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摘要
陈波认为,就上海自贸区而言,今年是改革的加速期,应该把自贸区总体方案所讲的大方向,以及中国人民银行所讲的大方向,加速落地。而新增自贸区需要找准自身的定位。
尽管原定于2月27日上午举行的福建自贸区揭牌仪式临时推迟,但新增自贸区的脚步无疑越来越近。
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同时面临着经济形势压力等因素的影响。2015年,自贸区在其中应该发挥什么作用,又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为此,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上海财经大学自贸区研究院秘书长陈波。他认为,就上海自贸区而言,今年是改革的加速期,应该把自贸区总体方案所讲的大方向,以及中国人民银行所讲的大方向,加速落地。而新增自贸区需要找准自身的定位。
找准自身定位
《21世纪》:在你看来,广东、福建和天津三个自贸区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陈波:我去了两次上述三个地方之中的某一个,在当地,大家都不清楚自贸区争下来之后要干什么,现在的问题在于,不光有政策,政策是细分的,要知道国家的心态和改革的方向是什么。现在自贸区并不是以税收优惠来吸引企业的,不理解政策,光拿个自贸区头衔,或者拿个政策松绑来吸引大家,做不到想要的东西。
福建那边是非常明确的,已经开始跟台湾进行接触,另外,福建是中小企业和私营企业为主,反而对政策渴望更大一些。
天津方面,我觉得东北亚这一概念可能性不大,东北亚是几个国家,天津不可能对几个国家区别性开放,日韩同样也是,负面清单是不可以有国别歧视的。那么天津能做什么呢,一是融资租赁,船舶之类的,二是高端制造业,三是汽车的平行进口,这里没风险只有收益。
大家肯定想要做的东西都一样,每一个自贸区底下的板块也是一样的,大家虽然政策一样,但可以由市场进行选择。最怕是以区域政策的改革开始,最后以政策型的改革结束,即发展由政策引导而不是市场引导,根本没有建立起现代市场经济体系。
《21世纪》:你如何看待将来前海的金融领域改革?
陈波:对前海来说,其实自贸区才是真正的突破口。为什么前海以前做得相对不好,因为前海只有供给方,没有需求方。金融领域的开放有一个需求方就是实体企业,前海没有那么多实体企业,没有需求,供给也就没有意义。
而自贸区给了你一个市场,就算南沙不给你,至少蛇口给你,制造型企业总要有需求。所以上海自贸区为什么改得了,大量的金融开放必须要基于实体经济,上海自贸区有这么多实体企业。
上海以前每次内部讨论其实都特别害怕前海,前海是深圳特区的一块,又有国家级的一些园区,我们会担心前海做得非常好的话就把上海比下去了。从政策落地上来说前海做得很好,但现在过了一年了,上海松了一口气。上海虽然做得不那么好,但是上海有基础,这么多企业即使不用想政策也能够把量做起来,前海做了政策,没有企业,类似空中楼阁。金融政策是要有地基的,金融政策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如果没有这一点是没有实际意义的。现在的问题是,他们和蛇口之间的关系,以及深圳和其他两个片区的关系,都没有理清楚。
参考上海经验
《21世纪》:上海自贸区改革,哪些共性的东西是值得其他自贸区学习和借鉴的?
陈波:首先是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职能转变值得称赞的。之前是事前审批制,现在是事中事后备案制,这一项就已经很难做了,虽然这块听起来跟自贸区最没关系,但我认为是做得好的。
监管方面还有比如像海关现在允许全面的电子化以及一体化平台,海关、安检、检验检疫部门全部一体化办公,包括边通关边卸货等,通关效率大大提高,时间大大缩短。这些上海自贸区能做,其他自贸区应该没有任何问题,应该百分之百立刻复制。
另外是政府的公示制度,以前比较虚,现在是非常明确,还有一个听证制度,这种沟通机制是真正的市场行为,即政策是跟着市场走的,而不是政策来领导市场,政策不能成为市场的阻碍。这些是政府整个角色的转变,真正成为市场的参与者和培育者。
在负面清单方面,目前全国有一套负面清单,上海自贸区有自己的负面清单,如果其他自贸区还有自己的负面清单,“政出多门”,会造成法律上的扭曲,今年其他地区就没必要自己再造负面清单了。
在贸易方面,中国已经是第一大贸易大国。贸易的潜力不是货物贸易本身,而是贸易所附加带来的服务,离岸和期货这些东西。像新加坡如此发达的国家,贸易仍然在拉动发展,就是因为贸易上面可以提供附加值服务。服务贸易需要载体,就是货物,没有货物的载体就是空中楼阁。中国闹了那么多次,才可以经营离岸保税仓库。期货现在不光是海关,还加入了证监会,可能还需要外管局,因为期货现货的国际平台,涉及到货币转换,需要银行和海关共同创新,这一方面潜力很大。
在金融方面,其他几个自贸区需要明确自身定位。如果定位都做不好,即第一步都没有成长发育,就无法参与竞争。
法律方面,上海做得比较多的,上海有自贸区守则,里面包含了负面清单,权力清单,知识产权保护法,包含了反垄断法的法庭,还有劳工保护法等,既和国际接轨又和国内不一样的,行政方面也应该这样做。
《21世纪》:按照要求,今年应该是上海自贸区的加速期,今年自贸区应如何突围?
陈波:首先要完善事中事后监管,虽然营业执照发得很快,但是要看风险是不是能控制好,从审批转向事中事后去管,要看这个过程中有没有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金融体系则更多是对内开放,让更多国内资本有很好的平台出去投资,进行全球配置资源,包括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现在对金融资本也有点放开了,比如出去不用投资实体项目,可以买外国证券,这一点开放主要通过FTA账户实现。
服务业开放可能要更近一步,去年服务业开放处在试点阶段,今年已开始做了很大动作,去年9月1日亚马逊落户上海自贸区,亚马逊是一个例子,现在则变成了政策,电商这一块在自贸区完全开放,后面还要做,继续完善国际开放底下的国际性的市场经济法规。
我们现在所强调的“加速期”,应该是把总体方案所讲的这些大方向和中国人民银行所讲的大方向,加速落地。之前落地细则,一是不清楚,二是折扣很大,所以今年应该是细则政策密集落地期。
《21世纪》:上海自贸区扩区之后,各个区域或者板块之间会有化学反应还是说是各自发展?
陈波:我希望是前者,不过一开始可能是后者,应该来说区域底下、一个板块底下不会有任何区别。如果企业都集中到一个区域或板块,那就是市场结果,是一个合理的结果。但想做到应该是不可能的,市场化会进行自我调节。
另外,按照上海的政策,所有从上海各个区迁进自贸区的企业,税收全部返回各个区,财政来源并没有减少。这是一种模式,地区之间如何激励相容。
上海其实具有协作优势,范围在一个区之内,自贸区一线管理官员和浦东新区官员还有互换,这没有问题,自贸区扩区之后,浦东新区70%的GDP都在自贸区里。可以说,浦东就是自贸区,自贸区就是浦东。而其他地区则是跨区跨城市,行政管理架构需要梳理清楚。
《21世纪》:为什么一些外界人士会觉得上海自贸区改革进行到现在,改革力度低于此前的预期?
陈波:上海自贸区改革肯定是低于市场预期了,现在已经很明确,在2013年时,大家都在说保税区2.0版本,现在都知道是综合性的改革,涉及到方方面面,甚至政府自己。改革的方向不同,业务设计不同,所以不同主体的感受也不一样。
在我看来,企业是市场的主体,市场主体必须要有声音表达出来,但这些声音是散的,需要政府和学界共同梳理出必须要做的、轻重缓急的东西,再看现行的政策如何突破。因此三方联席的会议必须要有,改革才能落到实处。目前已经有了非官方的三方会议,有杂音,大家也都听到了,一些官员也承认,这里面问题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