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欧元区"三驾马车"访华
升值无法解决贸易失衡 扩大汇率双向波动更合国情
本周,中欧经贸关系和人民币汇率将注定成为国内外最为关切的话题之一:
周二,卢森堡首相、欧元集团主席让-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率领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Jean-Claude Trichet)和欧盟经济和货币事务专员Joaquin Almunia来到北京会见央行和财政部官员。欧元区“三驾马车”首次集体出访,目标直指人民币汇率。而欧盟执委会主席巴罗佐也表示,汇率问题将是周三举行的中欧领导人峰会议题之一。
随着欧盟加入施压阵营,人民币汇率再度面临着外部重重压力。然而,专家指出,人民币加速升值不太可能解决贸易失衡问题;人民币汇率改革,依然是沿着主动、可控和渐进之路,在完善外汇市场的过程中不断加大汇率弹性,这才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升值方式。
中欧汇率之争源自美元贬值
上周五,央行公布的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一举突破7.40大关,以7.3992再创汇改以来新高。至此,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已经累计升值11.6%。然而,同期人民币对欧元却贬值了8%以上。
究其原因,在于美元最近一段时间大幅度对欧元贬值。从1月到现在,人民币对美元升值5.5%,但欧元对美元升值已经超过11%,这使得人民币相比其他主要非美元货币反而贬值。
在美元持续贬值的情况下,欧元汇率不断走高并对欧盟经济体产生影响。法国财长拉加德近来一直要求欧洲央行阻止欧元继续升值,并呼吁保尔森“响亮而清晰”地表示他仍然支持强势美元。意大利总理普罗迪也对欧元升值感到担忧,并指责美国的汇率政策只顾自己的“国内利益”。但另一方面,由于美国国内面临次债危机和经济增速下降的风险,未来美元趋势性贬值趋势似难阻挡。专家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寻找新的泄洪出口,候选货币主要来自目前经济基本面比较繁荣的经济体,其中人民币成了他们的首选目标。
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所长何帆指出,应该看到人民币对欧元持续贬值背后的深层原因。这就是尽管人民币对美元在逐渐升值,但欧元对美元升得更多,其根本原因在于全球国际收支失衡,这是从中心国美国开始出现的,它出现了贸易大量逆差和美元的急剧贬值,所以才引发到其他国家货币出现相应调整。虽然人民币也要继续升值,但寄希望于通过人民币升值来解决欧元升值的问题不现实。而且,在美元贬值的另一端,其他货币中升值幅度最小的是日元,日元一直是全球最便宜的货币,把矛盾焦点集中在人民币汇率上不会起到太大作用。而且,如果人民币升值幅度太大的话,对欧洲可能也会有不利影响,通过出口价格走高助推欧元区通胀压力。
商务部研究院世界经济贸易研究部主任梁艳芬则向记者表示,目前全球金融格局正处于微妙时期。美元地位下行、欧元非常态的大幅度升值也使得欧元区开始担心产品竞争力下降。“但欧元和美元两大货币体系之争不能将压力转嫁给中国。”梁艳芬称。
人民币汇率不能承受之重
其实,欧盟不是第一个希望通过施压人民币汇率来解决中欧贸易不平衡问题。在过去几年,美国国内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以缓解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呼声也此起彼伏。
不过,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对此有过清晰地表示,人民币升值不太可能解决贸易失衡。他说,人民币加速升值固然重要,但却不太可能解决贸易失衡问题。中国与美国目前都面临着根本性的储蓄和投资失衡问题,在任何削减双边贸易逆差的方案中,都需要解决这个问题。他警告称,不要简单地把注意力限制在一个重要问题上。
梁艳芬表示,中国的人民币汇率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对外价格问题,已经被复杂化了。“发达国家通过汇率问题,督促中国加快开放金融市场进程。在汇率问题上,中国一直采取主动、渐进、可控的三性原则,这是考虑到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是负责任的做法。汇率改革牵扯整个金融市场。目前中国还达不到完全开放汇率的能力。否则一旦金融市场动荡产生,不仅对中国,而且对整个世界经济的负面冲击都是非常剧烈的。”梁艳芬说。
人民币汇改方向不会动摇
虽然人民币再次面临外部压力,但专家指出,中国和欧洲的分歧不在于人民币升值还是不升值,而在于什么是最适合中国的升值方式。
欧盟经济和货币事务专员Joaquin Almunia上周三表示,更灵活的人民币汇率将有助于中国控制国内通胀,平衡中国经济。何帆对此评论说,“我们也知道人民币更快升值可以缓解通货膨胀压力、使得货币政策更具有灵活性,但是现在问题在于选择什么样的升值方式。”
他认为,如果选择小幅升值,会进一步强化市场预期;如果选择一次性大幅升值,很可能必须要采取像2005年汇改时那样出其不意的手段,这对企业是会有影响的,打乱其整个投资和出口计划。因此,现在中国通过一方面完善外汇市场建设,另一方面要扩大汇率波动,尤其是汇率双向波动,这种波动也会随着金融机构和企业承受能力的增强而扩大,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实现人民币逐步升值,这是更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式。
人民币升值不会改变中欧贸易顺差格局
主持人:本报记者 郭凤琳
嘉宾: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
研究所所长助理 何帆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金融系主任李稻葵
数字显示,今年前9个月,中国对欧洲的贸易顺差达948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顺差几乎一半(1855.4亿美元);同时中国也是欧盟唯一的贸易逆差来源。自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相对于欧元贬值超过8%。因此,很多人把欧盟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归咎于人民币对欧元的贬值。
究竟该如何看待中欧贸易顺差问题及人民币汇率,我们请来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何帆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李稻葵两位专家,听听他们的观点。
人民币升值不会改变中欧贸易顺差格局
主持人:我们应如何看待人民币对欧元汇率和欧中贸易逆差之间的关系?依靠汇率手段能够解决降低欧洲的贸易逆差吗?
何帆:中欧之间贸易顺差的确在扩大,这有多方面的因素,汇率是其中一个因素,但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中国的出口对汇率是缺乏弹性的,中国的劳动力以及其他一些要素价格比较廉价,这些价格可能比汇率更重要,因此汇率可能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另外中国的出口越来越受到新的贸易格局——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只要这种全球性的专业化分工越来越多,程度越来越高,中国的加工贸易肯定会越来越多,跟传统产业间贸易不太一样。所以说,汇率是一个因素,但不是最重要的,中国跟欧洲之间贸易顺差的增加不能完全用汇率来解释。
李稻葵:中欧之间的贸易逆差只能部分归咎于汇率问题。从本质上讲,欧洲地区是人口老龄化的经济体,中国是比较年轻的经济体,中国经济的储蓄率远远高于欧洲经济的储蓄率。中国的年轻人要为以后退休养老存钱,而欧洲人口增长缓慢,反过来要用存款。我们知道贸易顺差也好,贸易逆差也好,一个最大的、也是比汇率更重要的决定因素是两个国家之间相对的储蓄率,高储蓄率国家的产品会流向低储蓄率国家,所以中欧贸易格局很好理解。汇率只是其中一个很小的部分,即便人民币对欧元略有升值,我看不会改变中欧贸易顺差的基本格局。
应重视中欧贸易之间的不平衡
主持人:在这种格局下,我们应当如何解决中欧之间的贸易失衡和贸易摩擦?
李稻葵:不同于美国,欧洲的经济调整速度比美国慢,对市场管制更加严格,劳动管制相对而言不够灵活,失业情况比美国更严重一点,对贸易问题也更加敏感,更多的依赖于非关税壁垒,比如技术壁垒、反倾销等等。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应当同欧洲多协商,在一些问题上中国可以让步,在一些问题上欧洲也可以让步,比如欧洲的一些技术可以通过技术贸易转让给中国,服务贸易上中国也可以多从欧洲进口。双方应该坐下来好好协商,而不应该简单归咎于汇率问题。
在汇率上,应该说清楚,中国会按照自己的原则,在汇率机制上逐步更加灵活化。在美元走软、原油价格略有高涨的情况下,人民币略有升值,对中国经济是有好处的,人民币是会升值的,但是不要指望人民币升值会改变中欧之间的贸易格局,贸易格局的根本因素还是两国之间储蓄率的差别。
何帆:首先要重视中欧贸易之间的不平衡,未来这种不平衡可能还会有加剧。所以我觉得应该未雨绸缪,要建立一个双边的协调对话机制;还有就是发展产业内贸易对双方可能是一个共赢的做法。
主持人:这种协调对话机制具体指的是什么?
何帆:这种协调机制必须是定期的,同时要建立正式的联系机制和非正式的联系机制,必须得有定期对话,有首脑、部长之间的定期会面,在这种正式对话之余,还应该有一个非正式的沟通机制,形成一个对话机制,这样出了事情知道打电话找谁,这种对话机制对于解决潜在的冲突是非常重要的。
人民币升值应渐进可控
主持人:人民币升值到底应当遵循什么样的速度和原则?
何帆:中国由于情况比较特殊,是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也不发达,包括对出口依赖程度比较大,因此,从目标来说,和欧洲没有分歧,中国知道人民币要升值,但是中国要探索更适合国情的改革方式。这就是在自己可以承受的范围内,进一步沿着加大升值步伐和汇率灵活性的道路前进。
李稻葵:应该是渐进式的、可控的节奏,因为如果突然调整汇率,虽然总体经济不会受到很大冲击,但个别出口企业会受到一定冲击,造成不必要的经济调整成本。我们可以努力进行一些微调,但如果大规模升值,对整体的贸易格局不见得有改善,反而可能导致我国个别地区、个别企业出现问题。
在弹性方面,可以扩大一点汇率波动范围,但更重要的是人民币略有升值,适当加快升值步伐,比如以前是每年升值4%上下,以后是否可以考虑更快一些。既保持可控性,不对大部分出口企业造成巨大冲击,同时也能适当减少我们进口原材料价格的成本。
强求一个统一的汇率政策对欧盟内部没有好处
主持人:我们也注意到,在欧盟内部对于汇率的看法很不一致。比如法国一直敦促欧元贬值,而德国则认为在强势欧元情况下,购入美元计价的石油有利于降低成本,如何看待这样的分歧?
何帆:欧盟是实际上内部差别很大,有的国家对外是贸易顺差国,有的对外是贸易逆差国,所以强求一个统一的汇率政策对欧盟内部并没有好处。人民币升值对一些国家好,对另外一些国家并不好,需要考虑到各国的情况。中国可能和欧盟内部某一些国家的竞争更多,比如南欧国家等以制造业为主的制造业国家,所以不应该追求一个统一的汇率政策,或者说一定要强势欧元还是弱势欧元。
(本报记者 郭凤琳 北京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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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经贸优势互补促发展
“自2004年中欧确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后,中欧双边经贸可以用‘全面、持续、快速、发展’形容。”商务部研究院欧洲部主任李钢对记者表示。
从2004年起,欧盟始终保持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中国也成为欧盟最大的进口来源地。2004—2006年,双方年均进出口额增长率在27%以上,其中中国的出口年均增幅高达32.5%,进口年均增速也为18.8%。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10月,中欧进出口总额达2875.2亿美元,同比增长27.5%。在中国与欧美日三大贸易伙伴中,中欧贸易增长率大幅超过中美、中日贸易增长率。
“这既有欧盟东扩的效应,也有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积极影响。”李钢说。
而优势互补更是促成双边经贸往来步入“快车道”的重要因素。海关统计显示,中国输欧产品主要集中在轻工业产品和制成品方面,而欧盟对华出口产品则主要为高新技术产品。双方合作保持较高水平。
欧盟也是中国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和资金的第一大来源地。我国从欧盟引进的高新技术项目占我国从全球引进总数的一半以上。“这主要是因为欧盟拥有我国目前所急需的能源、环保、交通、化工、汽车、电子和农业等方面的先进技术,同时转让态度也比较积极。”李钢表示。
此外,欧盟对华投资继续保持增长。2004-2006年欧盟累计对华投资项目8011个,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162.1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年均增速26.45%,远远高于平均水平。欧盟对华投资项目的平均规模较大,技术含量也较高,且多投资于生产领域。核电站、磁悬浮列车、环保等项目已成为中欧合作的标志性项目。
中国对欧盟国家的投资也取得了一定进展,除传统的贸易、海运、银行等领域外,产业型投资也有所发展,以华为、中兴、TCL、海尔等为龙头的企业在欧盟的投资已取得初步进展。2006年经中国商务部批准或备案,中国在欧盟的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额已达1.3亿美元。
根据中欧双方达成的协议,从2007年初开始已经启动了双边伙伴关系的谈判,尤显重视经贸领域。双方致力于更新1985年《中欧贸易和经济合作协定》,以此作为发展双边关系的指导性文件。中欧双方在国际领域的合作也在不断拓展,如对非洲的发展援助、亚欧合作、WTO多边贸易框架内的合作与推进等。双方的共同利益、关切范围已远远超越了双方各自边界。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人民币大幅升值将加重欧元区通胀压力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人民币过快升值对中欧双方都不利。西方国家应意识到,由于其从中国进口产品的占比在上升,在自己面临较明显的通胀压力情况下,如果人民币大幅升值,势必会使其从中国进口产品的价格明显上升,加重其通胀压力。
哈继铭表示,人民币汇率问题应该放在更宏观的框架下考虑,它只是纠正国际贸易失衡的许多工具之一。如果一国储蓄率居高不下,往往导致该国顺差很大,单纯依靠汇率来纠正失衡效果不会很好。中国的储蓄率高达30%,在国际范围来看处于较高水平,而且未来几年可能还会继续上升趋势,这和新中国成立后25年间较高的出生率以及上世纪70年代末的人口政策有关系。高储蓄率带来了高投资率和较低的消费率,使得中国面临较大的产能过剩风险,导致中国过度依赖于外需。即使人民币大幅升值,国际贸易不平衡的现象也会因为储蓄率等其他因素而进一步增大,这些因素可能盖过了汇率变动的影响。因此,对于国际收支失衡问题,汇率变动有用,但其他因素作用更大。
他认为,人民币不应过大幅度升值,但应该考虑允许人民币以更快的速度升值,他个人认为升值速度每年可以达到5%-10%,高于2006年的3.3%,这对纠正国际贸易失衡现象有一定帮助,但最重要的是它有助于缓解国内通胀压力。国内物价上涨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原材料进口价格的上升,人民币升值速度快一些,可以缓解输入型通胀。中国现在需要在升值幅度和升值的时间长度之间作出一个选择。升值快一些,带来的资金流入虽然平均下来每年会多一些,但总量上会低于缓慢升值带来的热钱流入。
哈继铭建议,在解决国际收支失衡问题上,应该加大降低国内储蓄率的力度,包括推进国内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要求国有企业向政府交纳红利、公共支出的重点从鼓励投资转向鼓励消费、建立更加完善的资本市场和提高银行系统的效率以降低企业的储蓄率等。另外,贸易政策方面应该尽量降低较高的出口退税率。
他还专门提出,在短期内中国的经常账户余额不可能出现明显下降,因此应采取措施降低资本账户余额以控制国内流动性过剩,包括开放证券投资、鼓励企业走出去直接对外投资、同时政府通过主权投资基金对外投资三方面。走出去不仅包括人走出去,主要含义还应该是钱走出去。他建议,中国可以考虑推出CDR市场,并考虑让境外企业在国内上市。
对于中国外汇储备是否急速抛售美国国债的问题,他认为,在中国1.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美国国债是个很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现在贸易很大部分以美元计价,美国国债依然是世界上流动性最大的主权债务产品,在此情况下中国应该继续持有足够的美元资产。“作为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美国国债持有国,中国非常清楚,一个稳定的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性,相信中国会在互惠互利基础上尊重其他国家利益,不会大量抛售美元导致全球金融市场不稳定。”
中欧贸易在合作共赢中消除摩擦
中国与欧盟的关系可以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来形容。从2004年起,欧盟始终保持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中国也成为欧盟最大的进口来源地。尽管近来双方在汇率、贸易失衡等方面存在分歧,但专家表示,中国对欧盟顺差的主要原因在于由全球产业转移而导致的加工贸易方式转变,而不是由于汇率因素主导。双方经贸摩擦应在对话框架下加以解决。
汇率不是贸易失衡主要因素
对于备遭欧盟批评的人民币汇率问题,专家指出,汇率问题确实对中欧货物贸易的不平衡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不是主要因素。
“今年以来在人民币兑美元升值的情况下,中国自美国的进口增长了15%,而在人民币对欧元贬值的情况下,中国自欧盟的进口增长得更快,达到21%,如果认为汇率是中欧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则在经济学上解释不通。”商务部研究院欧洲研究部主任李钢表示。
李钢认为,中国对欧盟顺差的主要原因在于由全球产业转移而导致的加工贸易方式转变。统计显示,2006年中国对欧盟的贸易顺差为917亿美元,今年1-10月顺差则达1028亿美元。但在中国对欧盟的贸易顺差中,95%是加工贸易,且其中81%是由外资企业的出口造成的,因此单纯以原产地规则统计出来的顺差并不能全面真实地反映双方的贸易利益和贸易平衡状况。
此外,跨国公司价格转移也是呈现贸易失衡的原因。李钢指出,有些跨国公司通过出口高报和进口低报向处于减免税期的企业转移利润,或者是通过出口低报和进口高报使已过减免税期的外商投资企业处于亏损或微利的状态,以此达到避税的目的。
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何帆则认为,这与美国经济放缓有关系。“美国经济出现放缓迹象,也迫使很多中国出口商寻找新的出口地。”何帆表示。此外,中国的劳动力以及其他要素价格廉价,也导致加工贸易向中国转移。
以合作对话化解矛盾
对于中欧经贸中存在的摩擦,专家指出,应从战略和长远眼光来看,通过对话能够达到减少分歧、解决问题的目的。贸易保护主义只能激化矛盾,双方需要在更深层次上审视现状,面向未来重新定位,并藉此作出政策上的相应调整。
李钢认为,未来中欧经贸关系还将在快车道上运行一段时间,预计今年双边贸易额将达3300亿美元,2010年有可能达到5000亿美元左右,包括航运物流在内的双边服务贸易将得到更快的发展,双向投资更加趋于均衡。
中国呼吁欧盟取消高技术出口障碍。“欧洲应在军售解禁问题上再进一步,中欧在两用产品与技术上的深度合作,将对促进贸易平衡有很大帮助。”李钢说。
商务部研究院世界经济贸易研究部主任梁艳芬也指出,欧盟的问题在于自身,一个有活力、有竞争力的经济体是不会惧怕竞争的。欧盟可以采取扩大欧元使用区,提高欧元标价权,提高欧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同时,欧盟应思考自身发展模式,促进区域内改革。“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共同体,欧盟应承担更大的责任。”
何帆则指出,中欧应建立和加强双边的协调对话机制,此外还应该有一个非正式的沟通机制,以解决潜在冲突和矛盾。
加强合作也在于互相关照对方诉求。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李稻葵表示,欧盟在贸易方面更多地依赖于技术壁垒、反倾销等非关税壁垒,在这些问题上中国应当同欧洲多协商、沟通。“要以解决问题为目的,而不应简单归咎于汇率。”李稻葵说。
专家观点集萃
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所长助理何帆:
由于中国的出口始终对汇率缺少弹性,即使人民币大幅升值,也不会改变中国和欧洲贸易之间的格局。
欧盟是实际上内部差别很大,有的国家对外是贸易顺差国,有的对外是贸易逆差国,所以强求一个统一的汇率政策对欧盟内部并没有好处。
商务部研究院欧洲研究部主任李钢:
欧盟虽然在货物贸易上存在对华较大逆差,但在服务贸易方面享有顺差,同时在对华投资中获取较大收益。
如果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综合考虑,中欧之间总体经贸利益格局基本上是平衡的。单纯以货物贸易的不平衡进行推论,进而指责中国非公平竞争是片面的,有失公允,更不符合事实。
商务部研究院世界经济贸易研究部主任梁艳芬:
欧元和美元两大货币体系之争,不能让人民币来承担。欧盟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应当承担起国际责任,可以扩大欧元的使用区域,推动欧元作为石油、大宗产品等的计价货币。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
西方国家应意识到,现在他们从中国进口产品的占比在上升,而自己面临比较明显的通胀压力,如果在这时人民币大幅升值,也势必会使其从中国进口产品价格出现明显上升,加重其通胀压力。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金融系主任 李稻葵:
欧洲的一些技术可以通过技术贸易转让给中国,服务贸易上中国也可以多从欧洲进口。双方应该坐下来好好协商,而不应该简单归咎于汇率问题。(整理:郭凤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