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回应“行长生涯里有哪些特别难忘的时刻”_财经频道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中心定于3月9日(星期五)上午10时在梅地亚中心多功能厅举行记者会，邀请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副行长易纲，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就“金融改革与发展”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香港南华早报记者：去年内地和香港开通了“债券通”，但仅仅是“北向通”，让香港的投资者可以投资内地的债券市场。请问今年会开通“南向通”吗？大概是什么时间，会考虑哪些因素？周行长，在您的行长生涯里有哪些您觉得特别难忘的时刻？谢谢。

周小川：金融市场的开放绝大多数都是双向的，当然你刚才点到“债券通”，最开始是一个单向的，这里也是取决于香港作为亚洲国际金融中心，在这个金融中心交易的产品有强项也有弱项。比如说香港股票市场、外汇市场，这都是它比较强项的东西。债券市场东西比较少，可交易、可投资的东西比较少，而内地债券市场数量很大，有很多企业在内地的债券市场上融资和交易，所以需求也就比较单向。但实际上如果开放“南向”的债券市场，这没什么困难，我认为只要有需求，随时都是可以做到的。总体来讲，金融市场的双向开放还是会不断地迈出步伐。

至于你提的第二个问题，因为经过这么多年在金融系统工作，事情太多了，所以很难挑出来说哪件重要，哪件不重要。我想响应一下我们新闻发布会取的这个题目很好，就是金融的改革开放，我觉得有幸跟大家一起在金融改革开放方面做工作，向前推进，很有幸的一件事。谢谢。

周小川：市场准入方面对外开放可以胆子大一些

金融时报记者：我们知道近年来，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程度是越来越高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到，要有效地开放银行卡清算市场，放开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经营范围限制，放宽或取消银行证券、基金管理、期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外资股比限制，还有统一中外资银行的市场准入标准。请问，下一步对于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央行有什么具体的打算？

周小川：您刚才自己也说出来了，关于在市场准入方面的对外开放，应该说市场准入方面的对外开放也是准备很多年了。中国实际上从90年代后期在准备加入WTO的时候，就开始酝酿在市场准入方面扩大对外开放，当时有亚洲金融风波，这个步伐在一度情况下稍微慢了一些。随后中国加入了WTO，在市场准入方面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对外开放。实际上在加入WTO若干年后，我们也在准备，要进一步扩大开放，但是不巧后来又遇到了全球金融危机。现在，我们进入新的阶段后，确实在市场准入方面对外开放可以胆子大一些，开放的程度更高一些。

另外，除了允许外面的机构在中国办金融业务以外，对外开放还是一个更广义的内容。其中也包括中国的金融机构走向全球。这些年，中国的金融机构在全球各个地方也设立更多的分支机构和子行，开展了越来越的业务，和其他国际的金融机构有很多很好的合作，也存在竞争的关系。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人民币的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也促进了中国整个金融的对外开放。当然，除了人民币可以“走出去”以外，我们金融市场的其他方面也有重要的开放步伐。

在最近已经过去的五年里，我们有“沪港通”，后来又有“深港通”、“债券通”，这些都是金融市场上的对外开放。这些开放，也意味着中国在货币可兑换方面逐渐迈出坚实稳定的步伐。预计这种开放的趋势还会继续加大。在政策上来讲，我们多数该研究的政策都已经研究过了，逐步寻找时机稳步向前推进。对外开放也是实体、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参与者在开放的环境中逐渐成长，逐渐在开放中体会自己的角色、发挥作用和体会国际竞争的过程。

周小川：广义货币这个池子里的钱可以用得更有效率

路透社记者：2017年在金融去杠杆的背景下，中国非金融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上升0.47个百分点，企业融资成本的上升是否会影响经济发展？在高借贷成本可能影响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今年央行是否将跟随美联储脚步提升利率？中国政府是否将放松对资本外流的管制？在设定人民币中间价时，是否会完全取消使用逆周期因子？谢谢。

周小川：全球经济在金融危机中经过这么多年艰难曲折后的复苏，终于现在在全球多个地区都出现了复苏的迹象，因此，很多重要国家的货币政策从数量宽松慢慢退出。首先这是一个好事，这个好事也意味着过去全球范围内的数量扩张和低利率可能逐渐将告一阶段。中国也是整个世界经济的一部分，这个方面的影响大家应该可以预估到。

另外，从中国的角度来讲，增长方式也在转变。我们现在强调经济是一种新常态，是从过去追求数量型增长转向追求高质量增长。所谓过去数量型增长的旧常态，就是有很多事情也是靠资金堆积，资金投放比较大，所以就能够刺激经济增长。这种方式的转变也表明未来经济的增长依靠数量堆积会减少。

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我们也要看到，中国广义货币的总量在经济体中已经相当大，在追求质量型增长的时候，就有可能减少过去大量依靠资金支持的这种增长方式。所以，实际上整个中国经济体里的广义货币这个池子里的钱可以用得更有效率，一旦用得更有效率以后，也并不见得就是说资金就紧张。应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既有看到整个资金上数量和价格有上升趋势的一面，同时也要看到它也有提高效益和价格下降的一面。在这种情况下，在货币政策上和外汇政策上，都有相应的政策响应。

易纲：我们监测到，去年年底贷款利率是同比上升了0.4个百分点，看去年的物价CPI是1.6，PPI是6.3，GDP的平减指数大概是CPI和PPI的加权平均。这么看，我们的实际利率是稳定的，我们不仅仅要看名义利率上升了0.4个百分点，还要看实际利率，实际利率是稳定的，和经济走势是相一致的。资金面上供给，也是比较平衡的。

至于你说的美联储将加息这个问题，我们看中国的货币政策主要是依据国内经济和金融形势，我们要进行综合考量。同时，跨境资金流动是比较平衡的，在这方面我们要继续推进资本项目平稳的可兑换，同时也要防范风险。

潘功胜：刚才，在你的问题当中提到下一步关于外汇管理方面措施的问题。大家知道，我国的外汇市场曾经在一段时间经历了高强度的风险和冲击。我们通过一些宏观审慎管理政策对跨境资本流动进行逆周期调节，比如采取全口径外债宏观审慎管理，征收银行远期售汇风险准备金，对境外机构境内存款执行正常的存款准备金率，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报价模型中引入逆周期因子等。

另一方面，在2017年年中，我们四个部委对外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指导意见的通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已经非常公开化和透明化。在过去几年当中，在外汇管理微观市场监管上，我们按照中国现行的法律和外汇管理政策，加强了外汇市场微观监管，管理的着力点主要是打击虚假欺骗性交易，打击地下钱庄，加强跨境收支的真实性申报，加强金融机构的合规性监管等。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微观监管措施不会因周期变化而发生改变，它会保持在不同周期的标准一致性和稳定性。

易纲：放宽或取消外资一些股比限制并不意味着放松监管

易纲：我再补充两点：一是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金融业对外开放相关工作。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所以，我们要落实中央的精神。习主席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6次会议和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也强调，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是我们对外开放的重要方面，要积极稳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安排合理的开放顺序。所以，我们人民银行和金融业要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对于金融开放的部署。

二是放宽或取消外资一些股比限制。实际上这是体现了内外资一视同仁，这并不意味着放松监管。外资金融机构要准入或者开展业务的时候，依然要按照相关的法规进行审慎监管，这样我们通过加强金融监管，完善配套监管机制，我们仍然可以有效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