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泽平：宏观政策或转财政为主 中国发力PPP

9月4-5日G20会议在杭州举行，会议就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创新增长方式、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推动国际贸易和投资、包容和联动式发展、产能过剩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并发布了公告。对此，方正证券(601901)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今日点评认为，对中国经济而言，外部最大的不确定性来自美联储加息，内部来自汇率和房市。任泽平表示，未来全球宏观政策可能逐渐转向以财政为主、货币为辅，中国财政政策的发力点可能在PPP和扩大基础设施投资。

下面是点评：

1)会议的背景是国际金融危机8年后，全球货币宽松走到尽头，各国供给侧改革和创新增长的呼声渐高但又难以付诸行动。今年以来，IMF连续下调全球经济增长率预期，最新的预测值为3.1%的较低水平，全球贸易增长更是连续5年低于全球经济增长。“8年后的今天，世界经济又走到一个关键当口。上一轮科技进步带来的增长动能逐渐衰减，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尚未形成势头。主要经济体先后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增长率下降，给各国经济社会带来压力。经济全球化出现波折，保护主义、内顾倾向抬头，多边贸易体制受到冲击。金融监管改革虽有明显进展，但高杠杆、高泡沫等风险仍在积聚。”

2)会议提出避免货币依赖，加强财政政策；未来以财政为主、货币为辅，中国发力PPP(参见方正宏观报告《发力PPP》).2008年面对“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伯南克说“我们找到了避免大萧条的办法”，随后美国实施零利率和QE、欧洲日本实施负利率和QQE，全球在货币宽松的路上越走越远、用到极致，但全球经济仍然脆弱，并积累了房市、股市、债市等资产价格泡沫，全球5亿人生活在负利率。2014年斯蒂格利茨提出“我们避免了大萧条，却陷入了大萎靡。”因此，未来全球宏观政策可能逐渐转向以财政为主、货币为辅，中国财政政策的发力点可能在PPP和扩大基础设施投资。G20会议公告提出“货币政策将继续支持经济活动，保持价格稳定，与中央银行的职责保持一致，但仅靠货币政策不能实现平衡增长。在强调结构性改革发挥关键作用的同时，我们还强调财政战略对于促进实现共同增长目标同样重要。我们正在灵活实施财政政策，并实施更为增长友好型的税收政策和公共支出，包括优先支持高质量投资，同时增强经济韧性并确保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保持在可持续水平。”

3)避免竞争性贬值，美联储加息是全球最大的不确定性。现在全球经济的基本格局是，在欧日中及新兴经济体仍然低迷的情况下，美国经济走出独立行情，而且正开启加息进程，美国和其他经济体不在一个经济和货币政策周期轨道上，这将产生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美联储加息对其他经济体货币再度宽松构成制约，在欧洲银行业、新兴经济体房地产市场等存在脆弱性的情况下，美联储加息将极大地增加全球经济金融不稳定性。上世纪80年代美联储加息把拉美加爆了，90年代把东南亚加爆了，2008年把自己加爆了。另一方面，这将加大其他经济体汇率贬值压力和资本流出压力。因此，对中国经济而言，外部最大的不确定性来自美联储加息，内部来自汇率和房市。会议公告提出“汇率的过度波动和无序调整会影响经济金融稳定。我们的有关部门将就外汇市场密切讨论沟通。我们重申此前的汇率承诺，包括将避免竞争性贬值和不以竞争性目的来盯住汇率。”

4)全球经济的希望在于重启供给侧改革和创新增长，更重要的是付诸行动。会议公告给出的药方是“实现有活力的增长并创造更多就业，必须挖掘增长新动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改进技能和人力资本。”“支持就以科技创新为核心、涵盖广泛领域的创新议题开展对话和合作。”“为抓住新工业革命为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和相关服务业带来的机遇，我们制定《二十国集团新工业革命行动计划》。”“为释放数字经济潜力，我们在安塔利亚峰会工作的基础上，制定了《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我们重申结构性改革对提高二十国集团成员生产率、潜在产出以及促进创新增长的关键作用。”

5)产能过剩是全球性问题，需要共同应对。在9月4日发布的《中美元首杭州会晤中方成果清单》中，中美双方认识到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和市场需求低迷使得包括一些行业产能过剩在内的结构性问题更加严重，政府或政府支持的机构提供的补贴和其他类型的支持可能导致市场扭曲和造成全球产能过剩问题。欧洲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在9月4日表示，中欧钢铁产能双边监督机制须尽快启动工作。欧盟也即将要讨论针对中国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政策。欧盟领导人面临自于欧洲钢铁产业施加的巨大压力，5月12日，欧洲议会全体会议通过非立法性决议，反对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自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后，去产能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正在国内加快推进。

6)中美投资协定bit谈判交换第三轮负面清单出价。商务部表示中美双方刚刚在9月交换了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的第3轮负面清单。中美投资协定谈判自2008年正式启动，迄今已举行了28轮谈判。2013年7月，在两国元首的共同推动下，双方宣布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模式”为基础进入实质性谈判阶段。中美BIT谈判的难点在于负面清单，中美分歧在国企与私企是否享受同等待遇上、金融信息、互联网规定、服务业开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