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亿特别国债是小钱，突破3%的赤字率才是意义重大

（原标题：万亿特别国债是小钱，突破3%的赤字率才是意义重大）

大国财政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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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都有财经深度思考，今天重点聊聊这次年底增发的一万亿特别国债。这件事，大部分民众听听也就过去了，但它对中国人生活的影响可能重于这几年的任何一次发债。

关于一万亿国债，之前市场就有讨论的传言，外媒也放过风声，周二晚落地，算是证实，但也有两点意外：

首先是用途：

今年一季度以来，高层一直强调的是“高质量发展”，实际上就是不搞传统的基建，但这一次发债的用途很传统，用于灾后重建和基础设施补短板，但大家都心知肚明，今年的灾情并不比以前多多少。

同时要求尽可能前置，形成实物工作量，就短期而言，基建见效快，明年一季度甚至上半年的经济数据会很漂亮。所以意图明显到就差把八个字写在纸上——刺激经济，财政扩张。

今年地方财政到了最困难的时刻，很多地区连地方债的利息都付不起，部分地区的公务员工资都成了问题。地方财政困难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很多人觉得自己不吃劳保、不做公务员就没有影响，但这两年各地愈演愈烈的各种花样罚款，都与地方财政紧张有关。

数量上看，年初的预算中，由于对卖地收入下降估计不足，1-9月，地方政府性基金本级收入增速为-16.3%，测算全年距离年初预算将存在1.1万亿元的缺口。增发这一万亿国债，并且转移支付安排给地方，明显是为了解决这一缺口。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虽然国债是专款专用，但实际上地方政府例行都有这一类支出，有了国家转移支付的支持，原来的支出可以解决其他问题。

第二个意外是时间上，四季度调整预算很罕见。

我国财政史上仅有三次年内追加财政赤字，分别是1998、1999、2000年，这三年很多人都知道，是国企脱困的三年，也是财政最困难的三年，之后都是年初的预算铁打不动，再大的困难明年再说。

2000年以后，年中顶多的就是发特别国债，但都是有特殊用途的，不列入财政赤字，也不需要通过预算安排来还本付息。

突破财政赤字率，才是真正值得注意的地方。之前很多人既希望又都不太相信会突破财政赤字红线，因为这条3%的红线，政府守了几十年，不是大灾大疫这种特殊情况不会突破，而这次在正常年份的突破，如果未来变成惯例，本身的意义远远超过1万亿这个数字，就标志我国的财政从量入为出的古典财政思路，转变为债务扩张驱动性的现代财政思路。

这是更深层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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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句话，叫内债不是债，因为一个人的债务就是另一个人的资产，债务和资产都在国内，只要负债者有相应的收益型资产作保证，负债越多往往代表经济越活跃。

古典财政是一种内敛的支持型财政，政府必要债务都是为社会正常秩序和人民生活幸福提供必要的支持，都是用于非盈利性项目，以未来的财政收入为隐形担保，内敛财政的国家，大部分未来财政收入增速不高，所以对负债率有严格的约束，以防止出现财政收支不平衡。

但现代财政管理，从理论到实践都突破了这个古典约束。

理论上认为，债务是伪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资产，财政投入的资产虽然不是盈利性资产，比如水利，但它的盈利性可以通过税收来体现，关键在于做大做强居民和企业的收入，因此财政的公益性并不一定需要非常严格的债务约束。

因为害怕债务太高而收缩资产，财富缩水会让居民和企业自发地再收缩债务，导致通缩螺旋。一旦陷入这种通缩螺旋中，就要第一时间用债务扩张来打破，而此时有能力的只有政府。

很多人从家庭和企业的角度，本能地认为过度负债很危险，但是家庭债务和国家债务有一个很根本的区别，家庭是有寿命的，如果你不在年轻的时候把债还掉，那么你到了年老就没有能力去还了，所以家庭债务是一定是要把本金还掉的。

但国家没有时间的概念，理论上是永续经营的，负债并非一定要还，而且降低负债的坏处更大。政府债务是全社会资产的源头，对应的资产都是加了杠杆后的财富，所以国家的资产是弹性的，负债是刚性的，收缩债务必然导致加倍的资产收缩。

债务率当然不能无限放大，但把一个政府负债率控制在一个数字以内是不科学的。负债是表象，收入才是真相。

这两年，很多家庭和企业的收入不再增长，以前不怕的债务现在变得可怕起来，就想要还贷款，但贷款还了之后，收入问题没有解决，还是生活在恐惧中；同理，一个国家只要财政收入下降，就会觉得负债率太高，这就是2018年以后我国总体上呈现收缩型财政的特点，供给侧改革、降杠杆到地产三条红线，无不如此。

这些财政政策从现在看没有解决问题，财政收入的下降才是真正的问题，一个有收税权和无限罚款权的地方政府，如果财政紧张了，那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国家的债务一旦上升之后是很难下降的，一旦下降就意味着经济水平的下降，人民也不干，财政扩张开弓没有回头箭，扩张才是唯一的道路。

更重要的是，对于大国而言，财政不是内政，而是国家之间竞争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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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践上说，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开始QE，即财政扩张的同时，定向把流动性流入实体经济，疫情之后，财政扩张更是凶猛，美国的这个财政扩张实验到目前为止非常成功。

美国的债务率高得吓人，但做大的资产规模后，对全球的资金、人才、技术，形成虹吸效应，以保证“全球收税权”，再通过国家实力逼迫他国打击“离岸避税”，以保证产业链利润回流，保证自己未来的财政收入也能相应增长，不会进入债务陷阱。

现代政府不只是服务型政府，还是经营型政府，纸币是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征税是民众赋予政府的权力，有了这两样东西，政府就可以“经营”，货币信用杠杆可以加速做大资产和财富，征税权是债务扩张背后的保证。

政府转变为经营型政府后，财政就不仅仅是保障性质的，更是国与国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的竞争武器，你如果保守，你的优质资产就会被其他扩张性财政的国家给吸走，你就会陷入资产通缩。你越通缩，财政越收缩，资产就越保不住，税源也保不住。优质资产和税源走了，剩下来的不良资产，导致财政税收能力大大降低，反而更容易造成债务危机。

这个有点像三体里的降维攻击，就算你洁身自好，认为过度财政杠杆是一种危险的“比滥”，不想参与，那对不起，很可能你的竞争对手没垮，你就先垮掉了。

对国内也是如此，债务就代表人民的生活水平，每一次提升都会带来民众满意度的提升，但再降就痛苦了，得而复失比从没有得到更痛苦。

未来财政能力竞争的时代，财政收入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大部分时候都是财政扩张，利率降低，只有少数时间，遇到通胀压力了，才会阶段性的收缩一下财政，利率短暂冲高。

当然，重启扩张型财政，又会遇到一个老问题——政府投资的效率低下。这个问题地方政府无法解决，中央政府也同样如此。所以财政投资要回归公益性，没有直接回报，而是通过改善投资管理、提高社会管理水平来激发民间投资的信心，扩大税基，用增加的税收来解决债务扩张后的利息支出。至于负债本身，已经变成了公益性资产，成为民生福祉的一部分，长期发挥作用，根本不需要收回。

当然，现在说财政转型，为时过早，还要看明年经济止住下滑后，是否会继续这种扩张型的、有一定进攻性的财政运营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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