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卫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就科研创新和科研体制改革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杨卫认为,我国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创新驱动,是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新动能,中国应当适度开展相应的基础研究项目,加强从基础知识和理论研究,到技术转化生产力的科研能力建设,最终实现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高百分比推动。
科研创新是新供给
《21世纪》: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到202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5%,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你怎么看。
杨卫:这个问题主要在于,如何让把现有的、已发展出来的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的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我们如果把经济社会的发展作为需求,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创新驱动,就相当于是供给。从需求侧来看,对创新驱动的需求,会在不同的地方突然发生。
当下,我们到了一个发展期,别的国家觉得中国已经强大了,有技术也不愿意给中国,更多技术需要中国自己研发。在这个情况下,并不是原有创新较多的领域,就一定会出现大量需求,需求有可能在以前创新基础不太强的地方爆发。
举个例子来讲,比如以环境保护为代表的“绿色学科”,和以海洋经济为代表的“蓝色学科”,对这两大学科创新的需求,在近年来呈现爆发式增长,从创造知识到形成生产力,再到对GDP高百分比的推动,这也对创新尤其是基础科学的创新,提出了新的改革要求。
另外,以前我们在科研领域比较擅长的,比如说有精细管理,或者引进消化再创新,或者根据已有的知识做技术攻关。但我们不太擅长发现新知识,和根据新知识产生颠覆性的技术,然后再带动产业,最终实现生产销售等的配套。
我们把这个叫做创新阶梯。最底下一层,是管理效率的创新,比如减少管理成本;第二个是引进开发式创新,把核心技术引进中国,消化吸收再创新,然后再开发利用;第三个,是攻克核心技术,比如高铁,这些都是一开始吸纳引进源头技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和攻破关键技术;最后就是从创造知识和原理,到形成生产力,再到能够销售的创新,这是最难的。但要做到科技进步对经济高百分比的推动,就必须依靠这个。
高风险项目适度而为
21世纪:量子通讯技术在报告中被“点了名”,这是不是我国掌握核心技术的一个代表,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杨卫:量子通讯技术,中国的研究已经走在世界前列。
有的研究是先有科学再有技术,有的是先有技术后有科学。量子通讯是先有科学后有技术。量子通讯利用光子纠缠,最早的理论不是中国提出的,但从两个到八个的多光子纠缠,都是潘建伟领导的团队在做。
今年我国研制的世界首颗量子通信卫星有望发射,全国有几个天文台接受点将接收量子信号。至于具体应用,量子通讯的保密性应用,已经很清晰,只是在传播数据量方面还有待增强。
《21世纪》:从量子技术这个项目上有什么经验可以借鉴?
杨卫:一是这个课题做得早;二是团队很年轻,潘建伟获奖团队都比较年轻,有活力。这个项目,从基础研究出形成技术,到最后应用,都属于高风险高回报的。大家刚开始都不知道能不能研制成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成功,但是一旦取得突破,产生的作用就非常巨大。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引力波。研究引力波需要的投资强度很大,美国LIGO(引力波探测器)的投入是人民币100亿元以上。我们国家对引力波研究开始也很早,但我们基金会开始支持和引力波有关的48个项目,加起来也才2000多万元人民币,强度不够。
当然,198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设立的时候,每年所有项目经费加起来,才8000万。所以说,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到支持这样高风险高回报的基础研究项目的时候。
高风险高回报往往意味着长周期,这些项目投入巨大,不管三年还是五年评估一次,都没法考察绩效;而且这些项目鱼龙混杂,需要大浪淘沙,有一些确实需要很长时间的,但也不是没有懒汉在里面。我们很难准确判断,也很难保证资金的效率。比如美国引力波项目,在成果出来的前20多年,绩效都是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今年是成立30周年,30年来对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增长了约300倍,这个发展速度是任何其他国家都十分羡慕的。但我认为,在支持高风险高回报的基础研究项目时,还是要量力而行,适度而为。某些技术上中国要引领世界,就要大步一点;而另一些不好判断的项目,可以谨慎。
21世纪:现在也有一些社会资本投入,比如阿里投入量子通信的潘建伟团队。是否可以说,社会资本对高风险高投入的研究很热心?
杨卫:这个项目企业投的也不算太多,而且现在这个项目不算完全的高风险项目,因为成果已经相对比较明朗,这项技术和信息通讯方面的关系也很明确。同时,这个项目也不是大型对撞机这样的“千亿级别投入”的项目。对于一些基础研究的项目,还是要依靠国家资本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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