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将推进投资转型

核心摘要

“我主张以消费来促进投资的转型，实现消费和投资的动态平衡，是我们未来整个经济运行中最突出的问题。”3月2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时表示，新型城镇化创造的消费需求将是未来经济的一个重要增长点。

在投资出口渐显乏力的背景下，未来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何在？

在全国两会前夕召开的地方两会上，新型城镇化依旧是高频词。包括北京、山西、内蒙古、吉林、辽宁在内的多个省市自治区，都把推进新型城镇化作为增长新动力，纳入2015年总体工作任务。

“我主张以消费来促进投资的转型，实现消费和投资的动态平衡，是我们未来整个经济运行中最突出的问题。”3月2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时表示，新型城镇化创造的消费需求将是未来经济的一个重要增长点。

投资消费失衡明显

《21世纪》：从整体的经济结构来看，2014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为何传统模式下的投资需求乏力？

迟福林：第一，我国投资消费失衡明显。与投资率不断提高相比，我国最终消费率总体呈现下降趋势，2013年，消费率与居民消费率分别为49.8%和36.2%，仅回升到2007年水平。在人均GDP 处于5000～6000美元(以现价美元计)的阶段，我国的投资率高于美国30个百分点以上，也高于新加坡近10个百分点；而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则分别比美国低33.4和28.6个百分点，比韩国低16.5和18.1个百分点，比俄罗斯低18.8和14.9个百分点，比新加坡低11.2和14.9个百分点。

第二，投资消费失衡成为经济风险的主要来源。投资与消费的不匹配带来产能严重过剩和供给短缺的同时并存，导致投资整体效益的下降。我国大部分制造业面临长期性、趋势性的产能过剩。不仅传统行业，新能源等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也面临产能过剩的严峻挑战。

第三，传统模式下的投资已经难以为继。过去10多年，由于我国经济总体上处于快速成长阶段，投资率偏高一点有其合理性。问题在于，在竞争性地方政府增长模式下，长期的高投资已经带来了严重的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地方债务风险，如果持续下去，不仅会延误经济结构调整，还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十三五”我国经济转型的重大任务是走向投资消费动态平衡，最重要、最直接的衡量标准就是使投资率和消费率回归到这一合理区间中。

第四，我们需要和消费相适应的投资。一是有效益的投资，二是这个投资的需求量比较大，三是这种投资和消费能实现动态平衡。所以，我主张以消费来促进投资的转型，实现消费和投资的动态平衡，是我们未来整个经济运行中最突出的问题。

新型城镇化

蕴含百万亿内需

《21世纪》：在投资、出口等多项指标下滑的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发展的最大红利是什么？

迟福林：城镇化仍然是我国发展的最大红利。根据我们的测算，到2020年，我国名义城镇化率达到60%以上，将给我国带来百万亿左右的需求，足以支撑我国未来6年7%左右的经济增长。

第一，新型城镇化蕴藏着巨大消费需求。城镇化与消费增长存在着紧密的互动关系，尤其是农业转移人口向城镇迁移，将带来巨大的消费“累计效应”。2013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消费差距为3.1：1，以此推算，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意味着近900万余人将从农民变为市民，这将直接带来近1400亿元的新增消费规模。到2020年，名义城镇化率提高6.3个百分点，将累计带来8800亿元左右的新增消费规模。到2020年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中国居民消费总规模有可能从现在不到25万亿提高到50万亿左右。

第二，新型城镇化蕴含的内需潜力将支撑我国未来10年的中高速增长。在目前世界经济低迷的状态下，由城镇化所带来的百万亿的内需，可以说是未来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大潜力和优势。

以家电行业为例。到2020年，如果我国城镇化率达到60%，农村市场将累计新增家电销售额4.5万亿元，累计销售额将突破9万亿元。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

要成为历史

《21世纪》：统计显示，近年来城镇房地产开发增速近一半的时间快于投资总增速，但2013年人口城镇化率仅为35%。您认为，如何从土地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过渡？

迟福林：第一，人口城镇化首先是市场导向的城镇化。规模城镇化根源于政府主导的造城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行政配置资源的方式，脱离了社会需求。人口城镇化首先是市场主导的城镇化，城镇化所需要的要素，包括土地、资本、产业等，主要由市场来配置。

第二，把尽快实现农民工市民化作为人口城镇化的突破口。从城镇化的发展要求来看，主要任务是解决已经转移到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问题，努力提高农民工融入城镇的素质和能力。目前，农民工市民化的程度只有25%左右。解决农民工问题总体上不是个财力问题，关键在于政策与体制的突破。

第三，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进程。适应人口城镇化发展趋势，应以去利益化、城乡一体化、迁徙自由化为目标和方向，逐步消除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之间的不平等待遇和差距，还原户籍的人口登记功能，改变户籍与福利合一的社会管理制度，将户籍与福利脱钩。到2020年，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要成为历史。

第四，加快构建有利于人口城镇化的财税体制和多元化的投融资体制。一是以流动人口变动为基础，建立财力与事权动态匹配的财税体制。二是完善中央转移支付制度，保障流入地的财力。三是建立辖区财政责任机制，保证县级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