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持续快速的增长。目前来看,中国的工业化之路处在怎样的阶段?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发生了哪些变化?在这些变化下,民营企业和跨国公司最急需的资源是什么?双方面临怎样的合作与挑战?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迎秋。
工业大国还不是强国
问:中国的新型工业化之路目前处在怎样的阶段?
刘迎秋:当前我国已从一个农业大国转变成为一个工业大国,但是还不是工业强国。我国各类产出的附加值还比较低。因此,我们必须强调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重要的一条就是提高创新能力,加强创新能力和自主知识产权建设。目前,我们主要缺的是这一块。很多人说我国是已经成为世界工厂,这不准确。实际上,到目前为止我国还仅仅是一个世界加工厂。按照温家宝总理的说法,只有绝大多数产业成为自主知识产权产业了,才能叫世界工厂。显然,在这方面我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比如,据统计到今年第三季度全国市场投放手机4亿部,但是芯片不能自己生产,我国要交大量知识产权费;我国搞汽车近40年,但到目前为止没有自己的名牌;表面上看我国经济发展规模很大,但实际竞争力不高。总之,到目前为止,我国仍是一个世界加工厂,而不是一个真正的世界工厂。
体制改革收益在递减
问:中国这些年经济增长的推动因素是什么目前来看,有哪些变化?
刘迎秋:中国这些年的增长,最重要的推动因素是三条,第一条就是体制变革,体制变革带来了生产力的释放。第二个是对外开放,对外开放带来资金供给及其有力推动。第三个是人口红利的支撑。有估计说,我们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3/4,有的说是1/3。总之,中国的劳动力是便宜的,人口红利是相当高的。
但是,目前这三大动力的支撑作用在下降。第一,体制变革的收益在递减,整体变革的成本在上升,改革的边际成本也在上升,这就在客观上带来了体制改革推动经济增长的能力相对下降。第二,外来资金的推动作用也在下降。中国已经从一个缺钱的国家,变成了一个资金剩余的国家。资金流入和资金使用的边际收益也在持续下降。第三,人口红利也在减少。随着人口增长率的下降,劳动力的供给增长在下降,劳动力投入的边际成本在上升,过去那种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工资收入曲线持续稳定在一个较低水平上的状况在改变,并有所上升。这就在客观上决定了产出成本的上升和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下降。在中国,不管是民营企业的发展,还是外国企业在中国的发展,都必须正视上述新问题。
要走国际化创新之路
问:在这种条件下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最急需的是什么?
刘迎秋:第一点是技术改进与创新。既然制度改进与变革的推动作用在下降,既然资金供给的支撑作用在降低,既然劳动力供给的低成本优势也在消退,那么,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国民营企业就必须考虑和探索原来已经起作用但作用不足够大的技术要素的作用。所以,要在技术改进和创新上寻找出路。
第二点是人力资本的投入和积累。这是新经济理论所讨论的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如果对人力资本增加投入,资本的边际收益曲线将递增。
第三点是加速企业的现代化。目前我国的465万户民营企业,70%甚至更大比例的企业是家族企业。包括集体企业改制后的企业,相当部分也是家族式的管理。所以,需要探索家族企业现代化问题,即建立现代治理机构。
第四点是国际化的营销渠道。中国企业缺少营销渠道,而没有营销渠道,即使有自己的品牌也难以占领市场。因此,要创造条件,特别是要注意通过与跨国公司的合作,积极发展和扩大我国民营企业的国际化营销渠道。
中外公司合作双赢互利
问:如何看待中外公司合作的主要基础及其面临的挑战呢?
刘迎秋:承认并尊重企业利益诉求,在竞争中实现合作,在交换中达到互利,在讨价还价中实现共赢,就是当前阶段中国民营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实现合作的深层基础。从这个角度看,特别是随着内外资企业实行同一国民待遇(统一税收等)政策的全面实施,过去那种多数好处让跨国公司和外国企业拿走、中国企业只得到一点儿加工费的时代正在成为过去。
另外,虽然到目前为止,跨国公司在竞争合作过程中还掌握着更多的主动权,但是,在政策调整后,如果跨国公司不能审时度势、根据变化了的情况正确选择与中国企业的合作路径、渠道、方式以及行业,拿出他们最好的技术和产品投放中国市场,他们要在中国获得如同过去那样的高额收益,可能将十分困难。比方说,如果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不符合中国产业方向,或者仍然拿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十年甚至更多的落后技术来投资,就是不符合中国发展方向,是不应该也不可能再得到像过去那么高的收益的。德国大众在华投资生产汽车,开始拿的不是最好的技术,并且已在中国赚走了超过投资成本数十倍的利润,这种现象今后将不再可能。
同样,虽然中国民营企业的规模和能力还普遍较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个过程中它们总是无所作为的。恰恰相反,能否根据变化了情况和条件,突出重点,选准方向,抓住机遇,将决定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的成与败。今后,中国民营企业必须站在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的高度,从中国长远发展的需要出发,按照中国产业政策总体发展的方向,从自身长远收益角度深刻思考和大胆实践与跨国公司等外国企业间的竞争与合作、共赢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