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化解金融风险要靠市场化改革

L型经济将会持续

中国L型经济趋势将会持续的基本判断正逐步得到印证。国家统计局6月1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1-5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9.6%，创2000年5月以来新低，不及预期的10.5%，前值为10.5%。1-5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继续滑落，同比增3.9%。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的比重为62.0%，比去年同期降低3.4个百分点。消费也持续减速，1-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2%，其中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加10%，不及预期。而5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与市场预期及4月持平。

虽然目前经济运行总体态势符合预期，但结构性问题仍然突出，总需求低迷和产能过剩，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存在。如何应对经济下行压力，这是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要考虑的重要问题。正因如此，日前在上海召开的“2016陆家嘴论坛”备受瞩目。由于“陆家嘴论坛”的主办单位是上海市政府和一行三会，所以这些机构的声音到底隐含了哪些重要的政策走向格外引人注意。笔者注意到，此次论坛讨论比较多的议题主要集中在两点：第一，金融如何服务好实体经济？二是在去产能、去杠杆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应该如何发挥效用？

每每论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最普遍的评价是：实体经济若未达到预期增长，就是金融服务没有跟上；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若未得到充分满足，就是金融服务低效。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简单思维，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并不完全取决于金融。实体企业的过高期待和金融市场的不成熟形成了结构性矛盾。不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意愿和理念不足，而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不高。

不应强迫

金融进入实体经济

总体上看，我国注入实体经济的资金并不少，2015年末M2/GDP已高达2.06，经济货币化程度远高于其他国家。有人甚至这样说，在国内经济“脱实就虚”的大背景下，金融业理应同煤炭行业、钢铁行业、房地产业一样，归属于产能过剩的重点行业，未来应当加大力度实施金融供给侧改革，实现金融去杠杆、去产能，来化解其中的潜在风险。

正因如此，有多位专家表示不应用行政手段强迫金融进入实体经济。比如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白重恩就表示，不应该给货币政策过大的负担，货币政策能解决的问题只是一部分。白重恩认为，金融的目标一是资源配置的效率，用市场规则来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二是控制风险。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也表示，应该明确货币政策的责任是什么。“其实它的责任就是保持稳定的货币条件，让经济有一个可信的价值尺度。”她说，解决货币政策支撑性的问题不在于货币政策的总量，而在于金融结构的调整、金融机制的调整。一个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在总量可控的条件下才能做结构调整。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实体经济缺的不是钱，而是效益。“被服务”不等于“被侍候”，再好的金融市场也救不了不善于经营的实体企业。实体经济面对困境，不能习惯性地从金融领域找原因，不能将金融视为实体经济乏力的“替罪羊”，不能全盘否定金融机构在市场上的逐利本能，更不能拔苗助长地催生金融迅速出现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的效果。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实体企业从金融市场获取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的同时，也需更加注重内源性融资，即企业自身积累。换个角度说，中国经济目前面临很多棘手问题，其中最值得关注也最为紧迫的是债务问题。多年来，忽视内源性融资的严重后果是实体企业杠杆率过高，2015年末，我国非金融企业债务规模达到108万亿，杠杆率高达160%，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

如何才能更有效预防系统性金融风险呢？监管层已经开始整顿金融系统杠杆。当然，不再是2013年那样专业银行从流动性的正面市场进行压迫性的挤压，挤出钱荒、资产负债表破损等，而是一个迂回方式，通过金融监管的加强升级把一些金融监管盲点和空白全面覆盖，把这些隐患统统掐死。我们看到对非银资本的约束越来越强；对银行系统的同业、理财两个领域的治理整顿已经逐步升级。某种程度讲这实际上是一个逆金融自由化的过程，是一个金融重新回归到简单、朴素，甚至向原始回归的一个过程。某种程度应该代表着目前整个的宏观金融的管理层、监管者的一个集体共识。中国的逆金融自由化、反金融自由化的过程实际上已经开始。它对应的是金融杠杆的压缩，金融资产负债表的重新调整、重新配置、重新安排，以及对应的金融资产价格的调整。这个金融压杠杆的过程，实际上4月份就已经发生了。资产的重估虽然从价格的调整上表现迟缓，但它会以另外一种方式表达出来，即流动性显著变差，让时间价值去消耗虚高的价格。

要靠市场化改革

来去掉无效供给

当然，正如专家所言，防范金融风险关键要靠市场化改革来去掉无效供给，按市场方式来有效配置资源。如果不能除去多余且无效的产能，市场的新生长点就无法得以成长，这既是资源配置问题，也是社会运行机制问题。推动供给侧改革，完善“市场化”就是要建立一个能够优胜劣汰，企业能够自主决定生或死的制度环境。在这种制度环境下，政府敢于打破刚性兑付，通过市场自然出清的方式，引导企业(包括国企)有序破产，通过企业的破产或者债务重组来消除过剩的债务，进而消除无效的货币，为高效的金融供给提供条件，借此来避免金融资源出现结构性不匹配，提升金融资源使用效率，达到减少无效债务的目的，起到防范金融风险的作用。

事实上，监管层已经认识到，推进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就是健全和完善市场化机制。例如，央行副行长张涛近日表示，我国金融业要建立退出机制及一系列配套的制度。对于经营出现风险、经营出现失败的金融机构，要建立有序的处置和退出框架，允许金融机构有序破产。该重组的重组，该倒闭的倒闭，增强市场的纪律约束。证监会副主席姜洋也表示，严格依法执行强制退市制度，推进并购重组市场化改革，强化市场的优胜劣汰功能。当然，强调“市场化”并不是说把所有防范金融风险的任务，都丢给市场，政府就可以高枕无忧。政府仍然需要提前做好预案，做好准备。推进市场化改革意在强调，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路上，首先得需要有一个健康的金融体系，还需要以市场化的方式去构建和完善这样一个体系，去除现有金融体系中一些非市场因素，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这恰恰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所强调的核心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