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恶化带来挑战
首先,我国产品出口的国际环境恶化了。主要是因为国际经济危机还在持续。国际经济危机一般分三个阶段演化:第一个阶段主要表现为金融机构破产,如雷曼兄弟破产;第二个阶段主要表现为“主权债务危机”,如“欧猪五国”的“主权债务危机”;第三个阶段主要表现为国际货币体系危机。
目前正处于第二个阶段上。国际经济危机何时才能走出来?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能否取得重大的技术进步;二是能否推进重大的制度变革。只有这两个条件是走出危机的根本出路,像印钞、发债、降息、放信贷、投资等措施,都是拎着自己的头发往上,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危机,且只会为新的危机创造条件。在国际经济危机还在持续的情况下,国际经济至少还将低迷两三年,这对我们的出口带来较大的不利影响。
其次,我国对外投资的国际环境在恶化。我们不仅要“引进来”,还要“走出去”。不仅要将产品走出去,而且要将投资走出去。但“走出去”也面临新的问题:其他国家不像我们当初欢迎他们的投资那样欢迎我们的投资。我们要投资他国的高科技企业和项目,他们就担心我们窃取他们的技术;我们要投资他国的资源,他们就说我们要控制他们的资源;我们要将开发区建设的经验移植到国外,他们就说我们要控制其土地。总之,他们以国家安全等种种理由对中国投资进行限制。
再次,人民币汇率调整的国际环境也一直不太好。由于中国拥有低成本竞争优势,我们的中低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价廉物美的竞争力。西方国家不从我国产品价格低主要源自于低劳动力成本、低土地成本、低环保成本等来考虑,而将中国产品具有竞争力一并归结为人民币币值被低估。于是,就不断地通过压人民币升值,来削弱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
同时,人民币汇率还直接受制于美元的变动:美元贬值,人民币就被动升值。同时,我国外部的整体环境在恶化。随着我国经济总量上升到世界第二位后,美国越来越强调将中国作为其主要的竞争对手,将其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等。
改革阻力增加带来挑战
过去三十多年来,我国之所以保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原因就在于体制改革释放了巨大的生产率。但随着我国发展到新阶段,面临一系列新挑战,出路在于深化改革,但改革面临两大障碍:
一是既得利益障碍。由于过去三十年改革采取的是不平衡改革战略,导致政治改革、文化改革、社会改革与经济改革严重不平衡、不协调。在带来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贫富差距拉大、寻租蔓延等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培育不少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由于受益于这种不平衡、不协调的过渡型体制,因而成为新一轮改革的障碍。
二是观念障碍。改革行动首先要有观念的突破。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每一次重大突破都源于思想解放。按理说,现在的观念应较改革前期更好,但由于不平衡改革本身产生的新问题,使得很多人对改革产生了质疑。
比如,很多人将贫富差距拉大、腐败严重等归结为市场化改革。殊不知,这些问题不是市场化改革带来的,而是改革不彻底、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不平衡带来的。随着“民粹”流行,原来本已解决的观念问题现又成为问题了。如国有企业改革本来在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就有了明确的说法,要收缩国有经济战线,要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要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但现在讨论国有企业改革反而会引起很多上纲上线的争论。更令人担忧的是,改革的阻力在增加。
改革阻力增加,改革自然就难以推进,一些深层次问题就不能解决。深层次问题不能解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谐社会建设等就难以正常推进,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就面临挑战。
认清问题和挑战是应对挑战的前提,其实挑战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不知道挑战在哪里,稀里糊涂地倒在挑战中。认清了挑战后,我们完全可能应对好挑战,因为过去的历史反复证明,我们就是在应对一个一个挑战中不断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