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供给侧改革的中国药方：打破垄断、打破管制

从需求管理转向供需两端同时发力，预示着未来一段时间内宏观调控的新方向。

这味供给侧改革的中国药方，当前最重要的改进方面在哪里？同时在关键环节产业结构升级上，原有老问题过剩产能又该如何出清？未来哪些领域会成为改革突破口？

为此，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了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财政部财科所原所长贾康，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万博研究院院长滕泰，他们去年就开始提出中国应从供给端进行改革。

解除制度供给抑制是关键

《21世纪》：为什么最近决策层多次提出供给侧改革？

贾康：当前“供给侧改革”频频被提及，并不是偶然的。因为中国经济仍然面临严重的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是我们在改革深化中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现在，中国经济下行是中短期最主要的矛盾，大家已在担心会出现通货紧缩的情况。在这个阶段上，需要特别注意有效供给，把供给管理摆在长期视野中，处理好短期与中长期的衔接，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后劲。

周天勇：第一，2008年以来的需求调控效果越来越弱；第二，投资、发债等财政政策，也造成了产能更加过剩的情况，所以这次提出了供给侧改革。

《21世纪》：中国目前供给体系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其中最重要的改进方面是什么？

贾康：支持经济增长，特别是长期增长的供给要素，所谓“动力源”主要是五个方面，即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资本、制度和创新，中国这几个要素都存在明显的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

因此，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就是在进一步优化总量、短期调控为主的需求管理的同时，对已讨论多年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技术经济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等，都必须做出进一步提升水平的、理性的供给管理。

同时，特别还要针对中国经济社会的转轨来解决有效制度供给的问题。“制度供给”就是改革，其根本用意在于抓住改革这“关键一招”解放生产力，释放经济社会潜力，提高经济增长活力。

滕泰：对中国而言，人口、土地、资金、管理、技术五大要素都不缺，只是受到了太多供给抑制，包括高行政成本、高税收、高融资成本等三大供给约束，导致很多有效供给就被扼杀在摇篮出不来。

在这其中，我们很多供给抑制实际是制度形成的，一个典型案例是出租车行业。在打车软件没出来之前，很多人打不到车，其实既不是没人会开，也不是没车开，而是因为不让你开！就那么几万辆出租车牌照，有效供给产生不出来，需求难以释放，所以就没有产出。但是有了打车软件等技术创新后，新供给创造了新需求，带来新的市场。

这就是供给侧改革，只要能创造新供给新需求，政府就应该支持，但对于垄断和管制行业，要彻底打碎对供给的制度抑制，打破垄断利益。

类似出租车行业还很多，只要是垄断管制行业，供给成本都非常高。所以说，哪里有垄断，哪里有管制，哪里供给成本就越高，哪里供给质量就越差，需求就越得不到满足。因此，要改善供给体系，不是靠政府规划，而是要打破垄断，打破管制，让市场自由竞争。

市场化方式清理过剩产能

《21世纪》：过剩产能该怎么治理？它与就业等很多问题交织在一起，提了好几年但似乎进展不大，对此有何建议？

周天勇：过剩产能治理需要通过并购重组、破产清算来消化。现在关键是人往哪里去，钱从哪里来，银行贷款又怎么办？最好的办法就是财政拿钱补助，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该重组的重组，该破产的破产。

贾康：中国的过剩产能，固然有经济周期方面的原因，但最重要的问题是政府干预造成的体制性过剩。中国的体制性产能过剩之所以发生，主要是由于政府通过土地、银行信贷、自然资源、水、电等要素价格，以及财政补贴和各类税收优惠，下拉了企业投资成本的价格信号，从而使企业家面对的不再是比较纯粹的市场价格,而是经过政府干预后形成的新的价格信号进行投资决策所致。

这就要寄托于改革来化解。目前治理产能过剩仍然高度依赖以“关、停、并、转”、下指标、定时间为主的行政方式，主要使用的手法不过是当初鼓励产能扩张时的反向操作，仍然是以行政干预治理行政干预的路子，很难走出“打摆子”、“越治越多”的循环怪圈。

我认为，化解体制性产能过剩的关键在于恢复正确的价格信号和提供合理制度供给。具体来说，要在行政审批制度、要素市场化改革、财税体制、干部考核体制等多方面着力实现实质性突破。

第一，有必要重新学习市场经济理论、全面认识市场功能，进一步尊重市场、敬畏市场，尊重企业家才能、鼓励企业家投入自担风险的公平竞争，真正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第二，加快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今后凡涉及到企业投资、生产、经营方面的审批，应当严格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精神，“除关系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外，一律由企业依法依规自主决策，政府不再审批”。

第三，大力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一是要调整现在分类、分城乡的土地政策，使工业用地的价格能反映土地的市场价值；二是要大力推动各类资源型产品的价、税、财联动改革；三是要加快推进利率、汇率的市场化改革，形成灵活反映市场资金供求关系的价格信号；四要在严格执行有关环保、劳保、社保标准，力求使之贯穿于企业生产经营的全过程，通过可预期的“外部成本内部化”，使企业切实负担起应该承担的那部分社会成本。

第四，改革干部考核制度，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比如，要切实改革和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以GDP论英雄偏向。

第五，增强产业政策的科学性，打造其合理实现机制。总而言之，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涉及企业投资和经营行为方面，政府价格信号总体而言越少越好。

供给侧改革新期待

《21世纪》：预测到明年这个时候，中国供给体系改革哪些会取得成就，哪些地方可能困难比较大？

周天勇：供给侧改革政策调整的关键就是减税。第一，减税很复杂，一般来说政府收钱多不愿意改革，收钱少要改革时却发现没钱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改革。不改，企业倒闭；改，财政收入有麻烦。

但是有些可以改。第一，五险实际是一种税，42%的费率占到工资额的42%-45%，应当将费率降到30%；其次，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还是有点太低，可以有所调高；此外，提高中小微企业的营业额起征点，3万有点低，可提高到10万；另外，增值税有点高，应降到15%。

第二，降低企业借贷资金成本，特别是中小企业。中国经济在2014年呈现高利贷化现象，像美欧国家都是负利率，我们利率高得没谱，一般要12%，甚至15%、18%的利润，有的一年贷款利率就是24%，全世界正常经济国家都没有这么高的利率。所以供给侧改革非常重要的措施就是通过金融改革降低准备金率、降低利息，从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而且降准扩大流动性以后让这些钱要流入实体经济中。

贾康：供给侧改革是一个很全面的概念，总体说是十八大后有效制度供给的问题。就这方面的进展而言，金融方面相对来说好一些，今年有一系列值得称道的改革。第一，提了多年的存款保险制被推出，带来了一大批小的银行和金融机构，比如村镇银行和社区银行；第二，利率市场化临门一脚踢出来了，但还要跟着进一步优化，管理部门态度很积极，在探讨怎么创造条件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兑换；第三，政策性金融得到正名，还有了文件的指导，所以金融改革亮色比较明显。

其次，财税改革还在推进，但跟中央定的时间表相比，出现了明显跟不上的背离迹象。

其他的改革还有待观察。比如说今年年底要推出的公车改革，户籍改革需要一个长期过程，司法改革估计也是慢变量，现在有试点了；价格改革目前下发了关于电力改革的文件等，但具体推进如何有待观察。

总体来说供给体系改革仍然带有步履维艰的特点，怎样真正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把硬骨头啃下来，这是历史性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