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看中国与全球关系：经济存周期性差异

2015年世界经济创次贷危机来比较低的增速，这个并不令人惊讶，目前全球经济放缓主要受到周期性和趋势性两种力量影响。周期性因素，更多是次贷危机后的商业周期，这个周期性因素开始分化，并在一些国家差不多见底，比如美国。但趋势性下行的因素，也就是技术创新和新一波增长浪潮还没到，这种趋势性下行，除了美国、中国等引领全球经济的国家，其创新转型的力度不够之外，还有一个因素是全球化的倒退。

寰宇经济共冷暖。

金融危机过去7年，全球经济增长在2015年依旧乏力，而中国经济也下行压力较大。作为“十三五”开局之年，2016年对于中国而言尤为关键，而中国经济动力的回升不仅取决于前期三期叠加问题的消化，同时也依赖于外部大环境的改善。

棋中之局，问题缠绕。

为此，21世纪经济报道(以下简称《21世纪》)采访了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长江养老首席经济学家俞平康、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等专家，共话中国与全球经济。

中国并非拖累全球经济下滑主因

《21世纪》：回顾2015年，尤其是下半年，中国经济备受外界关注。其中，认为中国拖累了全球经济，或者由于中国的贡献而使得全球不至于更糟，这两种观点都存在。你如何看待？

钟伟：我并没有观察到全球对中国下半年经济有异乎寻常的热情。总体来说，外部对中国经济看法差别性并不大，也就是中国经济仍然维持在中高速，在未来也能够维持一个相当高的增长水平，但是增速放缓是难以避免的，因为毕竟是第二大经济体。

并且，全球经济增速和贸易、投资增速都比较低，所以中国不太可能在全球技术周期和创新周期没有起来之前，一枝独秀，这是比较困难的，美国也一样。

至于谁拖累谁，这个问题在逻辑上很难行得通，这就像蛋和鸡的问题。目前世界经济增长3%，欧洲、日本衰退，美国经济不到3%，中国6.9%，中国为全球提供三分之一增量。所以你很难说，中国经济增长拖累全球；倒过来说，全球拖累中国经济的味道更浓一些。

因为我们不可能以一个比较高的速度增长去拖累世界比较低的速度增长，同时，中国GDP又只占全球10%略多，增量占全球三分之一，很难判断中国拖累全球。总体次贷危机后，全球经济在弱复苏状态，中国经济表现还是中规中矩的。

姚洋：我觉得这个很难说是谁拖累了谁，因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太严重了，就是会互相影响。

你要说中国经济拖累全球经济，我也可以说美国经济拖累了全球经济，欧洲经济拖累了全球经济，因为他们消费太少了，导致中国生产下降。当然，你也可以把中国拿出来说，因为中国下降，所以中国对周边国家的需求下降，对资源出口国的需求下降，所以全球经济下降。

这个主要看你把世界经济的链条，从哪个地方切入进去。但实际上，产出经济有封闭的循环，从哪一点切入进去看，不看整体，你都会觉得有道理；但是一看全球的大循环，是没有必要去怪罪哪个国家的。

《21世纪》：2009年到2011年，中国对世界经济贡献率达到50%以上，现在随着中国经济放缓贡献度下降到30%左右。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和全球经济关系发生变化？

姚洋：从中国经济的体量来说，我们已达到美国经济总量将近70%的水平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增长7%，远远超过了美国的增长，所以从中国增长对世界增长的贡献来看，肯定中国还是最大的。印度虽然增长比中国快，但印度的基数还是小。

但是大家不是看重你本身增长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现在看重的是你能在多大程度上能带动世界经济的增长，不是自己国家，而是对其他国家增长的带动。中国经济肯定是下降很多，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经济减速对其他国家增长的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

俞平康：也可以说是两者关系变化，因为最重要的是，目前中国和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周期性并不同步。

2009年到2011年，美国、欧洲、日本经济都处于低迷状态，相对来说，中国在2008年12月跌入低谷后出台了4万亿刺激，经济又迅速在2009年回升。所以，从当时来看，中国经济相对于其他经济体而言，状态比较好，因此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比较高。

但经过几年以后，特别是随着美国经济逐步走出低谷；欧洲经济虽处于动荡时期，但也比2009年到2011年有大幅的提升。而中国经济反因结构改革推进步伐相对缓慢，所以当4万亿刺激效果逐渐消失以后，经济现在又慢慢划入低谷，且还没见底。

因此，相较而言中国对世界贡献率是降低了，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此消彼长的周期性因素导致。

中国经济外部风险在哪里？

《21世纪》：IMF四次下调了2015年全球经济增速至3.1%，创2009年来的新低，为何距2008年金融危机已过去7年，全球经济复苏进程依然缓慢？

姚洋：这次的全球金融危机实际上是一个技术长周期的调整。世界整个技术的领头羊还是美国，因为美国经济完全靠创新去驱动，一次大的创新来了，大概繁荣十几年，十几年之后，它得找到新的创新点，现在来看还没找到，所以导致经济增速上不去。

钟伟：2015年世界经济创次贷危机来比较低的增速，这个并不令人惊讶，目前全球经济放缓主要受到周期性和趋势性两种力量影响。

周期性因素，更多是次贷危机后的商业周期，我个人倾向于这个周期性因素开始分化，并在一些国家差不多见底，比如美国。

但趋势性下行的因素，也就是技术创新和新一波增长浪潮还没到，这种趋势性下行，除了美国、中国等引领全球经济的国家，其创新转型的力度不够之外，还有一个因素是全球化的倒退。

1991年到2007年，因为前苏联解体，发达国家特别愿意输出资本、输出产业，全球化推进速度很快，带来了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增速快于全球经济增速的良好格局，给新兴国家尤其是金砖国家带来了外需性增长的机会。目前来看，以美国搞TPP、TTIP为特色，总体上全球化处于有所倒退的阶段，这也就是为什么2015年可能是第四年全球贸易和投资增速慢于全球经济增速的原因。

或者说，在整个经济下行力量中，周期性力量差不多枯竭了，但趋势性下行力量受到技术创新周期能力不足，以及全球化有所倒退、保护主义区域主义有所抬头影响，两种力量交织，世界经济增长还是比较疲弱的。

《21世纪》：多数观点认为2016年尽管世界经济会小幅回升，但仍将在底部运行。那么外部世界的不确定性，将对中国经济带来哪些挑战？

钟伟：挑战表现在三方面。第一，美联储加息以及美元指数的走强，这会给中国人民币汇率带来一定压力。但总体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还是会上升，当然中国经济增长调整，人民币汇率相对比较强，也是会迎来争议，我想指出的是，在过去几十年间，还没有见到过哪个经济体利用本国货币的加速贬值来促进本国技术转型和加速创新的。

第二，区域主义的抬头，尤其是美国通过TPP、TTIP，使得区域主义大行其道，那可能会迫使中国和欧洲、周边国家等加大双边贸易合作，中国早已经和很多区域体建立贸易投资开放关系，我觉得在今后两年，中国应加大贸易投资开放力度。

第三，全球农产品和食品价格会不会持续下跌，因为这个趋势还在延续。对中国的冲击是，可能会迫使中国调整粮食收储政策和农产品领域的对外开放，总体来说，中国的粮食安全和储备政策要因势利导，有所进展。

但总体来说，世界经济的二次探底或者二次量宽的可能性不是太大。尽管现在经济增长还很低迷，当然这也不排除未来新的不确定性因素比如黑天鹅事件的出现，但世界经济风险比次贷危机时要好得多。

俞平康：分两个阶段。2016年上半年，最重要的是当美元加息了以后，而整个中国经济还在逐步下滑，产能还没有完全出清，那么这个时候，其会对中国资本外流和汇率造成很大的压力。

2016年下半年以后，我们估计随着库存特别是房地产库存的改善，中国经济开始逐步企稳，但相对应的反而是美国经济，可能会有一些疲弱的迹象出现。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和全球经济又有点此消彼长。因此2016年上半年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是要应对资本外流和人民币的贬值；对于下半年来说，中国经济虽然内部问题开始有所改善，但外部的需求尤其是出口的需求并不像上半年那么强劲。当然，如果我们允许人民币贬值到一定幅度，下半年出口外需的减弱可以通过汇率贬值得到抵消。

2016年中国经济或企稳

《21世纪》：2015年中国经济持续疲软，关键因素是受外因影响还是内生因素导致？

钟伟：既有国内因素，也有外因影响，但总体来说，是以内因为主，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处于创新转型和深化开放的关键时期。当然，跟外部因素也是有关系的，现在世界经济增速从5%掉到3%，中国经济增速有所下滑也挺正常的。

总体来说，中国经济放缓，自身问题是主要的，外部需求放缓，外向型增长道路难以为继，两个因素共同作用增速放缓。

姚洋：一方面是迟到的调整，本来2009年就应该调整，但没调整，所以这是跟全球经济有关系的。

第二，国内的问题就是内需不足。我们以前是为全世界生产，但现在全球需求减弱，国内的需求尤其是中西部需求还没有激活起来，而且可贸易品的需求基本已经到顶峰了。

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原因是政府的投资下降。2014年政府结余3万亿，2015年可能会更多，这意味着钱没有花出去。没有花出去是什么概念呢？3万亿，我们整个GDP是63万亿，没花出去就是0.5个百分点，这很容易把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拉下1-2个百分点。

这就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们一方面在说，财政收入紧张，有些地方政府在抽收财政收入，一部分国有企业在收2016年的税收；而另一方面，政府在银行加紧存钱，这是很奇怪的现象。

我认为，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一是中央对地方政府管得严了，不能到银行贷款，光靠地方自己的钱投资不够，用税收搞投资又太贵。

第二个原因是地方政府官员的积极性下降，反腐对地方政府还是有影响的。而且中央层面信号又不清楚，一方面说我们经济增长率还有7%，并不怎么坏，所以货币和财政政策让地方感觉没说到位；但又让地方投资，他们就不知道中央层面怎么去想，不知道政策要从哪方面走。不像以前，4万亿当然有可能过度放水，可是4万亿的信号很清楚，让他们投资，地方政府就行动起来了，所以现在反腐和信号不明确最终导致地方政府投资积极性下降。

我认为短期内，这是影响中国经济很关键的因素。因为当经济在底部运行时，财政政策还是最有效的一个政策，特别是在中国，货币政策等于是漫灌式的，而财政政策是以点带面，水涨船高，两个缺一不可。

《21世纪》：受股市波动影响，原本中国经济有望在2015年下半年见底，但如期未至。2016年中国经济能否成功探底，取决于什么？

俞平康：2016年中国经济仍然会继续下滑，三四季度可能企稳。因为2015年中国经济下行，最重要的起因就是房地产投资下滑，而目前中国房地产库存存量巨大，特别是在三四线城市，这需要相当漫长的时间来消化掉。我们看到从2014年8月限购政策放宽以来，楼市价格有所回升，到现在已经有一年又一个季度了，那么再往前推进两个季度的话，房地产投资很可能出现止跌企稳的状态，相应也消除了中国经济下行的最大风险，再辅之以一系列的财政政策等，就很容易把经济稍微拉回来。

但我相信明年中国经济三四季度的企稳，是一个非常脆弱的回升。其中最重要的变数在于结构改革能否推进，特别是国企改革。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最大的动力其实来自两方面，一个是经济成分的多元化，特别是私营部门成分的扩大，激励机制的健全，所以产生了最大的动力；另一个就是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

而现在这两大动力源都在削弱。所以结构改革如果能够迅速推进，中国经济将迎来未来几年的缓慢复苏；反之2017年还可能再下滑。

宏观政策前瞻：宽财政、稳货币、大改革

《21世纪》：在2016年内外困境交织的背景下，中国如何应对全球经济带来的风险？

鲁政委：对于当前经济形势与政策的审视，应更多置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考量。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内需”是一个具有高度局限性的概念，包括消费、投资在内的总需求都更多是在全球范围内释放。在此背景下，一个市场化的汇率机制至关重要。

我认为，目前中国经济问题的关键，是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高估，出路只能是贬值以修正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高估，归纳为一句话就是：不贬、不破、不活。

中国本质上是有固定汇率，所以在中国经济不断下落的这几年，人民币有效汇率的升幅，远远超过2007年美国升的那部分。实际从2012年开始，人民币超出所有的新兴经济体，我们处在一个美元升值周期的起点上。

《21世纪》：美联储加息与欧、日货币宽松并存，对于中国而言，全球货币政策分化将会如何影响中国政策的制定？

俞平康：相较美国的加息、日本的宽松，中国实际是处于一种中间状态，原来是紧盯住美元，现在的话，如果我们紧紧盯住美元，跟着美元一块加息，那么意味着人民币对其他货币会进一步升值，这更加不利中国出口和产业结构的调整。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中国的汇率会更加灵活，更重要的一点是要放大汇率的浮动区间。从目前几大经济体的状况分析来看，若汇率区间放大以后，人民币还是会有小幅的贬值，贬值的话主要针对美元的贬值；但其实本质上，我们对大多数货币还是处于一种相对温和的升值状态，特别是对于日元和欧元而言。

《21世纪》：在6.5%的底线思维下，中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否需要调整或重新定位？

姚洋：我觉得是需要调整，要让财政政策发挥作用，货币政策配合。现在中央也着急，地方政府不花钱，这个怎么行，2016年财政政策要发挥作用。

现在的问题一定程度是信号不清，另一方面是反腐的紧箍咒，我觉得我们反腐应该回归到制度建设上来，以预防为主，这样给地方政府官员吃了一颗定心丸，让他们安心去做事。

俞平康：大家也是有共识，财政政策需要加强。目前在短期之内，特别是在资本外流的情况下，当我们的汇率还并没有多大贬值空间的状况之下，中国货币政策也很难进行大面积的宽松。在这个时候，确实是财政政策要大力加强。

我最大的担忧则是，明年中国自身改革能否加速推进。我们做了一轮又一轮的刺激本身就是通过用时间来换空间的做法，但我们发现时间不断地延后，空间并没有成长，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这两年来结构化改革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推进，所以像通缩这些都是经济下行时的反映，因此2016年我们要重点推进国企改革、财税改革、社保改革等领域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