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农村出现的高价彩礼之风,说到底,还是农村太过贫穷的结果,是广大农民找不到致富之路的结果,是广大农村除了赌博、迷信等之外,没有其他任何娱乐活动和文化活动的结果。
从五十年代的几尺花布,到改革开放后的“三转一响”(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和收音机),再到如今一些地区百元大钞“称斤论两”,时代变迁中,中国人的婚嫁彩礼不断趋高。彩礼多少,也从以往的量力而行变成随行就市的硬门槛。
面对越来越盛的彩礼之风,今年安徽省砀山县两会期间,一名退休村干部给县委书记发了一条短信,痛陈“天价彩礼”让农民不堪负重。而记者在调查中则发现,一名老农为了儿子聚妻,竟然借高利贷支付彩礼钱。
显然,彩礼已经成为许多地方难以逾越的一座大山,也成为许多农民的心头之痛。而更加令人痛心的是,越是贫穷的地方,彩礼之风也越盛,给广大农民带来的伤害也越大。甚至在这些地方,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沟通与交流。
事实上,在中国农村,彩礼只是众多问题的一个缩影,或者说是贫穷、落后、愚昧的一种写照。特别在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类似问题也越来越多。很多过去已经得到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在两极分化的加剧下,又死灰复燃,甚至变本加厉。如赌博、迷信,包括彩礼等,过去相当一段时间,是被严厉禁止,或者严格控制的。但是,如今却一个个成了农村的“主基调”,成为很多农民比种地、打工更加重要的工作。
而这一切,又源于多数地方根本没有其他可以替代的娱乐方式、活动形式,没有能够给广大农民带来欢乐和愉悦的东西。一方面,相当一部分地区都成了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留守妇女集中地,没有进行其他娱乐活动的条件;另一方面,由于大部分青壮年都已外出打工,基层组织也近乎瘫痪,别说进行健康的娱乐活动、文化活动,连基本的组织生活、集体活动都开展不起来,还何谈教育群众、帮助群众。即便是村官,广大农民要想见上一面,也堪比登天,乡镇干部、县领导等,就更不用说了。
如此一来,农民都在想什么,需要什么,哪些不能做,等等,也就不可能有多少人知道,更不可能去做农民的思想工作。纵然有人去做思想工作,也大多是劳而无功。要知道,平时没有任何接触、任何联系、任何关心、任何关怀,却要在需要时做他们的工作,怎么可能有效果、有作用呢?
实际上,对广大农民来说,要彩礼的后果并不是不了解,也不是非要利用彩礼来“致富”。他们清楚,彩礼要得越多,对嫁出去的女儿越不利,甚至从此要过上贫穷的生活,承受越来越大的生活压力。但是,不要彩礼,似乎又难以接受,又怕被别人看不起。自然,在彩礼问题上,也就出现互相攀比的现象。
相反,如果基层组织健全,如果基层组织能够经常地对广大农民进行教育,对彩礼等错误行为进行指正,形成大家都不要彩礼的格局,彩礼现象就会大大改观。问题是,在很多地方,不仅基层组织不健全,作用难以发挥,有些基层组织负责人,甚至比一般农民对彩礼更感兴趣。那么,农村的彩礼之风又如何消除呢?不仅如此,在一些地方,基层组织的负责人还在婚丧嫁聚等方面,做出一般农民所做不出的大操大办,从而给广大农民树立了一个很不好的榜样。
同时,很多地方由于对发展农村经济缺乏有效的思路与对策,不知道如何带领农民致富,不知道如何针对当地实际提出具体的发展农村经济的办法与思路,甚至不知道怎么鼓励农民外出打工。因此,广大农民在利用很少的时间种完了地以后,就只能从事赌博、迷信等活动,就只能甘于贫穷,并指望在女儿相亲和出嫁时捞些彩礼。
所以,一些农村出现的高价彩礼之风,说到底,还是农村太过贫穷的结果,是广大农民找不到致富之路的结果,是广大农村除了赌博、迷信等之外,没有其他任何娱乐活动和文化活动的结果。那么,这一切的责任在谁,自然是政府,是基层组织,是农村政策。
中央已经连续十三年以一号文件的方式聚集农村、农业和农民工作了,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中央对“三农”工作是高度重视和关注的,是时刻放在以上的。但是,“三农”工作到底怎么抓,并不能完全依靠中央文件,而必须依靠广大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依靠广大农民。象高价彩礼这样的问题,理应不应当成为困扰广大农民的难题。可是,在现行的地方组织格局下,在农村人口、环境、文化格局下,却都成为难题之一。如何破解,确实到了需要认真研究和思考,并迅速加以解决的问题。不然,会成为困扰和影响农村发展的瓶颈。很显然,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发挥农村基层组织的作用,是当下最为关键、也是最为重要的手段。而让更多有能力、有智慧、有水平、有责任担当的党员干部到农村去担任基层组织负责人,则是发挥基层组织作用最核心的环节。同时,要通过基层组织,把农村的党员和能人有效地组织到一起,则是农村工作能否做好的基础与前提。
(谭浩俊,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理事,专栏作家,媒体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