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间养老中心落地上海 市场化养老模式谨慎探索

中国已于2010年进入老龄社会,并将持续至少40年,各路资本看好这一产业,已进行数年探索,但中国目前尚未出现惠及大众、可持续的养老模式。

见习记者 卢杉 上海报道

“我们的这家日间养老中心预计2016年元旦可装修完毕。具体营业时间还要等相关注册、审批手续通过以后才知道。”

日前,来自新加坡的优护集团中国区市场总监张永峰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该公司将在上海浦东新区东明路街道凌兆路855号开设一家全市场化运作的日间养老服务机构。

老年人口基数大、老龄化速度较快已成我国人口结构“新常态”。数据显示,1970年,中国老年人口(65岁以上)占总人口比例3.9%,2014年,65岁及以上人口为13755万人,占总人口比重达10.1%,到2020年,这个比例预计将达到12%,相当于每10个中国人中就有1.2位老年人。事实上,中国已在2010年进入老龄化时代,这一趋势将持续至少40年。

在此情势下,政府进一步加大对于养老产业的推动和支持。11月20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卫生计生委等九部门《关于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支持医养结合促进养老产业发展,提出了明确的阶段性目标。

指导意见中言及重点任务,除了建立健全医疗卫生机构与养老机构合作机制,支持养老机构开展医疗服务,推动医疗卫生服务延伸至社区、家庭外,更提出要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医养结合机构,鼓励医疗卫生机构与养老服务融合发展。

据浩悦资本11月23日发布的“医疗行业周报”,过去几年养老产业投资机会主要集中在高端养老领域,按照政府分层养老的规划和此次对公立医院出的数项和养老结合的要求,预计未来中端养老领域也将有更多机会。

在此之前,从公办养老院、社区、居家养老到“医养结合”,已有多种模式试水运作,市场化运营的日间养老照料中心在上海也是头一家。但中国尚未出现惠及大众、可持续的养老模式。

来自新加坡由外商独资的优护集团正是借着这波潮流进入中国市场,将其在新加坡母公司的经营模式带到上海,开设以日间照料为主的养老服务机构。

选择上海

截至2014年底,上海户籍60岁及以上老年人约414万人,占全市户籍人口28.8%。为解决上海市日益严峻的老龄化问题,上海近年来提出了“9073”养老服务体系,即“90%家庭养老、7%社区养老、3%机构养老”的服务格局。

张永峰表示,他们的服务群体主要针对其中占7%的老人群体,而选择上海试水中国市场是因为无论从文化程度、开放程度和消费观念上看,上海都比其他中国城市更贴近于国际化。

“我们是纯市场化运营的企业,在经过前期的市场调研之后,我们觉得模式在这里更容易落地,更容易被老人接受。”

这是优护集团进入中国市场的第一家机构,所处位置属于浦东新区东明路街道辖区。

选择浦东的原因则一是由于三林地区早期拆迁回迁户很多,老龄化程度高;二是交通方便,房租相对便宜,“消费也相对偏低,如果试点成功,推行到其他地区也较为容易”。

据医药战略规划专家史立臣分析,日间看护是大趋势,国家也在推行社区养老和服务中心,“一般由一个活动中心和社区食堂组成,再与社区医疗服务合作,北上广都有”。

东明路街道处工作人员王敏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证实,此前东明路辖区内也有政府主管的社区日间照料中心。“2010年左右开始做,规定每个中心必须高于20个床位,每月管理费在100元左右,不包含餐费。”

东明路街道人口超过13万,60岁以上老人达28%以上,超过上海平均水平。据东明路街道居家养老服务相关负责人介绍,“能享受服务的这7%的老人也是有要求的,优先低保低收入、纳保老人、失独家庭还有离休干部。”

在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的老人部分是固定的,另一部分是流动的,但远不能满足需求,还有大量的老人“在排队”。

中心的服务人员主要在40~50岁之间,有两种来源。“一种是上海产业结构调整后的下岗人员,另一种是新上海人。”服务人员一般会到上海相关的护理学校进行培训后上岗。

王敏称,明年将在上南路地区新增一家老年日间照护中心,并通过购买服务形式在凌兆地区新设社区老年人助餐服务点。

至于市场化运作的日间护理中心,王敏表示优护集团的负责人曾到街道处询问有无政策优惠或补贴,“我们自己是新区公办,有运营补贴,但不清楚对于私营企业如何操作”。

现在市场需求量很大,市场化运作只要达到相关的标准,得到老人的认可,能够经营下去,“我们也很欢迎,与公办没有竞争关系。而且现在老人也越来越理性了,符合他的需求是不会拒绝的”。

上海市现在约有344家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分布在各个区。据闵行区江川街道宣传统战科科长顾海华介绍,随着上世纪90年代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的深化以及闵行区行政中心的北迁,江川街道的发展呈现出“城市基础设施陈旧、老年人多、旧小区多”的问题,加上由于偏离市中心区的地价级差,区域内流入了大量的动拆迁户和困难人群。

“针对社区这种‘老大难’的情况,我们展开了许多方面的探索。”顾海华表示,至2016年,江川将会建成12个“香樟家园”社区服务站,其中就有为老人开设的日间照料中心。

“一开始受场地限制,接纳人数不多,之后会扩大规模。”据顾海华介绍,其中一个服务中心是与万科集团合作,“社区出房子,万科投资、统筹设备和人员来进行运营。”

她同时表示,社区接受社会资本注入,但也有一定条件,“每个社区选择性不一样,江川的老年人大多中等收入,退休工资不是很高,选择很有限”。政府在选择合作的时候,要考虑老百姓的实际接受能力。

针对种种现实情况,优护集团的管理人之一陈若琳分析,“老年人基数大,政府更多是做一些托底工作,没办法惠及全部,或是高端需求没办法满足。”

如何落地

“我们的运营模式在新加坡已经成功了,但落地中国有差距,还要接受市场考验。”

张永峰说,优护集团的母公司在新加坡有一家实体运营的老人日间养护中心,其项目从去年九月份开始运营,半年之后盈亏平衡,“现在是盈利的,预计在五年之内开15家店”。另据他介绍,新加坡最大的日间养护公司拥有11家实体店。

中国的市场化日间养老机构还没有明确的盈利模式。

史立臣分析,国家政策在社会养老这一块支持力度不够,公立医院养老产业发展又不足。税收方面,公立有资金支持,社会养老不仅没有有时还要收费。

“企业投资养老周期太长,回收成本很困难。”他表示高端养老院入住率非常低,“比如北京有的高端养老院,每年收费在10万~15万之间,没有人去。不是钱的问题,大家担心的是能不能像公立医院那样照顾好老人”,换言之,市场化养老机构的信誉度还没有建立起来。

国内早期是公办机构养老,“之前有老年公寓式养老,之后房地产商和保险公司开始介入”,但在张永峰看来,这些都没有解决养老的本质问题,“老人需要熟悉的环境和交往的需求”。

优护集团此次计划中的日间养老中心位于社区内部,坐落在上南路的花鸟市场中心二层,面积约640平方米。“国家的规定大约是十平方一个老人,我们一次大概能容纳60个老人”,鉴于人员的流动性,“大约能覆盖120~180人”。

服务人员方面,张永峰说管理团队来自于新加坡,但“服务团队一定要本地化”。与东明路街道社区日间照料中心一样,他们倾向于雇用有经验的中年护理人员,不过“志愿者和活动服务人员可以年轻化”。

相对于国家大约十个老人一个护工的标准,陈若琳说他们的标准会高一些,“大概七到八个人一个护工”。

至于大家都很关心的价格问题,陈若琳表示“现在还没有定价,有待于市场的反馈”。新加坡的母公司大概为60~70新元一天,“按汇率和收入比,中国大概是100元人民币一天,管三餐”。但她同时说明这个价格可控性很强,“我们倾向于实行会员制,也会有相关的优惠政策推出。”

房租和人员是一大挑战,但陈若琳说:“我们不担心单店是否会盈利或是盈利模式。”更多的不可控因素和时间成本来自于政府方面的流程审批。虽说现在有政策红利出台支持,但没有实施细则,没有明确的优惠政策,一切都还得进行摸索。

由于部分业务涉及康复性服务,“前期还有准入制度以及注册、审批、手续等问题,但不可否认已经比从前简化许多了,各级政府也都很支持。”

在史立臣看来,最大的问题是事故责任划分。“老人在服务中心出问题,如果是政府社区办的话,一般家庭不会将责任推给社区。如果对方是企业,情况就不一样,要有政府出面主导比较好。”

史立臣认为,由于现在国内养老行业的政策不到位,如果进入这一市场,企业应和政府协商,把相关责任厘清。政府从政策层面给一定支持,委托企业做相关服务;反过来,更多社会力量的进入,在不断摸爬滚打中也可以帮助政府制定相关标准和政策。

这与优护集团的想法不谋而合。张永峰说他们在新加坡的运用模式和规章制度已成体系,并与新加坡政府一起制定了日间照护行业的标准。下一步希望通过在中国市场的运营,“欢迎同行们一起进入这个行业,一起探索模式和标准”。

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曹健看来,“日间养护这个行业是刚需,前景是肯定有的”。至于老人看护服务的权责划分,可以有多种方式解决,“比如提前购买一些意外险”。

模式探索

除民营资本刚开始介入的日间养老机构,更多的社会力量其实早已在养老产业领域悄然兴起,所建立起的商业模式也不一而足。

中国养老产业虽起步较晚,但在政府的鼓励及需求的拉动下,养老机构的数量及民营资本的介入程度正在增加。

中国老年机构数量在“十一五”期间增加了3400家,床位数更是显著增长,复合增长率为16.2%。其中民营养老机构发展迅速,床位数从1999年的2%提高到2010年的13%,且目前民营养老机构的平均床位数高于公立养老机构。平均每养老机构床位数,民营为91,公立为88。

居家养老仍是目前的主流选择,老年公寓相对新潮但发展迅速。随着收入提高、家庭规模变小及社会观念转变,越来越多老年人选择入住养老院,进一步导致养老院入住人数大幅提高。

中国老年人入住养老院的比例从2005年的1.2%上升到2010年2.2%。入住人数从2005年的116万人增长到2010年的243万人,年复合增长率达16%。

普华永道日前发布全球养老产业趋势报告《共享与合作:养老产业的个性化体验》,分析了当前养老产业总体形势和关键要素,并对未来如何提高养老服务质量提出了建议。

按普华永道的预测,到2025年,潜在养老院床位需求达12852个位,约为1285万。

自2001年,随着收入提高和观念转变,中国中高端及高端养老需求逐步兴起,高端养老社区也随之显现。相关机构预计,从2016年到2020年,整个中国养老市场消费将超过10万亿元,年均增长幅度将达17%。

至于如何分享这一市场和政策红利,从2001年至今,已有不少企业与政府合作,试图探索出清晰的商业模式。

2001年左右是萌芽期,中国出现了第一个中高端养老住宅社区,但之后少有市场进入者,北京太阳城为典型事件。2005年为兴起期,一些企业开始进入养老地产行业,出现了第一批中高端养老住宅社区,出现了不同的养老地产项目运营模式,如亲和源和汇晨老年公寓。2010年后进入成长期,养老社区行业的巨大潜力吸引大量投资者进入,政府鼓励高端养老社区项目,保监会允许保险资金进入养老地产。

英智康复集团是首都医疗集团旗下的产品平台,是最早下水养老产业的企业之一。其前身为2006年成立的北京英智康复医院。据英智康复集团总裁关晓立介绍,“英智康复于2005年立项,一开始由北京标准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进行调研,初衷是想做一个好的与养老相结合的项目。”

开始的调研结果是“算不上账来”,后来认识到光做养老,活下来的可能性比较小。集团通过借鉴瑞典的康复理念与模式,把养老与康复结合才有希望盈利。

“做政府想做的,就会得到支持”,关晓立表示英智康复在立项之初就得到政府的高度关注,2009年作为政府的康复医疗试点,搭建三级康复网络体系,是唯一纳入“朝阳区中部医联体”的社会办医机构。

英智康复后由首都医疗集团接手,创立了康养结合的模式,“每年两位数的净利润增长率,在业内是较好的水平” 。目前,英智康复有北京八里庄院区、石景山院区(京西康复医院)、朝阳单店院区和同址配套的康养结合型老年公寓,以及三家社区康复工作站,在杭州建有滨江院区。

据关晓立介绍,八里庄康复医院建院之初只有20张床位,三年前增加到60张,加上老年公寓40张,共100张床位。老年公寓目标人群定位为完全不能自理和半自理,即失能老人。

“目前老年公寓老人平均83岁,住三年半以上,95%是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护理需求量非常大,一直都爆满,几十人排队是常态,床位周转率比较慢,这也坚定了我们复制英智康复老年公寓的决心。”

八年前,老年公寓收费6000元/月,包括床位费、护理费、餐费。“那时是北京最贵、最好的。现在属于中档水平,我们基本一直没有调高价格。但这个费用中不包括医疗费用。”

英智康复开始定位中高端,2009年后随着医保纳入后,定位中端甚至中低端,如脑血管病人花费每月2.5万元,其中医保报销比例在45%-50%,另与病人选择的病房有关,普通为双人间,套间较贵。

关晓立称,英智康复是营利性的康复机构,资金来自首都医疗集团。康复需要上游产业的支持,“首都医疗集团的综合医院发展的好,我们发展得就更快,也欢迎连锁康复机构的加入。”

另一方面,除了与医院合作,其他的商业模式也参与并建立起多元的养老体系。

2012年,中国复星集团(00656.HK)和美国峰堡集团(Fortress)(FIG)以各持50%的股份,成立了星堡合资公司。借鉴了峰堡在北美的养老服务经验,星堡于2013年5月推出了第一个项目,位于上海宝山区的“星堡中环社区”,是从独立居住、协助护理到临终关怀的一站式服务社区。

星堡公司董事总经理陈煜宇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说,星堡中环是“上海第一家同时拥有外商投资许可、工商企业法人执照和民政局颁发的养老机构许可证的养老机构”。

“我们是吃螃蟹的人,进入市场的时候国家政策还是空白的。”陈煜宇说,在2013年以前民政部门尚无核准营利性养老机构的权限,工商也没有外资注册的此类机构。“之后上海市政府从工商、商务和民政三方牵头开了很多研讨会,给我们了一个特许。”

星堡中环是“公司自己租赁房屋,自己进行投资、装修、改建和运营。”总面积18,000平方米,共有189个独立居住房间,30个双人居住的协助护理床位。在全国私有投资养老机构的平均入住率只有40%情况下,陈煜宇说“星堡中环已经取得了盈利,入住率达到92%。”

星堡内设有自己的门诊部,并且“已经与医保对接”,是其花了两年时间与政府谈成的合作。

全新行业自会有许多问题所在,陈煜宇认为挑战来自于“教育客户和员工”。一方面,客户还维持着较为传统的观念,认为“到养老院是一个很不光彩的事情”;另一方面,没有现成的行业人员可以招聘,“我们需要从零开始培训员工,从入职到在职持续培训”。

“养老服务最根本的问题,判断机构运营成功与否的标准就是入住率。”陈煜宇说,很多人觉得星堡并不便宜,“但你要让客户看到物有所值,通过运营和口碑,就能传播和散布。”

相较于同类中高端的公立养老机构,“可能公立每个月会比星堡便宜3000块钱,但他们在物业上不用付租金”。陈煜宇表示,国家可以做托底和基础性工作,但中高端应该是市场化的,给大家提供更为个性化的服务。政府更多的应该是进行政策导向和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

普华永道医疗行业咨询服务的合伙人邢立萍分析称,“如今的医疗和养老市场对于接纳来自其他行业的新技术和新参与者仍有巨大的潜力。这些市场的后来者将与先驱们一起建立一个我们未来所共需的、具有相当高性价比的养老体系。”

“想要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养老服务模式,首要条件是充分了解老年人的真正需求和喜好。”邢立萍说,“社区、居家养老或将成为中国的首选养老模式。”(编辑 陆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