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思危：改革不能悔棋

30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弹指一挥间，改革100年、200年以后是什么样子我们很难想像，但是在历史长河的弹指一挥间，专家学者做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先生于北京时间7月12日0:34分与世长辞，享年80岁。

成思危先生，系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创业板之父，主要研究领域为化工系统工程、软科学及管理科学，近年来致力于探索及阐明虚拟经济的特点与发展规律，并积极研究和推动风险投资在中国的发展。由于他为中国新兴的风险投资业做出的奠基性贡献，业内人士亲切地称他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

以下文章出自《经济观察报》于2008年推出的“中国改革三十年：评价与展望”专题，刊登成思危、吴敬琏、厉以宁、周其仁、张维迎等著名经济学家的专文。

改革不能悔棋

成思危/文

我很高兴以一个学者的身份来跟大家共同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这30年中，我前10年从事科技管理和出国学习；第二个10年当了10年的政协委员；第三个10年在人大工作了10年，同时与一些专家学者研究中国的经济和金融改革问题，一共出了20多本专著，内容包括社会保障、事业单位改革、住房制度、股市、金融危机、货币市场、农村金融、农村消费市场、对外开放战略以及保税区的改革等等。

今天我主要讲三个简要的问题，也是我的工作和研究中的三点体会。

改革开放的四个特点

第一点，中国30年来改革开放的成绩是巨大的。大家有目共睹，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今天的世界地位，也没有我们在座各位的今天。我认为中国改革的核心是制度创新，实际上改革就是创新。当然，对制度现在还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我个人的看法是制度本身包括了体制和机制两个方面，体制讲的是结构，机制讲的是过程和程序，只有同时在结构和程序方面都进行改革，才有可能取得改革的成功。从复杂性科学的观点来看，在一个系统里面，人们之间的关系都是独立的，但不可能不受到别人的影响，那么中国的改革，我认为有四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改革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进行的。大家可以回忆一下，改革初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可以说彻底改变了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和道路；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给我们国家的经济增添了活力，这些制度创新都起了很大的作用。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央政府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特别是最近在各方面推进的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都对改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个特点，中国的改革是量力而行的。我们的改革并没有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采取非常激进的办法，而是根据我们国家的国力，根据群众可以承受的程度，根据经济的发展量力而行，一步一步地去进行的。正因为这样，我们在改革的同时维持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稳定，这一点也是很不容易的。

第三个特点，我们的改革是循序渐进的。在开始的时候确实没有经验，要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当然也有它不足的地方，就是一脚深一脚浅，有的时候甚至会摔一跤，这都有可能。但是总的来看，因为我们明确的目标是过河，只要我们能过河，那么我认为开始时摸着石头也是必要的，当然我们在改革取得了成绩之后，会有更好的工具。大家可以看到这30年的改革，最初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然后到政府和市场之间关系逐渐变化；开始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然后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第四个特点，改革是路径依存的。什么意思呢？改革就像下象棋一样，你走第一步的时候，就会影响到你今后的几步，所以如果一步走得不合适，那可能以后的几步就都会受到影响，而且要退回来的话，就像下象棋悔棋，付出的代价更大。大家可能记得一个事情，2001年10月，当时政府推出一个政策，按市价减持国有股，这个政策从动机来看我认为还是好的，但是按市价减持这个问题就遭到了质疑。因为国有股是不流通的，流通股的股价这么高，是投资者炒上去的，现在按市价减持流通股，当然会引起很大的反弹。这是一个导火线，它造成了几年的熊市，这就说明了改革过程确实是很复杂的，是路径依存的。所以我认为在改革措施出台之前，一定要谋定而后动，要经过深思熟虑才去做，同时最好先通过一些试点来摸索经验。现在看来我们开始慢慢地注意到这些问题了。

改革进入深化攻坚阶段

第二点，改革现在可以说进入了深化和攻坚的阶段，我想大概有这么几个矛盾需要我们认真处理。

第一个就是法治和人治的矛盾。尽管中央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可能还需要长期的努力。大家知道，依法治国的方略可以说是从理论上解决了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就是说要通过法律的程序把党的主张变成国家的意志，一旦变成国家意志以后，任何党派、任何个人都必须遵守。但是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我们发现在法治和人治之间还是存在矛盾和问题。大家知道，腐败问题是影响我们国家发展的一个严重问题，尽管这些年来中央采取了标本兼治的办法，处理了不少人，也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是要彻底根治这个问题，还是必须从法治层面来解决。现在有一些现象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我在人大工作很有体会，有一些外商和非公经济人士向我们反映情况，完了以后有一句话：你千万别跟地方说。我说你不希望我帮你解决问题吗？为什么不希望我跟地方说呢？他们说，你要说了，我在那儿就没法呆了，我们是希望你们立法(来解决)。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地方在很多问题的裁量上还是有很大的自由度。有的企业家到地方上把一个濒临倒闭的工厂给挽救过来，但是地方政府一看有利益了，就把这个企业家扫地出门。这些可以说是每天都能接触到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我们法治还不健全的问题。最近我还看到，有一个记者写了一篇批评地方政府的稿件，政府甚至动用了公安来抓记者。这些问题都说明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推进法治建设。

我曾经讲过，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是要依宪治国。宪法是我们国家的根本大法，这些年来宪法不断地修改，特别是最近一次修改，把保护私有财产、保护人权等等都写进了宪法，应该是基本完备的。但是现在在执行的过程中，很多人并没有把宪法当做一个根本大法来看待。违宪可以说是最大的违法，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够真正树立宪法的权威。同时我们还需要根据宪法进一步审查各个部门和各个地方推出的法规，不符合宪法的一定要撤销，我想这是一个根本。

依法治国的首要是依法行政或者说依法治官，因为政府官员和人民群众相比，他是强势，所以政府官员能不能够依法行政，这是非常关键的。中央一再强调要依法行政，也就是要依法治官，只有依法治官治好了，才能够真正地实行依法治国。再一点，依法治国要靠全民的力量和觉悟，单靠监督部门的监督是不够的，还要依靠群众监督、民主监督、政协监督、民主党派监督、人民群众来信来访的监督，还有新闻媒体舆论的监督。我特别关注的是我们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我曾经在两岸四地一个新闻研讨会上讲过，我说媒体的作用应该是振聋发聩、弃旧图新、抑恶扬善、务实求真，我认为我们的媒体离这个要求可能还有一段距离，当然可能由于各种各样的因素。但是，我认为媒体的监督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就是要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始终是政治学一个永恒的课题。我认为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是把公平和效率结合起来了。一方面我们要用市场经济的手段去追求经济发展的效益和效果，正因为这样，我们大胆地学习国外各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几百年发展过程当中形成的好的经验和做法、好的组织方式和管理方式，所以我们有了风险投资，有了资本市场，有了股份制公司，有了期货等等。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要坚持和完善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保障社会的公平和公正，特别是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如果我们只讲效益不讲公平，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社会不稳定，你就谈不到效率；如果只讲公平不讲效率，你就没有办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当然在过去，可能我们效率讲得多一点，现在大家都比较注重讲公平，但是我还是要说，我们千万注意不要用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公平和效率都是我们应该处理好的。比如一个企业如果只讲公平，提高工人的工资，但是如果这个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上不去，就没有可能提高工人的工资，最后如果企业关门，效率、公平就都没有了。

第三个，就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政府看得见的手和市场看不见的手，应该是密切结合起来，而不是较劲。我讲过，政府的宏观调控不能违反市场经济的三个基本规律。第一，不能违反价值规律。如果是价格过分脱离了价值，你采取限价或者补贴的方法都只能是权宜之计，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限价的结果可能只是减弱生产者的积极性，造成市场的扭曲；而补贴的结果则可能造成有的人钻空子。我们最近成品油的补贴就造成了这个问题，香港的车都是空车开过来到深圳加油，不但加满油，还要把油桶都加满，外国的航空公司都在中国加满了油再飞走。第二，不能违反供求规律。供应和需求始终是市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是我们以前的做法是多了就用刀子砍，少了用鞭子赶，等你刀砍下去的时候，市场情况发生变化，鞭子赶的时候，根据情况投资决策建厂，建好厂以后这个产品又多了。所以我们应该相信市场的信号，不要用自己主观的判断来代替市场的信号。我们的电力市场就曾经发生过这个问题，当时认为电力要多了，就限制电力的发展，结果造成了浙江的停3开4。第三，不能违反市场的竞争规律。我们以前老是用防止重复建设来限制新进入者，实际这个提法是不对的。没有新的市场进入者，没有新的竞争者，这个市场是不可能进步的。所以后来的提法改成了防止低水平的重复建设，这个提法就科学了，因为老的进入者对新的进入者总是有一种抗拒，就像挤公共汽车一样，当你没挤上去的时候，你就说还能挤，一旦挤上去以后，就对后面的人说上不来了，别挤了，等后面一辆吧。我们不能这样限制市场的竞争，而是应该鼓励竞争，只有通过鼓励竞争才能够实现技术的进步，这样才会使消费者得到更大的实惠。

第四个就是要处理好集权和分权的关系，这也是政治学科一个很重大的课题。一方面中央要有一定的财力，一定的力量，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给地方一定的主动性。很多问题你要仔细想一想，其实都是由于集权分权的处理上引导了地方政府的行为。地方政府为什么追求GDP？当然政绩是一个方面，但是财政收入也是一方面，因为财政制度是分灶吃饭。如果权力过分集中，就会把矛盾过分集中；要把财力过分集中，就会把你的负担也过分集中。在这个问题上要有一个巧妙的、艺术的处理。

专家学者在改革中的作用

最后我想讲一下专家学者在改革中的作用。我认为30年来，我们的专家学者在改革过程中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的，尽管也挨了不少骂。说实话，没有一个专家学者的意见能够得到所有人的赞成，这是不可能的。专家学者首先希望做改革的促进派，他们不能代替政府来决策，但是他们可以促进改革。那么专家学者从什么角度促进改革呢？四个方面：第一，探讨理论基础，改革得有理论做支持；第二，要评价国外的经验；第三，要完善政策框架，因为政府制定的政策往往考虑不那么周到；第四，分析实施的难点。专家学者应该从这四个方面支持政府的工作，支持改革，而不是单纯地批评和指责政府。批评也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不能提出建设性的建议的话，我想恐怕作用就不大了，这是我的第一点希望。

第二，我希望专家学者一定要说真话实话，把论点论据相结合，要能够用科学的态度来说话。我曾经讲过，专家学者应该多说真话实话，少说空话套话，不说大话假话。当然现在的情况下，空话套话一点都不说可能也不现实，要少说，因为你说的没用，特别是专家学者，一个理论创新开始的时候，往往是不被大家所接受的，往往是处于非共识的状态，是少数的状态，但是如果真正是符合科学精神的，你这个理论慢慢地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最后成为一种共识。所以在开始，你提出一种真实的观点的时候，往往会受到很多批评和责难，在这个时候你也不要灰心，如果你认为是对的，就要坚持做下去。

第三，专家学者一定要踏踏实实地做研究，不要哗众取宠。现在我们有的专家学者研究工作做得不够深，但是往往是老百姓爱听什么说什么，这个也有问题。我们是做学术研究的，我们要根据数据，根据事实，根据我们的分析和思考来说话，而不是别人爱听什么我们就讲什么。

最后我想，30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弹指一挥间，改革100年、200年以后是什么样子我们很难想像，但是在历史长河的弹指一挥间，专家学者做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我也希望我们的专家学者一定要按照中央的精神，不断地去推进改革开放，为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做出更大的贡献。古人云：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我希望今天在这里纪念改革开放30年，通过我们大家的思考，为今后的改革开放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谢谢大家。

(本文为作者在第十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的开幕致辞，有删节，标题为本报所加)

成思危个人履历

1951年至1952年广州南方大学工人学院学习政治理论，后任广东省总工会组织部科员，广州珠江区“五反”指挥部民船业分队长。

1952年至1956年先华南工学院无机专业、后并入华东化工学院无机物专业学习。

1956年至1958年化工部沈阳化工研究院技术员。

1958年至1973年化工部华北设计研究分院、天津化工研究院技术员、专题组组长、研究室副主任。

1973年至1981年石化部石油化工科研院技术员、化工部科研总院(科技局)化工一处、无机化工处工程师。

1981年至1984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习，并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1984年至1988年化工部科技局工程师、总工程师。

1988年至1993年化工部科研总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

1993年至1994年化工部副总工程师兼科研总院总工程师。

1994年至1997年化学工业部副部长、民建中央主席(1996年12月)。

1997年至1998年民建中央主席。

1998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

2003年3月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2004年12月再次当选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

2010年6月再度当选全国台湾研究会第六届理事会会长。

第七届、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八届四次会议增选为常务委员。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职业教育社第八届、九届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