之下，花旗银行为60.29%、50.59%、50.32%，汇丰银行为48.36%、62.35%、69.05%，约为五大行平均值的8倍。

此外，亦有学者认为，《报告》选取的指标，并不足以体现中资银行的国际化水平，数字之外，还有难以量化的“软实力”，才是金融机构国际化的重要标志。

“你在海外有机构，有点海外资产、收入、利润，是不是就算国际化了？我觉得这算初级水平国际化。”IMI副所长、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认为，高级水平的国际化，需要中资银行在主要国际金融中心具有话语权、定价权，“像花旗、汇丰，有能力影响汇率，从这个角度，我认为我们中国银行体系还称不上国际化。”

“虽然我们现在有几家银行叫做国际系统性重要银行，我们农业银行也被称为系统性的一方，但其实我们很不开心，因为有了严格要求，限制发展。从整个全球货币体系大格局来讲，中国的银行刚刚迈出国门，谈不上话语权、定价权。”向松祚建议，未来关于中国金融机构国际化的报告，需反映此类“软实力”指标。

亟须突破人才制度掣肘

与国际大行的差距，意味着中资银行“走出去”的征程，依旧任重道远。

“最新的数据显示，我们现在已经是124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但是银行体系没跟上，在拉美、非洲的中国企业找一个银行开户都找不到中国的，我觉得这个有现实需要。”在向松祚看来，中资金融机构国际化的速度，并没有跟上企业“走出去”的步伐。

针对中资银行未来的海外扩张策略，贲圣林建议，中资银行应结合自身实际进行海外扩张，抓住国家政策的机遇，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合作，同时向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发达金融市场国家或地区拓展，并努力填补欧洲空白，加强在非洲、拉丁美洲等国家的布局。

他表示，在模式选择上，对于刚走上国际化道路的商业银行来说，若东道国监管限制较低，先采用新设境外机构的方式或许相对稳妥一些，待熟悉环境，找到合适的收购对象之后，再通过并购重组、机构整合的方式实现现有机构的有效扩张。

“前几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国内有银行要收购‘欧猪四国’中葡萄牙的一家银行，报上来以后，我们就问了一个问题，有没有懂葡萄牙语的，收购方说没有一个人。”焦瑾璞提醒道，中资银行在国际化进程中需慎重，在具体操作时，需避免“出现脑子过热的情况。”

向松祚认为，目前中资银行的海外扩张，面临三大障碍。一是海外对中资银行的歧视，国有大行在英国等海外市场“开分行很困难”，进而严重限制子行业务，“要增资什么之类的非常麻烦，说白了就是不让你大规模开展业务。”二是政策之间的矛盾，“很多国家政策是在打架的，一方面要中资企业，特别中资金融机构走出去，另一方面政策体制不支持这个，全部捆死了。”

“中国要真正国际化，必须重新塑造人才体制机制。现在我们几十、上百万海外留学生很难回到中资银行，因为你的体制机制进不来，当不了头，为什么要来。”在向松祚看来，目前亟须突破的，是人才机制的掣肘。

“比如海外分行不能招外国人，都得总行派，提国际化，但相应政策不配套，这样的机制怎么谈国际化？现在最激烈的竞争不是技术就是人才。我们中国自己首先把自己捆死了，把那么多优秀人才全部挡在门外。”向松祚担忧道。

（编辑：辛继召；如有意见或线索，请联系：xinjz@21jingj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