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巴黎之路”：32个发达国家提交气候贡献

在通往巴黎的道路上，还将有更多的国家陆续发布其自主减排贡献计划，然而，除了减排目标，发达国家的减排计划对发展中国家关注的适应、资金、技术转让以及国际市场机制等议题却是鲜有提及。

“通往巴黎之路”(Road to Paris)是一个时下“气候圈”里的口号，当然也代表着一次集体行动。

2015年年底，各国将在巴黎达成一份后2020年的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协议。而协议的基础是来自全球192个国家自主提出的减排贡献，联合国气候谈判中的行话叫做国家自主减排贡献(INDC)。

作为全球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美国赶在了3月31日之前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UNFCCC)提交了其2020年后的气候贡献。俄罗斯联邦也于4月1日提交了气候贡献。

截至目前，欧盟、瑞士、挪威、美国、俄罗斯联邦、墨西哥、加蓬向《公约》提交了减排贡献。按照2010年世界银行数据计算，上述7个提交方的排放总量约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33%。

就内容而言，欧盟、美国、瑞士、俄罗斯联邦仅仅体现了温室气体的减排，而其他包括适应、资金、技术转让等发展中国家非常关注的要素并未体现。目前欧盟、美国、俄罗斯都表示将无意运用国际碳市场机制帮助其进行减排。

不过，这并不会直接决定国际碳市场机制的命运。至少从瑞士以及墨西哥提交的文件中看出它们对运用国际碳市场中减排指标的青睐。

“瑞士文案中提到国际碳信用指标，大家将继续就此问题进行谈判。”UNFCCC 可持续发展机制项目主管Niclas Svenningsen在近日《21世纪经济报道》参加的在荷兰举行的欧洲碳排放会议上表示，利马气候大会原计划将就此问题取得进展，但是并非如此。

美国政治“绑架”之下的

减排贡献

目前，32个发达国家已经提交了2020年后的气候贡献计划，其涵盖了发达国家所占排放量的80%左右。

基于2014年11月在北京与中国共同发布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美国历史性的向《公约》提交了全经济范围的减排目标，即，到2025年将实现在2005年的基础上降低26%至28%的温室气体排放。

美国气候谈判特使斯特恩(Todd Stern)表示，尽管面临共和党的反对，奥巴马总统的方案也将会进行。

奥巴马政府将使用美国现有的法律和条令控制未来十年的温室气体排放。这将绕开需要来自持气候怀疑论的共和党控制的国会的新批准，当然也需要奥巴马在2017年任期结束之前签署并执行所有的条令。

目前，奥巴马政府公布的气候贡献遭到了来自共和党的猛烈攻击，并且共和党议员也告诫其他国家需要注意协议法律形式问题。

虽然奥巴马极力想通过其外交手腕留下“气候遗产”，但是也不得不考虑来自共和党以及目前共和党主导的国会的威胁。比如，虽然克林顿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接受了《京都议定书》，但国会并未批准这个具有法律效力的条约在美国生效。

如果巴黎协议最后是一个国际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国会在很大程度上不会对其批准。

据《纽约时报》报道，目前美国国务卿克里(John Kerry)和其外交官正在紧密和其他国家进行合作确保巴黎协议将不会是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条约(Treaty)。在搭建巴黎协议的过程中，奥巴马外交团队非常活跃，将气候变化列为其重要的外交政策。美国不断利用其外交与主要谈判大国进行合作。

自与全球第一大排放国中国签署双边联合声明以来，克里又在2014年利马气候大会时亲临现场进行演讲，向全球展示美国气候领导力。2015年，奥巴马出访印度时也与印度在气候变化领域达成合作。

另外，在墨西哥和美国先后宣布气候贡献之前，双方就宣布建立双边清洁能源和气候政策合作。根据路透社4月2日报道，美国本打算邀请其北美传统盟友加拿大加入与墨西哥的气候政策合作，但是遭到了加拿大的拒绝。

墨西哥作为第一个发展中国家宣布了气候贡献，温室气体排放将于2026年达到峰值、在一切照常的情况下到2030年在2013年的基础上减排22%。

而包括中国、印度等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则将会于6月前或者10月份提交气候贡献。

《21世纪经济报道》了解到，中国目前还正在加紧研究和制定其气候贡献。其贡献也将基于《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核心内容，即于2030年左右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

国际碳市场渺茫？

各个国家都在为自身量身制作一件件“外套”，构架着一个自下而上的全球气候治理框架。

尽管各个国家都在为一个所谓属于各缔约方的协议达成而努力，但是这样一个或许缺乏强度的协议会否足以支撑国际碳市场机制呢？

在《京都议定书》这样至上而下的框架之下，发达国家的减排履约为国际市场机制中的清洁发展机制(CDM)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随着加拿大等国家纷纷“跳船”，以及欧盟碳市场配额的过剩，《京都议定书》下的遵约市场开始萎缩，国际碳信用的指标大量过剩，目前价格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国际市场机制必须在正确的条件下运行，”Svenningsen总结说，“而这最重要的就是减排雄心，而不是市场过剩。”

当然，《京都议定书》之下的市场机制被大量发展中国家所接受，纷纷也开始在其本国建立起独立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比如，中国就将在2016年启动全国碳市场的运行，初步纳入电力、冶金、有色、建材、化工和航空服务业，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碳市场。

当然，这是各个国家减排政策的选择。不过，从2007年《巴厘行动计划》开始，国际社会又强调了要加强国际市场机制，不过此项工作在气候谈判中取得的进展非常有限。随着全球气候治理机制的变化，国际市场机制的运行恐怕也将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即便有清洁发展机制，但是清洁发展机制也不能同现在这样。”Svenningsen表示。

虽然美国、俄罗斯，甚至包括欧盟的气候贡献计划里并没有体现其减排将运用国际碳市场信用指标，但是瑞士和墨西哥则希望能够借助国际市场机制进行减排。

在通往巴黎的道路上，还将有三次正式的谈判，未来国际市场机制的安排将如何反映在2015年巴黎协议里还将继续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