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我试求三亩宅 从公已觉十年迟——当苏轼遇见王安石（三）

（原标题：劝我试求三亩宅 从公已觉十年迟——当苏轼遇见王安石（三））

在金陵，苏轼与王安石二人游山玩水、谈天说地，留下了不少酬唱之作。

九

据蔡絛《西清诗话》卷上记，离开金陵渡江至仪真后，苏轼写了一首《同王胜之游蒋山》诗，寄给当时的江宁知府王益柔（字胜之）。当王安石读到其中“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二句时，抚几叹曰：“老夫平生作诗，无此二句。”他当即写下《和子瞻同王胜之游蒋山》，末联有“墨客真能赋，留诗野竹娟”，称许东坡的文才。他在这首和诗的《序》中写道：“子瞻同王胜之游蒋山，有诗。余爱其‘峰多巧障目，江远欲浮天’之句，故次其韵。”赞赏之情，溢于言表。

苏轼在这次相聚中留下的最重要的酬和诗，当数《次荆公韵四绝》，其中的第三首尤其出名：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王安石原诗《北山》是这样的：

北山输绿涨横陂，直堑回塘滟滟时。

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

这组唱和诗比上一次《雪》诗险韵赓和诗的艺术境界要高出许多，毕竟用韵的难度没那么大。王安石原诗意象清澈，意境幽美，表达的是一种淡然的闲适心情。南宋人李壁引《三山老人语录》，将这首诗与欧阳修的名联“静爱竹时来野寺，独寻春偶过溪桥”对比，称“皆状闲适，而王为工”。但苏轼的和诗却传递出相当复杂的情感，完全打破了王诗所营造的那种淡雅静美的意境。

据说，王安石看到苏轼和诗后说了一句：“十年前后，我便不厮争。”此时前推十年，恰好是王安石第一次罢相的熙宁七年（1074）。大约正是从那一刻起，他已开始看淡世事，决意隐退，将过去的政争一切付诸云烟。苏子瞻的诗如同一颗石子，投入他为自己构筑的静如止水的心绪，重又勾起了他的惨淡记忆。

这十年里，王安石改变了很多，苏轼也改变了很多。

这年春，大约就是苏轼造访前的三四个月，王安石患过一场大病。远在东京的神宗皇帝也得知了此事，派遣太医星夜兼程赶赴江宁府为王安石治疗。

王安石辞相归隐之初，挑了金陵城外一处叫白塘的地方，朝廷出资，开渠泄水，培土造屋，作为他养老的居所。因这里距江宁城东门与钟山主峰都正好是七里路，他名其为“半山园”，意即从江宁城行至钟山之半。“平日乘一驴，从数僮游诸山寺。欲入城，则乘小舫，泛潮沟以行，盖未尝乘马与肩舆也。”这次大病之后，王安石自觉精力较之前大为不济，加上他长年出入佛老，出世心态日重，更觉得房屋、田产这些身外之物对自己都是累赘。于是他上书神宗，请求将朝廷赐给他的这座宅子连同周边的几百亩田地都捐出来，改建成一座佛寺，为皇帝祈福延寿，同时给自己去世的爱子王雱超度亡灵。神宗同意了这个请求，并御笔赐额“报宁禅寺”，当地人多据“半山园”的原名称它“半山寺”。此后，王安石一家就在城内秦淮河畔僦屋居住，不再自造宅第。

所以，苏轼见到王安石的时候，后者大病初愈，可以想见依然相当憔悴。据时人记，王安石每有“宾朋至者，亦给一驴”。他想必也带苏轼去游历过那座报宁寺，也就是自己原来的半山园旧居。苏子瞻诗所谓“骑驴渺渺入荒陂”，描绘的就是这个场景。但最令后人记住并引发众多联想和议论的是这首诗的下半联，尤其是最后一句：“从公已觉十年迟”。按现代那些王安石变法称颂者的解释，这是苏轼在经历官场大起大落，饱尝民间疾苦之后，对新法的进步性有了新的认识，“大彻大悟”“尽释前嫌”之后，对王安石表达的真情告白和真诚追随之意。

然而我却认为，这个解释含有太多一厢情愿的成分，它严重夸大了苏轼对王安石的崇敬。事实上，这种崇敬自始至终只限于人品、文学与才情，恰如王安石对苏轼的由衷欣赏也从未超越过这几个领域一样。此后的真实历史走向也无可辩驳地证实了这一点：在短短两年后开始的“元祐更化”时期，当时已身为执政集团重要一员的苏轼，曾毫不留情地尖锐攻击过王安石新政中的大多数内容。假如上述“告白”与“追随”之说属实，那我们恐怕就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苏东坡是一个反复无常的投机小人。

十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两位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巨人，我们需要还原这首诗写作时的真实语境。

根据南宋陆游等人所记，大约是因两人相处得十分投机，“剧谈累日不厌，至约卜邻以老焉”，“（荆公）仍约坡卜居秦淮”。就是说，临别前，王安石建议苏轼请求朝廷允许自己在江宁府买田居住，与自己为邻。此事在苏轼离开金陵北渡抵达真州（即今仪征，当时亦称仪真）后写给王安石的信中亦能得到侧面印证：

近者经由，屡获请见，存抚教诲，思意甚厚……轼始欲置田金陵，庶几得陪杖屦，老于钟山之下。既已不遂，今来仪真又二十余日，日以求田为事，然成否未可知也。若幸而成，扁舟往来，见公不难也。

这就是苏轼诗中“劝我试求三亩宅”的由来。从信中的意思来看，似乎东坡自己很有在金陵住下来与荆公伴老的愿望，然而结果“不遂”。但我以为，这很可能只是苏轼的客气话，他并未认真动过卜居秦淮的心思。我们从现存其他史料中可以清楚地发现，苏轼从来最渴望买田养老的地方是常州的宜兴（宋代以及历史上大多数时期，宜兴县属常州所辖），离开金陵不久后也的确实现了。

说起来仿佛冥冥之中上天注定，出生在眉州的苏轼与四千里之遥的常州有着一世之缘。嘉祐二年（1057），他在汴京科场结识的第一位同年好友蒋之奇（字颖叔）是宜兴人，后者口里的阳羡山水人情令二十刚出头的苏子瞻怦然心动；熙宁间他通判杭州，平生第一次来到常州，立刻就爱上了这里，并且萌生了将来在此地定居的念想；又过了许多年之后，建中靖国元年（1101），也正是在这里，他走向了自己生命的终点。

当然，我们也不应怀疑东坡希望能经常见到王安石的诚意：从宜兴到金陵不过两三百里路程，即便在千年以前，“扁舟往来”确实不甚难，走陆路也不过几日时间。

所以，“从公已觉十年迟”这句话首先应当视为苏东坡这类不拘小节的奔放文人一时兴起时的信口豪言。

其次，《次荆公韵四绝》（其三）虽是一首绝句，但它的下联两句对仗相当工整，艺术水平很高。这主要是因为它要酬和的王安石原诗中的下联“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对仗也十分工整，在诗艺比拼上，东坡与荆公二人谁也不甘落下风。我们把将视野放得更宽一些，在古代，文人士大夫为了追求语言的艺术效果，行文时牺牲一些语义的准确性也是常有之事，累积到一定程度，便是许多人痛恨的“以文害意”。它也正是唐宋之际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等人力诋骈体文，掀起“古文运动”的基本出发点所在。今天的中国人，包括大多数文化人，对那种“诗意语境”是全然陌生的，很难感同身受古代文人在语言文字上特有的艺术敏感。因此，“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这句话中包含的文学性可能并不亚于现实意义。

进一步，我们还应该深入历史，理解苏轼那一刻的现实心境——大难不死的他此时已年且半百，而力主变法的神宗皇帝才36岁，作为反变法派中坚的苏轼不可能对自己未来的政治前途抱有任何幻想。在那个时间节点上，纵使东坡的想象力发挥至极点，也不可能预见到一年多以后即将发生的“大变天”。对于自己的余生，他能够看得到的最好结局，不过就是找一片中意的山清水秀之地，作诗填词、写字画画、谈佛论道。而在这方面，王安石这位当世最富盛名的大文人显然是比他的那些政治盟友好得多的交游伙伴。

《邵氏闻见后录》里的一段记载再好不过地反衬出这一点：苏轼离开金陵后，渡江来到扬州，这年岁末和新年，他就是在扬州度过的。当时这里的知州恰好是他的友人、同样坚决反对新法的吕公著。吕公著专门置酒欢迎东坡，但“终日不交一语”，竟至于酒席歌舞间“东坡昏睡”。酒罢歌散，两人在后花园中散步，东坡挥毫题诗一首，“申公（吕公著）见之亦无语”。令人颇有对牛弹琴的既视感。

吕公著包括司马光等人，虽然都是苏轼在政治上的同志，但都不是他在艺术审美和人生真谛探索道路上的知音。当时文名很高的曾巩倒是与王安石、苏轼同出欧门，与二人渊源深厚。但曾巩作文虽好，却为人严肃拘谨，不善诗词，也不喜佛学。东坡一向视曾子固为“掌门师兄”，对他尊敬有加，但也缺乏亲近感。

再则，每个人都活在现实世界，纵使苏东坡这样的天纵之才，也难免有世俗的权衡。像他这么一个“待罪之人”，如果能倚靠上王安石这棵大树，那些处心积虑想要害他的人，难免投鼠忌器。更何况我们前文已讨论过，王安石与他的分歧在于公事，他们之间没有什么私仇。别说他，就连司马光与王安石也没有私怨。

十一

王安石与苏轼还有许多共同的好友至交。虽说他们中的大多数——特别是官居高位者——后来因对变法所持不同政见而分道扬镳了，但仍有不少人即使在严酷的政治空气中，依然与王苏二人都保持了正常的友谊和交往。

王安石与苏轼曾先后提拔、举荐过一个叫刘季孙的人，他们俩不约而同地赏识他的诗才。

嘉祐三年（1058）王安石为江东提刑时，刘季孙是江南东路下辖饶州（今江西鄱阳）地方的一名酒务官，居左班殿直监，是一个微末武职。一日，王安石巡视当地酒务，来到办事厅堂，突然看见屏间题有一首小诗：“呢喃燕子语梁间，底事来惊梦里闲？说与旁人应不解，杖藜携酒看芝山。”他非常喜欢，问这是谁作的。听说题写者叫刘季孙，立刻召他来见面，称赏再三，临走连酒务的事都不问了。回到自己官舍，恰好有一群该州的官学生手持文书前来陈情，要求尽快给州学派来负责人，估计这里的州学缺编已经很久。王安石灵机一动，破格任命刘季孙为饶州州学的负责人。这在今天差不多相当于把一个派出所所长提拔为大学校长，令“一郡大惊”，而刘季孙也顿时成了名人。

30多年后的元祐（1086-1094）中，苏轼知杭州时，这位刘季孙恰好在当地担任钤辖，这是个级别高一些的武职。他的诗作又令东坡也像当年的王安石一样，一见倾心。苏轼特意向朝廷推荐了刘季孙，后者因此后来官至隰州知州。他曾有诗句“四海共知霜满鬓，重阳曾插菊花无？”寄与苏轼，深受感动的东坡则有“一篇向人写肝肺，四海知吾霜鬓斑”记述此事。除喜作诗外，刘季孙还是个大藏书家，据说他死时，“家无一钱，但有书三万轴，画数百幅耳”。他藏有王羲之之子王献之的《黄柑三百颗帖》，苏轼曾为此赠云：“君家子敬（王献之字子敬）十六字，气压邺侯三万签。”

在当时，写诗的人不胜其数，写诗写得好的人也不在少数。然而没有人有刘季孙那样的幸运，他赢得了两位最杰出——不仅是自己时代、也是所有时代——诗人的共同青睐。我们不知道如今已湮没无闻的刘季孙凭什么如此打动了王荆公与苏东坡，然而在他那里，我们听到了那两颗卓越心灵之间的一次怦然共鸣。

苏轼谪居黄州共四年多。前半段，当地知州是徐大受（字君猷），他对苏轼很是照顾，两人关系很好，东坡先生有20余篇诗文与他有关。徐的继任者是与东坡同名的陈轼（字君式），他是抚州临川人氏，是王安石和曾巩的同乡加旧交。他与苏轼原本素昧平生，来黄州为官后，二人却一见如故。这位陈知州在黄州“驭吏急而治民宽”，政声很好。苏轼危难之际，“人多避祸，公独愿交，期与同忧患”。今存苏轼致陈轼书信有八封，其中有叙述二人在黄州的交游情状，也有说到陈轼给他送竹簟、剪刀之类的日常生活细节。陈轼离任后回抚州南丰（曾巩家乡），相互问讯依然不断。

这些信件告诉我们，陈轼知黄州期间，苏轼曾向陈轼借阅“丞相手简”。可知王安石当时有手简自金陵来，惜乎今已不存，我们无法考知其内容。但既然东坡先生想要亲眼目睹，那么应该有两种可能：其一，这封手简里写到了与他自己有关的事，可能是询问了东坡的近况，甚至托陈轼带口信给东坡；或者，这封手简中有王安石的新作，比如与陈轼之间的酬诗，东坡想要一睹为快。

我们可以从一些零散的信息中得知，苏轼曾经给陈轼在抚州老家的园子题写过门额，而王安石和曾巩是他的常客。一段特殊的人生际遇，让陈轼幸运地成为了王安石、曾巩和苏轼这三颗中国文学史上璀璨明星的共同好友。

十二

苏轼此番在金陵呆那么长时间，除了因为要与王安石尽情聚会外，可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段时间他遭遇了一次丧子之痛。

关于这件事，文献记载不多，惟苏轼自己有两首诗，题目很长：《去岁九月二十七日，在黄州生子遯，小名干儿，颀然颖异，至今年七月二十八日，病亡于金陵，作二诗哭之》，对此事有一个大概叙述。干儿是东坡先生那位著名的侍妾王朝云所生，似乎是因中暑不治而夭折，亡时才十个月大。在此期间，苏轼还有两首与叶涛和段缝的唱酬诗，也讲到了此事。苏遯虽幼，毕竟也需要安排后事，这也需要费些时日。

这位不为人知的苏遯死于7月28日，巧合的是，这一天，也成了东坡先生自己的忌日。

只能说，苏王二人的这次相聚在坊间催生出许多传闻，到后来被加油添醋，塞入越来越多道听途说的不实故事。所以我需要再一次提醒读者，我们今天看到的关于这次“金陵之会”的大量记录，特别是具体细节，其真实性和可靠度都要打不小的折扣。但这些穿凿附会中的大部分想必不太可能全是空穴来风，应该还是有些许根据的，就算有杜撰，也都寄托了后来人的美好遐想。对它们作出严谨的疏证与甄别，并不在本文的主旨中。

其中有一桩小插曲，貌似确有其事——

苏轼在金陵期间，王安石特意传授给他一种治疗头痛的特效药方：用新鲜的萝卜取汁，加入生龙脑少许，调匀，头痛时滴入鼻窍。据王安石自己说，当年他当宰相时，有一天上殿奏事，忽然偏头痛发作，痛不可忍。神宗皇帝马上让他在中书办公室躺着别动，随后命小太监持金杯取来这剂药，“左痛即灌右鼻，右即反之，左右俱痛，并灌之。”果然药到痛除。第二天他入宫奏谢，神宗告诉他，这是百年前太祖时代留下的秘方，禁中有这类秘方数十种，从不传人间。王安石把方子告诉苏轼后，东坡大概尝试过，“用之如神”。滴了这种药后，一开始眼睛会红，但“少时头痛即愈”（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五）。

这事在苏轼自己那里得到了印证，他有记云：“裕陵（神宗）传王荆公偏头疼方，云是禁中秘方。用生萝卜汁一蚬壳注鼻中，左痛注右，右痛注左，或两鼻皆注亦可，虽数十年患，皆一注而愈。荆公与僕言之，已愈数人矣。”（《苏轼文集》卷七十三《杂记·裕陵偏头疼方》）读者朋友如果有兴趣，可以依苏轼和张邦基列出来的方子试一试。其实，萝卜汁辛辣刺激，功效类似于薄荷油，所以这剂药有些像今日常用的清凉油或风油精，并无甚大奥妙。如今人们也常拿风油精、清凉油来克制轻微的头疼脑热，区别只在于通常是擦在太阳穴、风池穴上，而非滴入鼻腔。

只是，在古代，任何人可都不会把皇帝钦赐的宫内之物转赠他人，哪怕不是某种有形的“实物”。可见，随着交流的日益深入，苏王二人越来越亲密无间。在中国历史上，大概从没有过两位政治立场如此针锋相对、文坛地位如此不相上下、性格脾气如此南辕北辙的伟大人物，能够如此轻松而自然地笑谈于水光山色之间。

抚今追昔，令人感怀。

南宋以后，王苏两公“金陵之会”间的唱酬诗文以及所涉史迹，还被《舆地纪胜》《方舆胜览》《景定建康志》等著名方志载入，从而为金陵这座六朝古都再添一笔永远的文化遗产。七百年以后，王荆公的乡人蔡上翔如此写道：“以两公名贤，相逢胜地，歌咏篇章，文采风流，照耀千古，则江山亦为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