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洪：十八大提出市场起决定性作用 这点做得不够

昨天下午到今天一天在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小组里大部分委员一致对总理的报告表示肯定，我没有发过言，很想听听人家怎么说。小组的那些委员结合自己工作当中碰到的问题谈体会，对我这样一个搞理论的、跟实际工作联系不很多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他们了解得挺多，我感觉自己像个小学生。我读总理报告的体会，不能像他们讲得那么具体，只能在大印象上谈问题。

第一个印象，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政府方方面面都要管的这么一个体制当中，政府要做好工作的确不容易。我有时候扪心自问，这个事情绝对需要非常有才干、精力充沛的人才能干。我们的总理应该属于这一类人，我对历任总理都很钦佩。2015年到现在，中国经济、社会的确碰到很多问题，产能过剩、股票市场波动等等各种事情。从政府的工作努力程度和态度上来说，我还是满意的。各级政府要处理好方方面面的问题不容易，这点要肯定。

我比较不善于去看那些具体的操作方式，我观察的是本届政府在它的运行当中的基本套路，或者说基本运行模式，是否令我感到满意。第二个印象是，总理的报告主要谈经济，从国民经济来说，我观察的是政府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有两种管理经济的模式，一个是市场的模式，在市场的模式中，政府的主要职责是提供公共服务、制定和维护市场交易规则，但不去充当经营活动的主体。政府只是裁判，不是运动员。另一种模式，政府会参与到具体的经营性活动中去。

我非常注意的是，2015年当中，我们究竟在向哪一个模式靠拢？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这是政府选择的明确的改革方向。但是，从去年到现在，如何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一点，我感觉并不那么显著。甚至，我认为2015年是一个朝政府干预经济方面有所加强的一年。

我举两个例子。比如说，股市在2015年当中发生了大动荡。我认为这跟政府过多干预、按照政府而非市场意志办事情有关。2015年股市最初起来的时候，政府似乎把股市的上涨作为一种战略目标来推进，因此媒体上都在鼓动，希望股市上涨，我印象中当时的情况是，谁如果说股市要跌、要谨慎，似乎就与改革方向不相符，会受到排斥。政府在对股市的干预上，第一表现为舆论上的干预。另一方面，股市膨胀阶段，为了使股市达到上涨目标，政府对杠杆的过度使用非但没有保持警惕，反而有种默许和纵容的态度，后来股市大跌，于是政府这个时候不得不直接充当运动员。当然后面的事情是不得已，但起因在于事前过度介入。

再举一个例子，2015年一个重大问题是产能过剩。产能过剩发生的部门，通常是多年来政府大力支持和国有经济占有重要地位的部门，比如钢铁、煤炭、有色金属、房地产。有些是国有资本直接介入，有些是国家政策大力刺激，产能过剩本身就有政府过多干预的原因，而现在去产能，我们同样用的是行政手段。也就是说，现在的经济运行模式还是非常多地依赖于政府的指挥棒，但现有的困难本身也是过多依赖政府、过少依赖市场的结果。市场也会过剩，但不会到这么严重，也会关停并转，但用不着政府下命令。

从2015年到现在，经济的运行方式上来说，政府的工作还需要改进。既然我们已经认定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那基本趋势是政府要管的少点，但15年我的印象是相反的，2015年是政府自觉或不自觉、主动或被动地过多介入经济运行的一年。十八大提出的口号“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点，我们做得不够，而如果在这点上面没有把握好，那不管我们如何辛苦多么忙碌，也不管管理者个人到底有多大能力，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效果不会好。依赖于政府的意志、计划来搞经济，会出现很多问题，这是我们国家以往的教训了。

在我们今后的经济工作中，一定要在让市场起决定作用方面要切实地下功夫。政府在这方面做了些事情，比如说简政放权、在某些方面降低税收，这些也都是，但是在一些主要的方面没有突出的表现。第一，国有资金在经营性领域一定要有界限，在经营性领域里面，一定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第二，经济过程中的资源不能跟着政府指令规划走，第三政府控制的资金规模量能够缩小，特别是在那种生产经营性领域的资金规模要大幅缩减，第四，政府对于企业的管制和审批要减少，企业的产权能够得到保障。如果我们认为目标是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这几个特征上要有所改变，否则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就会成为一种空泛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