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教师职称改革江苏样本：经验与挑战_财经频道

中小学教师职称改革江苏样本：经验与挑战

导读

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将为全国中小学教师带来了一份大礼，极大释放基础教育的活力。事实上江苏的这项改革在2012年就已完成，记者从有关可以检索到的公开资料看，全国推开的做法上很多借鉴了江苏已有的探索经验。

本报记者王海平南京报道

“这是10年前我们在一线调研时老师们反应最强烈的话题，”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一位处长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所以必须要做出改革，才能为全省的‘两个率先’提供人才保障。”

这一话题，便是国务院在8月底涉及教育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决策：全国全面推开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为基础教育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这为全国1270万中小学教师带来了一份大礼，将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定之间的鸿沟打通，两种不同的评价体系融合一体，极大释放了基础教育的活力。

事实上江苏的这项改革早在2012年就已完成，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有关可以检索到的公开资料看，全国推开的做法上更多借鉴了江苏已有的探索经验。

多位受访的教育系统官员和一线教师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得益于多年持续的职业培训，在中小学教师的职称评定上，江苏的教师已无“专业技术压力”。

“但现在最突出的问题是‘僧多粥少’，达到升级条件的教师很多，但上面给的额度有限”，多个中小学校长对此很无奈。

中小学教师也可以评“正教授”

改革首先打破了中学、小学教师相互独立的职称制度评定体系，建立了初级、中级和高级的统一职称。

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副书记、副教授江胜尧就此表示，小学教师比中学教师“矮一截”的现象彻底消除，极大提升了小学教师的上升空间。

但对江苏而言，改革的意义并不是评定制度的本身，而是突破了“高级”。

在过去的实践中，中小学教师一旦到了“高级”就遇到了职称的天花板。中学的高级相当于大学的“副教授”。

“所以，在中学教师中曾出现了为数不多的‘特级教师’，多由部分资历很深的校长享受，但这并不是真实意义上的职称，而是一种荣誉和工资待遇，是当时国家教委出台的一项特殊鼓励措施”，一位中学校长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解释，“‘中学特级’原则上相当于‘教授’。”

2004年，南京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就中小学教师进行了“正教授级”职称试点改革，2012年覆盖全省，截至目前江苏成为“正教授”的已超过600人，这还包括了幼儿园。

“在江苏68万名中小学教师中所占比例虽很小，但毕竟根据实践勇敢走出了第一步”，南京市人社局一位巡视员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解释。

也就是说，这项改革使得江苏探索中小学教师职称从“副教授”跨入“正教授”获得了国家的正式认可，换言之，中小学教师“正教授”职称的评定权从中央下放到省级。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这项改革的主要推动力来自江苏省人保厅，其在全国率先突破中央权限，改由省级授权，虽有曲折，但最终获得了人保部的肯定。

“僧多粥少”引出“另类考核”

“从21岁师范毕业，到38岁，我用了17年成为了初中教师中的高级职称”，在江苏泰州市姜堰区某乡镇完中从事一线教学的赵老师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

这一路走来并非如外界所想象得那么辛苦。

17年中先后完成了职称的四级跨越，即小教三级、中教二级、中教一级以及如今的中教高级，平均四至五年就能跨一个台阶。

考核的标准也不复杂，主要指标在于参加工作的年限、发表论文数量、参加赛课的次数、是否从事过班主任（带过毕业班）以及通过省级的统一考试等。

在赵老师看来，这些是随着工作时间的增加和教学经验积累下的“自然过渡”，也是作为一线教师所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

南京市玄武区教育局教研室主任程云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江苏对中小学教师的职业能力、个人素质能力的培训向来高度重视，“从我所了解的情况看，江苏中小学教师职称的评定，已经无专业技术的压力”。

但近些年的实践中却出现了“僧多粥少”的普遍现象。以“高级”评定而言，一个完中每年符合条件的教师人数太多，而给的名额太少。

从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采访看，其原因较多：其一，教师队伍起点素质提高，越来越多的研究生甚至博士生加入，如研究生学历一旦进入中小学就可享受到“中级”，且在同等级的职称中对应的专业技术岗位级别上要高于“自然成长”的较低学历、长教龄的教师；其二，教师个人水平的提升使得考核的重要指标论文增加。

而最为核心的原因是，在广大非城市的中小学，由于所在地学校本身的撤并，而原来按照学校数量分配的职称名额特别是高级职称没有改变。

一位中学校长就此抱怨：四个学校合并为一个学校后，每年拿到的指标并不是原来的叠加，“2014年我们没有高级指标，2015年只有5个，但学校符合条件的老师有40个”。

为了权衡这一变化，上述中学所在地方政府教育部门不得不出奇招：在达到条件的老师中，增加了一些考核指标，出现了“同等情况下的优先推荐”，如，书法水平、担任班主任时间长短、是否带过毕业班、毕业班学生中考上重点学校的数量以及诸多的网络专业培训等等，以此达到“民主”。

“我们这里发明了一个‘微课堂’，要求老师将课件、某一节课的讲述方法以电子形式发送数据库，然后由专家评定，谁得到的A等级多，谁的机会就多，一位刚刚大学毕业还不满5年的老师获得了10个A就成了高级”，一位中学老师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他是教数学的，专门讲单个题目，相对之下语文老师就吃亏。”

而所谓针对教师水平素养的网络培训也变得越发复杂，“以前就是专业课，现在多了政治、历史等，还有房地产，评A的机会越来越少”。

有基础教育研究者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这种“不得已”的评定办法，使得一线教师的压力越来越大。

改革中仍有不完美之处。从已有的实践看，“论文”仍是核心指标，且出现了对论文本身刊发期刊“级别”的要求；而正高没有向基础教育倾斜，这使得已经评上副高且积累了相当教学经验的老师失去了职业发展的动力，产生了“船到码头、车到站”的职业停滞感。此外，近几年副高名额太少，已严重压制了一大批中青年教师的积极性，很多人认为自己再怎么努力、再怎么带毕业班，也没有太多机遇。

“职称与教师的直接业务水平90%以上没有关系”，多位已是“高级”的中学教师受访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时埋怨。

江苏省人保厅在答复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时表示，根据国家的改革指导精神，接下来会做一些调整和优化，促使“向非城市教师倾斜、淡化论文考核、更加强调专业性。”

“名额限制”缘于“分级办学”

为何会出现40个教师争夺5个高级名额的现象？

这也容易导致中学校长或教育系统官员的权力寻租，也给负责名额分配的校长带来巨大麻烦，“手心手背都是肉，给谁呢？”上述一位中学校长说。于是各地出现了多种“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的“指标”，让一线教师增加了不必要的“劳累”。

南京市玄武区教育局教研室主任程云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名额”的数量是由财政体制所决定的。

“因为财政每年给你核定的高级名额是有限的，从体制上看，不是以你达到条件增加多少个高级老师就对应增加多少拨款，而是财政事先核定好的，所以很多时候高级名额只能等到有教师退休之后再排队补上”，程云解释。

也因此，名额在地方以及各个学校之间就成为了“计划的有限供应”。

根源在哪里？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玉林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这是因为“分级办学”的体制而导致的。

根据1985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把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实行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

在实践中，这就形成了“县办高中、镇办初中、村办小学”的做法。同时，1986年出台的《关于实施<义务教育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进一步规定，“农村中小学校舍教育，以乡、村自筹为主”。至此，中央的投入主要倾向高等教育，而基础教育的经费支出的责任交给了地方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