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贾玉宝张帆王小明深圳报道
低迷后的期待,爬升中的博弈,相对于股市和期市的一波三折,金融衍生品却是共同吸引了国内两大证交所和三大期交所的眼球。而12月3日至4日首届中国(深圳)国际期货大会的召开,则令这一伴随多方准备和希冀的竞争,袒露在了阳光底下。
“其实哪家交易所都能干,都想干。”大连商品交易所总经理朱玉辰称,中国已有5个交易所,或许还有可能成立一个新的交易所,专门做金融衍生品——这一说法,描绘了金融期货群雄逐鹿的大体态势。
深圳:往事重提
15年前与期交所的一段机缘,让深圳至今难以忘怀。
1990年第四季度,新中国首家期货交易所——深圳有色金属期货联合交易所正式筹备,1991年6月召开首次会员大会,同年9月23日试业,并于1992年1月18日正式开业。1999年3月,该期交所在运作7年后改组为深圳市金牛投资有限公司。
管焱彬是当年的筹办者之一,现为深圳市期货同业协会会长的他谈起这段历史时称,继深圳办期交所后,上海、重庆、沈阳、北京等地也陆续开办,但当时金属品种相当,价格不一,竞争激烈,不利于全国统一市场、统一价格的实现,中央经研究,选择保留了上海,并撤销了深圳等地的期交所。
“深圳至今存在一种期交所情结。基于此,本次大会的组织也颇生变化。”本次大会的承办方——中国国际期货经纪有限公司(下称“中期期货”)一位资深人士称,中国期货业协会会长田源和深圳中期总经理马文胜就召开论坛事宜向深圳证监局和金融办作了沟通后,深圳市委、市政府迅速给予了支持,而原定由上海、郑州、大连三家期货交易所主办的论坛,也改为中国期货业协会、美国期货业协会和深交所、深圳市政府主办,三家期交所则转为协办方。
“值得注意的是经费方面,深圳市政府为本次大会出资60万元,而三个期交所和深交所才各出资10万元到20万元不等。”一位熟悉内情人士认为,深圳市政府的鼎力支持,表露了它在金融期货方面的“想法”。
显然,本次大会为深圳金融广聚了人气,近700名参会者包括来自美亚太近10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行业、学术界及证交所、投资机构和技术机构等。
而深圳期货业的家底亦有一定基础:截至2004年底,深圳11家期货公司占中国大陆地区(下同)188家期货公司的5.8%,期货保证金占12%,交易额占10%,手续费占10%强,利润约占24%。其中,深圳中期连续三年创中国期货市场年度成交量和成交额的双第一。
新的突破是,于2004年成立的深交所股指期货工作小组,正在为深圳提供股指期货、指数期权和个股期权的研发与方案设计。香港交易所衍生品市场部总监戴志坚称,现在CEPA进入第三阶段,证监会和港交所已批准深圳一家期货公司在港开展业务,深圳发展金融衍生品有很好的机会。
五大交易所之争
想争饮头啖汤的不只是深圳,除深交所外,上海、郑州、大连三大期交所和上交所也对金融衍生品觊觎已久。
12月3日,大会子会议上,围绕金融衍生品的设立,上期所总经理姜洋、大商所总经理朱玉辰、郑商所总经理王献立也都是语带机锋。
姜洋称,定在哪里或者怎么定,这是市场考虑的问题。作为交易所来说,关键是要自己准备好。
与姜的直言不讳不同的是,朱玉辰显得有点含蓄。朱称,中国有5个交易所,还有可能成立一个新的交易所。“给我们干,就能干好。所以有两个办法,一是大家都干,当然这种重复竞争是有代价的;第二个办法,就是抓阄。”
而来自中原地带的王献立的说法更显平和:“在哪里上,都是中国金融市场的胜利;我有一个预测,3年后或者5、10年后,三家期交所都会有金融期货品种。”
会场上语言的交锋是以实质的交锋为基础的。台下,三家期交所和两家证交所都参与了进来。
1993年,上交所开始了股指期货研究,并曾于1999年推出股指期货研究报告,对具体的合约、交易方式、运作模式均有设计,但由于当时条件不充分,其推动股指期货的努力被暂时搁置。
时至2003年,上期所开始承担证监会委托的股指期货运作总体方案设计,各交易所的股指之争似告一段落。
但次年上交所和深交所都相继成立了股指期货项目小组或工作小组,大商所总经理朱玉辰、郑商所总经理王献立也表示,他们都在做金融期货的研发。
至此,各交易所染指股指期货之心昭然,竞争表面化。
这背后是巨大的收益驱动。资料显示,2004年全球金融期货产品的交易量占到期货总交易量的92%,商品期货只有8%的份额。
为平衡各方利益,有专家建议成立第四家期货交易所,专做金融期货。但此议遭到中国期货业协会副会长常清等人的反对。常清称,考虑到成本等因素,新成立一家未必合适。
常清还认为不应由证券交易所推出股指期货。他说,1995年沪市“3·27国债期货事件”说明,同样进行国债期货交易,出事以后上交所损失惨重,上期所受到影响很小,理由就在于上交所风险规避措施不够。“要用期货的规则管理期货。期货的结算体系、风险监控体系与证券截然不同,期交所不论交易体系还是风险监控经验都要优于证交所。”
股指期货先行?
撇开各大交易所的明争暗斗不谈,在如何推出金融期货的技术设计上,其具体路径是否已经明晰?
对此,到会专家基本达成共识。深交所股指期货工作小组副组长傅德伟称,利率类、货币类、股权类三大类金融期货中,应重点关注股权类衍生产品。
与会专家认为,中国利率市场化推进步伐非常快,但无论从银行间市场还是债券规模来看,还没有完全市场化,因而利率类衍生产品目前大规模发展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至于货币类衍生品,从境外情况看,基本是远期、掉期这两个产品,主要在机构投资者中使用,由于人民币暂时不能自由兑换,所以推出时机还未成熟。
“过去5年,股权类期货每年的增长率超过30%。2004年,股权类期货已占到整个金融类期货的90%以上。因此,应该把它作为中国衍生产品市场发展的突破口。”傅德伟说。
实际上,国际新生市场的基本做法也是先选股指期货,然后是股指期权、股票期权。傅德伟称,像英国、美国、日本等成熟市场都是以农产品为开端,向金融衍生产品自然衍进。而新兴市场,包括印度、俄罗斯、西班牙等5家交易所2004年股票期货发展非常快,这5家的股票期货占了全球市场的股票期货的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