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优先”2018何去何从？ 对华经贸料加强战略博弈

（原标题：“美国优先”2018何去何从？ 对华经贸料加强战略博弈）

1月20日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一周年的日子。过去一年，以“美国优先”为原则，美国高调宣布退出TPP、巴黎协定，并调整对外经贸关系、减少安全责任……美国在贸易政策上显露出的保护主义倾向尤其令世界感到不安，这种“本国利益最大化、承担责任最小化”的做法，能否让美国再次强大？

“这种调整忽视了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应当担负的国际责任，不考虑国际社会的期待，也和国际整体趋势相悖，所以导致的结果可能是更加孤立。目前特朗普政府在对华经贸议题上表现出所谓‘求偿心态’、‘追求相对获益’的趋势，显然也不利于中美经贸关系双向获益、总体平衡的发展前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刁大明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称。

正在“改变”的立场

美国在一些问题上的立场改变正在引发热议。近日，特朗普罕见地表态称，若能敲定一个比之前好得多的协议，美国会加入TPP；若按美国意愿重新达成公平的协议，美国有可能重返《巴黎协定》。在日前举行的达沃斯论坛上，特朗普也并未像此前那样充满愤怒与对抗，而是以温和的语气解释：“美国优先”并不意味着美国独行。

刁大明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称，特朗普2017年三次访问欧洲，态度一次比一次缓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H.R.McMaster)和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加里·科恩(Gary Cohn)甚至在《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上联合撰文，题目分别是《“美国优先”并不意味着美国独行》、《特朗普关于美国国际角色的理念》。

“文章的阐述与特朗普在达沃斯的表达‘一脉相承’，实际上是将特朗普具有个人特色的‘美国优先’嵌入到美国传统外交理念中。未来一年，美国可能会更注重‘积极地’向国际社会解释‘美国优先’。‘美国优先’包涵的负面理念是‘经济民族主义’，追求‘相对获益’，而国际贸易实际上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美国现在的态度相对有所软化，这和班农的离开有一定关系，但并没有彻底否定这个理念。”刁大明说。

他认为，特朗普希望在“全球化”大趋势下，重新调整美国利益结构的分配，使美国利益最大化，然而锱铢必较、内顾倾向、反复强调本国利益的方式，长期来看很难使其与其他贸易伙伴深化合作，这最终可能导致美国孤立于世界市场和产业链。

“目前，特朗普政府在对华经贸议题上表现出所谓‘求偿心态’、‘追求相对获益’的趋势，显然也不利于中美经贸关系双向获益、总体平衡的发展前景。”刁大明说。

就在2018年1月，美国刚刚宣布对光伏产品和大型洗衣机实施全球保障措施。美方绕开世贸组织规则采取单边制裁的举措受到了国际舆论的批评。在达沃斯论坛上，特朗普再次表达了对当前贸易体系的不满，称美国将强化贸易法规，重塑贸易体系。他抨击了“掠夺性”的贸易行为，称美国不会再容忍“不公平贸易”。尽管未指名道姓，但舆论普遍认为这是对中国等贸易伙伴的指责。

而在此前的2017年12月，白宫公布特朗普任内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俄等国列为“竞争者”，这是美国罕见地从国家安全战略层面分析中美经贸关系问题。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称，过去一年，中美经贸关系虽维持大体平稳走势，但美国对华经贸政策一直朝加强战略博弈方向调整，目前特朗普政府更为鹰派的对华经贸政策调整布局已大体完成，预示今年中美经贸关系可能会面临更为困难复杂局面。

“今年，我国面临的贸易摩擦的总体形势，我们认为可能依然比较严峻。个别经济体贸易投资政策的不确定性，特别是表现出来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倾向，可能会加重各经济体对全球贸易投资环境的担忧，甚至引发贸易救济措施的连锁反应。”卢锋称。

美国商务部最新统计显示，2017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2.3%，虽高于2016年的1.5%，但远低于特朗普承诺的3%。卢锋认为，美国经济增速趋势性下降、居民收入停滞不前等问题派生失落感与危机感，美国试图从调整外部经贸关系入手寻找求解之道，希望通过改变对华贸易赤字居高不下与经济外部竞争力相对减弱的态势，来实现“让美国再伟大”的战略目标。此外，今年11月美国将举行中期选举，通过对华贸易争端制造议题被认为有利于共和党竞选。

知识产权领域的纷争

纷争可能还来自知识产权领域。“我们可能会有一项非常大的知识产权处罚决定，且很快就会宣布。”特朗普17日对路 透社表示，“我们在讨论数额巨大的赔偿，这一数字你甚至想象不到。”

尽管特朗普并未道明这一“处罚”的细节，但路 透社认为美国依据1974年贸易法授权进行的针对中国的相关调查，确实将允许特朗普对进口自中国的相关货物征收报复性关税或是采取其他制裁措施，直至迫使中国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

对此，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黄武 双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特朗普的此番言论令专业人士有些“不知所云”，他所谓的“处罚”很可能是针对具体的企业，但这也需要通过行政程序确定具体的“侵权”行为并依此做出决定，例如禁止相关产品进入美国等。

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驻北京代表处管理合伙人陶景洲也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知识产权往往都是个案处理，例如某家企业侵犯了某一个知识产权、专利或是商标等，如果一揽子对中国进行所谓知识产权方面的“处罚”，又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就造成行政机关对权力的滥用。

陶景洲认为，行政机关所谓政治意图的宣示，离最终做出相应的决定以及最终的司法判决，还有很漫长的道路。中国企业如遭遇知识产权相关的处罚，可以通过美国司法程序进行起诉；若认为处罚违反了WTO知识产权有关的协定，中国政府还可以起诉至WTO。

谈到未来可能遭遇的知识产权领域的摩擦，黄武 双认为，如果确实遭遇相关纠纷，中国企业首先需要积极应诉。“美国通过行政程序，也就是准司法程序做出裁定，如果不去应诉就相当于认可了侵权的结果，它就可以直接申请禁止你的产品进入美国。”此外，中国企业也应当走好自己的知识产权道路，避免模仿甚至是侵权，做好创新产业转型。

对于即将公布的301调查结果，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会对外贸易专家屠新泉指出，结果公布后美国政府也还应该会依照调查展示的证据、观点与中方进行谈判，以在如知识产权等方面要求中方做出一定的改变，与此同时，再提出一些备选方案，如惩罚性措施。“美国可能会提出比较严厉的惩罚措施，但实施情况到底如何还是有不确定性的。”他说。

据卢锋及其同事李双双整理的数据显示，1980-2017年美国对中国贸易各类立案与制裁数、不同类型贸易调查所占比例，可见在WTO框架下实施的反倾销贸易调查和制裁，根据美国关税法的“337条款”对进口品侵犯美国知识产权及其他不公平竞争实施的调查和制裁，占美国发起对华贸易摩擦总数的八成以上。

黄武 双认为，相较于关税壁垒、政府对技术出口的禁止，以及近来新提出的绿色壁垒等，知识产权壁垒已是目前挑起贸易摩擦、进行双边谈判较“好用”的方式。一方面，知识产权保护得到国际社会的公认；另一方面，美国作为发达国家技术储备充足，也易于从知识产权角度寻找突破。

但黄武 双也指出，尽管调查启动的案件数量确实较多，但最终成案比例却是越来越小。“现在中国企业也知道要花钱去应诉，国家也支持其去应诉，我们胜诉的比例越来越大。”他说。

在屠新泉看来，中美之间并不会有什么所谓的“贸易战”，至少不会有全面“贸易战”。不过他也指出，并非所有争端都能通过WTO解决，美国在投资审查这一领域采取一定的限制还是有可能的。“严格来说，‘贸易战’是指超出现有规则范围的相互的贸易制裁或限制，像投资这样现在还没有规则的，就很难说是否违反了WTO规则。”他说。

2017年11月，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曾发表报告，主张加强对中国企业在美投资并购的监管。随后在2018年初，蚂蚁金服收购速汇金因美国所谓“国家安全”原因被叫停，华为与AT&A分销协议等投资合作项目也告吹。

对于前者，商务部发言人高峰曾表示，中国不反对有关国家对外国投资展开正常的安全审查，但对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外国投资设置“玻璃门”、“弹簧门”的倾向表示担忧，中方希望有关国家能为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投资者创造公平、公正、公开、可预期的投资环境。

而对于后者，手机中国联盟秘书长王艳辉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在他看来，华为此次在美国市场受挫主要还是因为其手机产品使用了自主研发的麒麟芯片，而非美国高通等公司的芯片产品，“美国可能觉得麒麟处理器在很多方面难以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