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早有心理准备，我们还是很痛心，看来他是陷在一个怪圈里了。以前我们也试图改变他的思考方式，但做不到。”3月31日，当深发展前任董事长周林因涉嫌违规贷款被刑事拘留的消息得到证实后，一位曾经非常熟悉周林的人对记者如是说。
而更多的深发展员工在被问及周林的时候，都避而不谈。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到底陷在什么样的怪圈里？他与沸沸扬扬的“15亿问题贷款”究竟有什么关系？他未来的命运如何？一个个谜团出现了，答案却尚待揭晓。
一场“用心良苦”的“革命”
“我认为，我找到了一条搞好深发展的道路。若干年后，大家会理解，周林用心良苦。迟早会被理解的。”
2002年10月，也就是美国新桥投资与深发展刚刚签署完成战略投资协议之后，周林曾向本报披露了他引资的心路历程。
然而，戏剧性的变化在两年之后发生了。正是新桥投资聘请的管理层，通过长时间的自查，发现该行在2003年8月向某系列企业发放3年期共计15亿元贷款，存在发放不合内部管理程序和借款人使用贷款违规的嫌疑，并于2004年11月向司法机关报案。深发展行内舆论普遍认为，周林被拘与此案关系甚密。
正因如此，当2006年1月有媒体误报周林被捕消息时，曾有诸多媒体发表评论称，周林做了件“石破天惊”的事，相当于“自己革了自己的命”。
从法律意义上讲，断言周林是否真的革了自己的命，为时尚早。而且将之与外资的进入联系起来，也未必恰当。不过，从此后深发展管理团队的调整看，就连周林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我的心情很复杂。这不等于自己炒掉自己啊，对不对？”据本报当年采访周林的记者回忆，说这话时，他面带苦笑。
周林不幸言中了自己的命运。2004年10月，新桥投资正式入主深发展之后，外界发现他们启用了两位“洋人”担任董事长与行长，周林仅仅保留党委书记一职。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周林曾努力争取过在监事会的任职，但并未成功，随之淡出该行管理。2006年1月，其党委书记一职也被免去。
一次曲折的引资之谜
将中国商业银行的相对控股权交给外资战略投资者，作为时任深发展行长的周林，可谓“开天辟地第一人”，因此他一直很清楚自己所面对的压力。
“对于这件事，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说，这是把银行经营权给了外资，开了先例。但我认为，在本质上，这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把银行作为一个企业来对待。深发展不再是政府的一个局级单位，而是作为一个企业来经营。”周林认为，“把引资的事情做好了，对方方面面都有好处。政府部门收回部分资金，同时也免除了承担银行坏账的责任。新桥进来以后，双方的利益拴在了一起，他们的优势和我们的优势结合在一起，就有可能建成一个中国一流的银行。这对我们来说有好处，可以搭车改革，借船出海。而且他们只占小比例的股份，让他们以小比例股份来为占百分之八十几股份的广大股民打工，何乐而不为？总体来看，我们是做了一次有益的探索。监管当局也要求我们积累和探索经验，为其他银行的改革探路。”
尽管周林对自己所为评价较高，但由他主导所做的两个安排还是大大出乎外界预料。其中一个安排至今仍为业界和管理层所关注和争论，即为何引入非银行金融机构作为战略投资者。
“很多专家给我们提建议，银行入股银行是不可行的。”对此，当年的周林曾列举了两条主要理由：其一，外资银行若入股中国的银行，目标往往是要把国内的银行变成自己的分行，在中国加入WTO的5年过渡期内买张“入场券”。但对深发展来说，这是不现实的。第二，外资银行存在向亚洲区转移坏账的可能性。
而周林选择新桥的理由也是两条，首先“新桥有收购银行的经验，他们收购过美国储蓄银行、韩国第一银行，起码是干过，而且比较成功。”其次，“新桥的高层管理人员中，有部分人对中国的情况相对比较了解”。
另一个安排是，在签署完框架性的协议后，设过渡期并由新桥参与管理。对此，周林也作过解释：“这是我们提出来的。我跟新桥说，你们要有诚意来买的话，就先来管。意向性协议的这一条明确，从管委会负责管理的第一天起，政府就不再承担所有风险问题，所发生的风险，责任在新桥。这一条的意义还在于，在谈判定价时，不再将这段时间的资产列进来。”然而，外界对此颇有微辞，认为这相当于未出让股权，先出让了管理权。
无论如何，或许正是由于周林的坚持，从2001年开始，深发展经历了长达3年的寻觅，从谈判、谈判破裂、第二次谈判直至花落新桥，其间的曲折与惊险，恐怕只有当事人才能一一道尽；对于外界来说，双方关系为何曾经一度恶化，周林为何在选定新桥之后又与台湾中国信托商业银行接触，以及因何与新桥重修旧好等一系列问题，或许将成为永远的谜。
一位“视线之外”的人物
公开资料显示，周林1951年出生，黑龙江哈尔滨人。不过，周林的身材看起来并不像东北人，他个儿不高，但很敦实。
在新闻界面前，周林向来非常低调。往往刚刚交换过名片，他就急匆匆消失在记者们的视线外。4年前那次接受本报采访，是记者目前能够查到的他仅有的一次面对媒体。
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周林想遁身于公众面前的愿望并没有实现；相反，近半年来当媒体争相报道深发展“15亿问题贷款”时，他的名字每每被提起，甚至有媒体曾这样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该笔贷款的来由———
“2002年12月下旬，周林将东直门项目和三九集团副总、深圳三九汽车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陈达成介绍到深发展。这一次见面安排在33楼———该楼层东面的前董事长办公室被周林用做会客室。接近周林的一位人士告诉记者，周林声音洪亮，从会客室经过的人都听得到。自此，东直门交通枢纽项目正式‘登堂入室’，目标为10亿元贷款。周林希望相关部门抽时间去考察企业和项目，必要时可做行内联动贷款。”
很难相信这件事确属周林所为。在1997年7月21日被深发展董事会聘任为行长之前，周林历任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处长、副局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局负责人，1992年7月调任深圳市体改委副主任，从1993年9月开始担任广东发展银行董事、深圳分行行长，算起来跨入银行界至今已有十多个年头，对于银行业务应该算是个行家里手了。
而且从言谈上看，周林对坏账也有本质上的认识。“从坏账产生的根源来看，基本上是人为的。如果不做根本的改革，这个银行就没有出路。银行与其他企业不一样，所有的口子都可以有钱流出去，控制不好，风险就大了。所以，如果责权利问题不从机制上获得解决，就不可避免要产生不良资产。同时，应该看到，法人治理结构不到位，是资本补充机制、风险控制机制没有形成的重要原因。任其发展下去，对银行危害很大，累积的金融风险会不断增加。因此，必须改革。”
然而，与之对照，如果“15亿问题贷款”不是周林所说的“人为”所致，很难理解它是如何闯过层层审批的。一份来自深发展的审贷报告显示，该笔贷款的贷款人不具备偿还能力，担保单位代偿能力不足，项目存在巨大的政策风险和经营风险，贷款发放涉嫌违法和违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要求。在此笔贷款的各级人员审批意见中，多次出现上述风险提示。“风险明明摆在那儿，稍有专业知识的人都知道这笔贷款一旦放出去就会凶多吉少，为什么还要放呢？”对此，即使是专业人士也不能理解。
4年前，周林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曾再三表示，希望在引进外资这件事上“将来会有股民感谢我的。得到了大家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我也就有了回报。”时至今日，人们将会如何理解周林，恐怕要待事实作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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