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湾地区银行业授信担保方式看大陆如何创新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中国经济、金融从计划体制向市场化的转型过程中，相互保证是资本积累少、缺乏经营经验的民营企业获取银行授信的主要方式之一。但随着时代变化，特别是在本轮经济下行周期中，保证贷款呈现高损失率的特征，企业保证对银行债权的保障性并没有发挥预期作用。如何重新界定现阶段保证担保在拓展业务和控制风险中的作用，是银行业共同面临的问题。而剖析金融市场化起步更早的台湾地区现状，无疑有助于中国大陆银行业做出更为明智的判断。

保证担保是中国大陆银行业的主要授信担保方式之一，该方式使不具有足额抵质押物且不符合信用授信条件的企业以“抱团取暖”的方式获得银行授信，对支持市场经济初期民营企业融资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根据此轮风险风暴的首发地的教训，保证担保项下贷款损失相对更为惨重。

四种现象

针对这种现象，我们不禁疑问，现阶段保证担保对银行债权有多大的保障性？其他国家或地区的银行业是否也将保证担保作为主要的授信担保方式？为此，我们对同文同种、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台湾地区银行业进行调查，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现象。

现象一：第三方企业提供保证的授信不属于台湾《银行法》规定的担保授信。

台湾地区的《银行法》规定，担保授信包括不动产或动产抵押；动产或权利质押；借款人营业交易所发生的应收票据提供担保；各级“政府公库主管机关”、银行或经行政管理部门核准设立的信用保证机构提供保证四种情形。台湾地区的银行、“财政部”也形成了普遍共识，认为第三方企业提供保证担保，对银行债权不能起到较强的保障作用。笔者通过与台湾地区同业的交流，也证实台湾地区银行几乎不发放第三方企业保证的贷款。

现象二：台湾地区银行的授信业务整体以不动产抵押、无担保为主。

截至2014年末，台湾地区14家主要银行中，不动产抵押放款占比超过50%的银行居多(详见表1)，其中，玉山银行58.70%(最高)，兆丰国际商业银行34.16%(最低)。无担保放款占比平均为35.80%，以30%-40%的银行居多，中国信托商业银行43.79%(最高)，第一银行28.40%(最低)。

现象三：无担保授信是台湾企业获取授信的最主要方式。

台湾地区银行所办理的企业金融(即大陆所称的公司贷款)中，无担保放款占比高达55.81%，是台湾地区企业获取融资的最主要方式。而消费金融中有担保放款占比94.05%，其中80%以上是住宅抵押贷款(详见表2)。

现象四：台湾地区的企业金融中，无担保授信的资产质量明显优于有担保授信。

台湾地区银行的企业金融中，无担保放款的逾放比率(逾期放款余额/对应的放款余额)为0.26%，显著低于有担保放款0.61%的水平(详见表3)。

四大启示

台湾地区银行业的授信担保方式与大陆银行形成鲜明对比，也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

一是保证担保对银行债权的保障作用值得质疑。在本轮经济下行过程中，中型客户多、保证担保比例高的银行，资产质量明显较差，某地区数据完全符合这个特征。

二是保证担保容易造成对企业的过度授信，无意间推动了不良资产的增加。按照台湾地区口径统计，大陆银行业(以上市的8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为例，截至2015年6月末数据)无担保贷款占比约为49.80%(其中保证贷款占28.70%，信用贷款占21.10%)，远高于台湾地区35.80%的水平，其主要原因是大陆银行保证贷款占比较高，银行基于保证担保放宽了对企业的准入要求，进而导致过度授信及不良率提高。

三是企业保证这一担保方式的历史使命或已终结。俗话说“不做媒人不担保，一生一世无烦恼”。“企业怕了，银行不放心了”，是保证人和银行在当下的真实写照。现在有两个难题共同摆在企业、银行、政府面前，首要的也是最难的，原有贷款到期了要继续借，担保怎么落实？其次是新增加的贷款，找谁来担保？

现阶段，企业保证方式下的授信业务体量惊人，除了商业银行以时间换空间，在不扩大或基本不扩大风险的前提下，逐步“压缩、脱保”以外，还有什么新的路径呢？否则，企业的原有授信到期，要继续借贷周转，极有可能在担保上碰到大障碍，最终使得周转资金无法获得。有没有可能成立政府主导的国有背景的专门担保公司，选择一些质地较好或者能够正常周转的企业，为它们进行若干年保证，分年逐步压缩每个企业的保证担保授信总量，实现平滑过渡。

四是“抵押+信用”会不会成为大中型企业授信担保方式的发展趋势？从台湾的现状看，小微企业向银行融资，基本上由政府主导的担保公司——“台湾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保证。大中型企业向银行融资，其担保方式主要是“抵押+信用”的组合。根据台湾的模式，我们设想，未来大陆的担保方式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会不会也和台湾一样呢？我个人的看法，企业保证的担保方式将逐渐弱化甚至消失，会逐步向台湾这种模式演变。所以，我们有必要对大中型企业的授信，加大担保方式的创新和调整。哪家银行能够先行一步、不断坚持，可能会在与大中型企业的合作中，既提供了差异化的服务，又提高了风险控制水平，还破解了摆在企业、银行、政府面前的两个共同难题，最终提升了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自己的创新能力、竞争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