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不能空转 货币政策避免过度宽松

2月19日下午，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6年年会在京举行。多位政府官员和学者列席此会，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提升发展质量”为主题，研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

自去年11月份，中共中央提出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社会各界热议主题词，各种供给侧改革的说法屡见不鲜。

与会官员和专家不少则对此持谨慎态度。中财办副主任杨伟民指出，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成筐，什么都往里装。他还指出，当前改革要摸清情况，一些政策规划方案连主要问题都没有搞清楚。

杨伟民强调，结构性改革是有窗口期的，也是一场攻坚战，需要各个部门从大前提出发，舍弃掉部分部门小利益。

1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达到2.51万亿，同比多增1.04万亿。1月份超预期的信贷数据，是否意味着货币政策的转向呢？“重回”需求端调控，是否跟供给侧改革相冲突？

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各国多从凯恩斯主义出发，从需求侧来挽救本国经济。由于很多国家债务率很高，财政政策发挥空间不大，转而过度使用货币政策，国际上反思的声音很多。未来应将供给侧和需求侧结合起来考虑。

中财办副主任兼央行副行长易纲则明确表示，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适度扩大总需求。需求侧调控方面，应以财政政策作为主战场，货币政策要维持稳健，因为过度宽松的话，会造成资产价格泡沫和人民币的贬值。

勿走行政干预老路

“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意味着中国从主要靠凯恩斯主义式的刺激政策拉动增长，转向以提高供给质量和发展质量为主的宏观经济政策，是领导决策思路的重大转折。”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会上表示。

传统刺激政策为何难以为继？吴敬琏指出，一方面刺激力度并未减弱，但效率却不断衰减，另一方面则是杠杆率不断提高，去年已经超过警戒线。而解决这种震荡的“处方”就是通过纠正资源的错误配置，改变结构恶化的状况和建立兼容的激励机制来调动积极性。

周小川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的内容就是，消化市场中的价格扭曲。市场机制，尤其是价格的发现机制，是市场供求关系的体现。我国是从传统中央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的，往往会强调市场失灵的部分。但从实践来看，政府主导定价机制未必有效，比如成品油价格的调整，主要还是根据国际油价的变动来调整，市场依然是起决定作用。

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而非依靠行政手段，是各界共识。吴敬琏表示，在中国建立健全市场机制并非易事。对于政府机关和官员来说，最顺手的就是老方法即行政手段来干预。“一方面下达指标压缩过剩产能，消除房地产库存，要求网络提速降费，另一方面设置各种各样的扶持基金和高新技术开发区，企图用高投资、高补贴推出一个科技创新的高潮。这是值得担忧的。”

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有共识，离落地还有多远呢？中财办副主任杨伟民强调，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成筐，什么都往里装。在他看来，一些改革的主要问题都没有抓住。

杨伟民表示，“政府对现实状况有一定了解，但不是十分精确。”比如说钢铁产能到底有多少，其中僵尸企业有多少，占多大的产能；处置僵尸企业会带来多少不良资产、不良贷款，涉及到多少职工；职工再就业，保证基本生活需要多少钱等——首先需要把情况、把问题搞清楚。

“现在一些政策、规划、方案，列了一些问题，但是主要问题没有搞清楚，这样出台的政策可能南辕北辙，甚至适得其反。比如说农民工市民化、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现在反映比较平淡，究竟原因是什么？是基于上学、农地等问题。再深一步比如说农民工没有房子，农民工没有公积金，是因为贷款难还是什么？”杨伟民直言。

吴敬琏也表示，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指导意见，和一些具体实施方案的衔接好像存在问题，应该警惕“领导部门忙着发文件，下级部门忙着学文件，一个文件还没有学完，第二个文件又来了”的改革空转。

改革是一场攻坚战，需要牺牲部分利益。杨伟民表示，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不确定性增多，我国“去产能、去库存、降产能”的时间窗口非常短，“十三五”头两、三年十分关键，如果没有明显的进展，加上国际经济形势的波动，我国今后面临的困难可能更多。

货币政策应维持稳健

需求端的调控仍然非常抢眼。比如，现在的货币政策究竟是稳健的还是宽松的，这是很多人心中的疑问。

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在会上提出该疑问，他指出过去在GDP为10%左右的时候，M2保持12%、13%的增长，可以说是稳健的货币政策。但，2015年GDP增长6.9%，但M2增速仍保持在13.3%，这应该是宽松的货币政策。

“今年1月份，贷款投放增长2.5万亿，同比多增1万亿多，按这个速度增长，我们的货币增长还要继续放大，不但不能去杠杆，还要迅速提高杠杆率。”王小鲁进一步指出。

“经济稳定是政策当局的第一要务。”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原社科院副院长李扬在会上直言。

去杠杆，短期之内可能会有所让步。李扬表示，截至2014年，中国全社会杠杆率已上升到接近240%，其中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上升非常值得关注。国际比较显示，中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水平相较而言最高，隐含的风险也非常高。去杠杆的正道是偿还债务，但任何减债方式都有紧缩作用。因此，在去杠杆和经济稳定之间，政策当局一定会选择经济稳定。

但央行的官员仍表示，后续货币政策应维持稳健。

易纲表示，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由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会产生紧缩效应，会产生一定经济向下的压力，需要适度的总需求管理，来避免陷入到“债务-通缩”的螺旋。

易纲进一步表示，总需求管理的主战场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其中，积极财政政策，可以在鼓励消费，尽量减少挤出效应上多做文章；由于财政政策可以实现很多结构性的安排，应该是主战场。货币政策，则要保持稳健，要稳健、适度、灵活，避免过多的放水和宽松，过度宽松可能会产生资产价格的泡沫和人民币贬值的压力。

周小川在反思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各国应对措施时，也直言货币政策被过度使用，未来应该将供给侧和需求侧结合起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