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外向型经济下一步：创新导向

早在2009年前后，江苏诞生了一个命题：外向型经济的下一步，该怎么走？

从那个时候开始，外贸进出口增幅开始收窄。截至2014年底，江苏外贸增速已从高峰期的接近40%下滑到2%左右。在一个五年计划前后出现如此大的差距，是所有列统数据中所没有遇到过的。外向型经济曾是江苏30多年来成功发展经济的法宝之一。

这也意味着，在“三驾马车”当中，出口对江苏经济成长的拉动作用已微乎其微。如何构建更高水平的外向型经济，成为了长三角地区特别是江苏、浙江的当务之急。

“上海自贸区、深圳前海、福建平潭、珠海横琴近几年来获得了先行先试的机遇，长三角不加油奋进，就会落后。”在2015年全国“两会”上，江苏不断发出外向型经济转型的呼声。

向产业链高端移动

除了国际需求波动因素，长三角传统的外向型经济为何出现了不适应与不协调？

江苏省商务厅副厅长潘宪生认为，传统的开放型经济是以“出口为导向、国际市场为主”，而下一步的开放型经济是以“创新为导向、内需为主”，集中体现在了“对外资的态度”上。

进出口数据的“冰火两重天”已证明了以苏南为代表的传统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的短板，近几年苏州等地的外资正加速流入中西部，苏南地区的特别是各类开发区的承载能力已接近饱和。

潘宪生认为，其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是目前接受西方产业转移和相应的资源消耗的最主要国家，承载了产品分工中高消耗、高占用、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环节，必然导致粗放发展方式。

此外，传统外向型经济中的“代工”，产生了“温水煮青蛙”的作用，企业无需在研发和品牌上下功夫就可取得“较为满意的利润”，使得制造业得了“心脏病”(缺少核心技术)和“神经病”(智能化水平低)。

潘宪生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像过去那样利用国际市场来支持自己经济加速成长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可持续。

尽管数据“不好看”，但潘宪生强调，由于中国市场环境相对安全，仍具备生产效率的优势，而江苏经济发展条件和基础较好，因此江苏仍是全球外资流向的重要聚集地之一。

过去的传统外向型经济的实践证明，市场换不来真正的高技术，以学习和模仿为特征的技术发展道路很容易被阻断，这也是传统产业无法在较短时间内转型升级的难点。

对外资态度的创新，是构建新一轮外向型经济的基础——过去主要以单向的招商引资，通过“引进来”吸收产业和资本，现在则是如何利用高质量的外资，如何从增量转为提质？

“这一轮开放竞争中更多是民用领域，因此，必须遵循市场化原则，在发展中更多利用全球市场的高级要素，这就包含了来自国外的技术、人才和知识，逐步转化为属于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潘宪生表示。

“引导外资投资研发中心、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节能环保产业、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和服务外贸产业。”潘进一步分析，要注重外资投向的产业关联效应，由原来单一向制造业倾斜，转为向上中下游的关联产业和农业、工业、服务业的多元投资，外资项目要弥补制造业高端和产业链高端的缺乏。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目前江苏正在建设一批公共技术支撑服务平台，试图直接催生或带动一批原创性技术的突破。

同时，外资要从单向的“引进来”转为与“走出去”结合的内外双向关联。全国人大代表、恒瑞集团董事长孙飘扬就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企业在美国、日本设立了公司，争取利润丰厚的技术、品牌和渠道等价值链高端环节。“利用国际国内市场的吸引力和规模效应，吸引外国高端要素为我所用，建立的平台吸收海外高级科技人员介入本国产业高级进程的研发。”

攻坚内需市场

既然国际需求疲软，那是不是传统“两头在外”的企业将原来提供外需市场的产品转到内需市场，就完成了转变呢？

在海关供职的经济学博士后孙远东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参与国内市场，传统出口企业的主要问题是缺乏国内销售网络，诸多代工企业连销售权利都没有，更没有品牌。

苏州一家代工企业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我们的产品外销价格折合人民币不到100元，但如果转为内销产品，则价格要涨10倍。”

个中问题并无对错。简而言之，因为代工企业的进口设备和料件都是享受优惠的，若转做内销则需要补缴设备和进口料件的增值税和关税，而在取得了内销资格之后，产品在销售前还需征收关税和增值税，而这两者的核定缴纳税率，由海关制定。海关一般根据同类产品数据库的最近申报或国内相似产品价格作为参考。由于很多企业的产品未在国内销售，因此没有国内参考价，而为防止低审价格造成税收漏征的风险，海关在实践中一般从高审价。

“在制度设计中有价格磋商机制，但实践中并不容易，只有个别领域做得好，如目前户外用品等就在内需方面发展不错。”上述代工企业人士表示。

在潘宪生看来，出口企业转内销受到国内流通体制和国内产能过剩与内需不足并存的结构性障碍影响。

实质上，扩大内需表面上在需求方，但其实难点在供给方。在中国与发达国家制造业技术水平差距较大的情况下，国内消费需求能力的提升，其结果不是扩大了对中国产品的需求，而是扩大了对高技术含量产品、高端服务的需求。要抓住这部分内需，意味着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必须来自技术创新而不是复制模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