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效率与实用主义

开放，效率与实用主义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钟伟

目前对中国经济的解读，存在着一种三步曲轨迹：第一步是一些人对GDP增速的怀疑，即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GDP增速，并且坚信自己对经济增长的实际把握，比官方数据更真实。第二步是对危机甚至大萧条的恐惧情绪不减反增。可控但缓缓下沉的经济运行轨迹，是否意味着最终难以摆脱大萧条？这样的恐惧在抬头。第三步是对休克疗法的再度关注。人们容易观察到，下行根源在于政府和国有经济资源配置的效率总体上不及私营经济，宏观调控本身并不能改善资源配置，如果浪费渐进改革的战略机遇期，那么休克疗法将是唯一选择。

我们来看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简单框架，进而可以讨论投资、工业、消费、房地产以及宏观调控正在发生着怎样的变化，以及变化的可能趋势是什么。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蓬勃，跃升为GDP超过10万亿美元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是什么导致这种奇迹的发生？

首先，之所以要改革开放，是因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标签。就国家对政治与社会生活的掌控能力而言，改革前后未曾发生本质变化。

其次，改革开放前是大一统的国有经济、少量的集体经济、微量的合作经济和个体经济，但这么纯粹的国有经济体系并没有带来经济奇迹。1978年之后，个体户、乡镇企业、外资企业等逐步发展，或者说非国有经济逐步发展，行业垄断有所打破，真正带来新鲜活力的，是非国有经济，并进而推动了国有经济自身的变革。

再者，我们可以排除精巧的战术安排。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为达成经济发展，并没有精巧设计的所谓改革顺序和时机。简单来说，就是摸着势头过河、猫论和翻番论。其中翻番论将沿用到2020年。来自实践的实用主义，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典型特征，用正统语言来说，叫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因此，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可以大致否定三个因素：一是体制及改革；二是国有因素，血统纯粹的国有经济从1949年以来尚未能证明其巨大成功；三是顶层设计，经济体制改革是群众智慧、官方推动、实用主义，难以观察到特别精巧的小圈子顶层设计。

任何改革都是艰难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艰难总结的基础上，逐步推动改革的。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03年11月党的十六大提出混合所有制、市场机制起主导作用。这些都从实践中来。

任何开放也都是艰难的。前苏联解体后，全球化从1990年代初迅速推进，为中国这样的大国选择外向型发展之路提供了难得机遇。即便这样，开放之路也是一波三折。

但是30多年来，中国经济确实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原因也许可以概括为：一是对市场机制和私营经济的容忍、认可和保护；二是对国际经济的积极参与和融合，尽管开放充满风险和代价；三是体制对改革和开放的口头和实际的支持，尽管这种支持时有阻力，甚至有时发生波折。

考虑到社会结构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因此，是继续尊重市场机制、打破垄断、拥抱私营经济和企业家精神还是以做强做优做大国有经济为要务，是继续尊重现有国际秩序、对外持续深度开放还是用疑拒的目光画地为牢，将决定中国经济的未来命运。

改革＋开放＋实用主义，增强了政体和政党的正当性，而不是相反。改革开放以来，是实事求是的改革和开放使中国经济呈现奇迹。

现在中国经济在经历次贷危机以来的长周期的景气下行。当下的经济运行，从经济指标看，与1998年-2004年有些依稀的相似性。两个时期都充满悲观气息。如果说有不可比性，那是2004年中国经济呈明朗化的起势，而现在则不同。

如果坚持实用主义、群众智慧的改革开放，一些挑战也许可避免或可缓解。(编辑 欧阳觅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