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卫平：金融改革就是要让金融进入实体经济

中国经济转型无疑到了最关键的时期—经济增长持续减缓已是不争事实，连续六个季度增长速度持续放慢是改革开放以来仅有的现象。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及全球增长的最大贡献者，在欧美经济疲软至可能重新陷入衰退的环境下，中国这一经济巨轮究竟该何去何从？

日前，由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主办的“2012下半年中国宏观经济与金融形势分析论坛”在广州举行，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黄卫平在论坛前夕接受了时代周报记者专访。他指出，现在中国最大的毛病就是人人都搞虚拟经济，觉得钱来得快点好。温州和珠三角的金融改革，中央很清楚经济资源必须流入实体经济，这也是最根本的目标，尤其是广东的金融改革是作为全国的样本，非常关键。

欧洲经济的下滑对中国影响深远

时代周报：你如何看待目前全球的经济形势，对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有何影响？

黄卫平：从目前来看，美日主流是缓慢复苏，中欧主流是缓慢下滑。对我们的影响欧洲还是主要的，因为欧洲是我们最大的出口市场。从中国角度讲，现在呈现出最大的经济下滑态势是浙江、江苏、广东这三个省。一个广东的基数就占全国的1/10，GDP大概有4.7万亿，速度上不来的话，会引得全国经济增长速度也跟着下滑。从7月份开始整个预计与实际差得特别大，我们预计全国出口增8%，进口增7%，结果整个出口增1%，进口增4.7%，跟实际差得太大了，而且整个顺差收窄，对中国实际上是有很大影响的。

我对欧洲债务并不担心，因为债务自身并不可怕。如果把欧洲看作一个经济体的话，欧洲的债务在全世界所占比例根本就不大。到目前为止，欧洲负债率只有88%，美国负债率超过100%，日本是203%，中国把各政府担保的东西加上都不止88%。

而且对于债务大家都有一个认识误区，债务本身不还谁也没有办法，尤其是国家欠债，在这里要重点提到，国家是有豁免权的，他不还你债，你也只能认了。尤其中国人要注意，你买人家的债权是投资行为，而不是说明你帮助人家了，伸手跟别人要点条件这都是开玩笑的事，这是对市场经济太不了解的情况，中国人这思路本身就是错误的。

在我看来，根本毛病在于金融体系受到冲击。欧盟这1300多家商业银行，买了大量的欧洲债券作为资产，这种债券本身一旦有了风险，有了问题，那银行体系就要受到冲击，这才是问题最核心的地方。

时代周报：那么美国的问题呢？QE3迟迟不推出，是否美联储有所顾虑？

黄卫平：我没觉得美国有问题。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两个礼拜就推出了，美国QE3计划从去年5月研究到现在依然没有推出，说明了美国人决策谨慎。

此外，美国也提出5年出口翻一番，增加200万个工作岗位，其中80万个是制造业。现在美国突然发现这个根本不行，它主要还是靠创新。因为现在世界经济没有创新动力，经济有长周期、中周期和短周期，长周期就得靠创新。美国没有一个举国体制，但发展的方向是极其明确的。中国也好，俄罗斯也好，你发展经济使用的是有限的资源，而且是储量递减性的资源，但美国用的是无限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和计算能力无限，这就决定经济的基础都不是一回事儿。

要闯出一个金融进入实体经济的路子

时代周报：之前中国温州地下信贷出了很严重的问题，目前温州和珠三角的金融改革正在进行，你如何看待中央的这个决策？

黄卫平：现在中国最大的毛病就是人人都搞虚拟经济，觉得钱来得快点好，实际是搞错了。为什么呢？比如说温州和珠三角的金改，中央很清楚经济资源必须流入实体经济，这是最根本的目标，但是从珠三角和温州金改来说，还是围绕要建一个金融中心，还想玩虚拟经济。中国经济的基础一定不是虚拟经济，一定是制造业。而制造业的核心是人，而中国的人才资源是最差的。工人阶级得干十几代人才敢叫工人阶级，日本工业够厉害吧，英国看日本工人不叫工人，看中国工人那就更不是了。你得做十几代才能有工人的基因，这个基因是最重要的。十几代人做工下来，你会有责任感、敬业精神和纪律性，会有工人的视野和操作技术方面的敏感度，但是中国现在根本就做不到。所以我们现在干的是工人的活，骨子里是农民的基因，所以叫农民工。还有管理者也是，咱们现在企业的管理者还是个干部的思维，干部的思维跟企业家的思维那也不是一样的。

从2003年开始，中央已经转轨了，从又快又好转为又好又快，上海、北京明确思路要改，从又快又好变为又好又快。所谓过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现在已经完全变了，“十二五”规划两个七，经济增长率7%，收入增长率超过7%。前十一个规划，都是收入增长弱于经济增长，这次收入增长超过经济增长还是第一次。这就说明中央完全转轨了。

仔细看中央这个总体规划，横琴、前海这个区域，首先人民币要走出去，其次资本账户要适当开放；梅州是农村金融，怎么样通过一个试点，让农村真正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路。另外一个是湛江的城乡一体化问题，实际上就是怎么能把中国往城镇化上引。中央其实对广东给予很大的希望，这种希望就是不让你就金融玩虚拟经济，而是很清楚地让你搞实体经济。中央给你先行先试的任务，就是给全国将来闯出一个金融怎么进入实体经济的方法和路子。

时代周报：那么你是如何看待广东的这种示范效应？此外，香港和澳门的地位该如何界定？

黄卫平：中国在资本市场有三股力量，一个老百姓，看准的是资本市场赚钱的机会；第二部分是企业，看准的是集资效应，如何圈钱；第三个就是国家，国家就要利用这个市场规范股民的行为和股市的行为。三者想的根本不是一回事，但关键能找着一个交叉点，这个交叉点就是有效配置资源。因此广东金融改革未来的路比温州要好得多，但是中央对广东给予的期望也是最大的。

中国比其他国家幸运，有一个香港一个澳门，实际上就有一个缓冲地带。横琴和前海，将来是人民币走出去的桥头堡。再往前走就是我们的缓冲地带，试问哪个国家有香港这么完善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体制，如果把它充分利用起来，我还用自己去建离岸中心吗？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必须找到均衡点

时代周报：新兴市场过去一年来普遍面临资本外流的风险，中国亦不能幸免。上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风暴是始终挥之不去的阴影，人们难免担心，一旦资本大规模流出，中国经济会重蹈当年东亚各国的覆辙。对此你怎么看？

黄卫平：去年8月份到现在，除了12月份和6月，其他月份GDP全是负增长。经济发展是有规律的，先是资本账户、经常账户全逆差，然后是经常账户的顺差，贸易我们赚钱了，接下来是资本账户净流入，全是顺差，这是中国目前的情况；再往前走，经常账户顺差，资本账户逆差，就是你外贸挣来的钱通过资本账户全都投进去了，再往前走就是全逆差了，就跟美国一样全逆差。然后再往前走又倒过来了，资本账户顺差，贸易逆差，贸易的逆差用资本账户顺差来补，这经济就成熟了，这是自然规律。

再说经济全球化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永远都是单边进单边出，谁受得了。你想想，商品单边出赚的是外汇，资本单边进还是外汇流进来，那我问你国际收支怎么平衡？难怪你堆了这个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规矩就是外贸挣钱，资本账户往外投；外贸亏欠，资本账户往里补。这是国际收支的基本规律，你中国不能不按照这个游戏规则玩。

时代周报：那么你如何看待中国目前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两种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应该如何搭配？

黄卫平：去年财政是扩张的，货币是紧缩的，扩张型的财政我不管你是搞民生还是搞基础设施，必然增加的是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你需求上去了，那么生产就上去了，你弄一个紧缩的货币政策把企业都搞得没办法了，这两个一搭配，不出滞胀还等什么呢？为了一个政策目标，可以进行一个政策搭配。但是如果按照罗伯特·蒙乃尔这种开放宏观均衡的角度，去年的政策正好搭配反了，应该是宽松的货币，紧缩的财政。但即便是搭反了，总能找到一个交叉点吧，这个交叉点叫均衡点，总供给等于总需求。所有的执行者都得奔着这个交叉的均衡点来。但是你执行不到位，马上就出事了，扩张的政策把物价搞上去了，紧缩的货币让企业弄不到钱高利贷横行。

钱收不回来，民生问题又摆在那里，可你看到的是财政压力越来越大，怎么减税呢？现在19个省市提出要让GDP翻番，这钱从哪里来啊？减税跟结构性减税不是一回事，结构性减税就是有加有减。其实我们更关心出口退税。人民币汇率怎么调对出口的影响根本就不是大家害怕的，从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开始升值，越升你这个外贸顺差反而越大。我们做过一个课题，得出的结论就是人民币汇率对出口影响不大，但是你动出口退税试试，4月份咱们出口退税税率没调，只是及时退税，5月出口就暴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