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纯资本”

一群被传销欺骗、血本无归的受害者，将上线围在房间中央，拳脚、咒骂、眼泪相交织，人群中还隐约闪过冰冷的刀光。2009年7月中旬，南宁市繁华的白沙大道上，董文博茫然开着车，脑海中不断浮现着这一幕场景。没有人跟踪，他却不知道该驶向哪里。几个月的传销生涯让他众叛亲离，他有自由的身体，然而包裹的却是被禁锢的灵魂。

750万诱惑

2009年5月，广西南宁这个亚热带城市已经提前进入了盛夏的雨季。董文博与姚云斌在机场到达厅告别，走向不同的方向。他们的眼前，是这个城市看得到的繁华，以及看不到的阴霾。这是一个著名的美丽城市，却也是著名的“传销天堂”。

2009年4月，董文博正处于创业以来最苦闷的阶段。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他那个以做代工为主要业务的玩具厂年初已经停产。就在此时，董文博接到了以前一个同学兼生意伙伴的问候电话，邀请他到南宁考察防水工程市场。挂电话前，同学特别叮嘱董文博：“最好先不要告诉别人，一个人过来，毕竟市场容量有限。”

到南宁的第一天，同学喊了几个“生意场上”的朋友给董文博接风洗尘。饭桌上，几位“老板”巧妙而适度地“点拨”着董文博：

“传统生意不好做啊，我们都把厂子转出去了。”

“国家给了南宁优惠的金融政策，我们现在在搞投资。”

商人都是逐利的，南宁的“优惠的金融政策”让董文博心动了。

第二天，同学带董文博拜访了一位“搞投资”的成功者，他向董文博讲解了“纯资本投资”操作模式：采取股权认购的方式，一张身份证可认购21股，共投资69800元。每一位投资者有３个名额提供给自己的合伙人，合伙人的股份自下而上层层累加。按累积股份的多少分为五个级别，获取相应提成，1~2年时间可获利750万元。

董文博马上意识到，这是典型的传销。然而面对他的指责与质问，同学并不恼怒，只是请他“多看看”，并说，五一期间机票紧张，过几天能买到票了，不愿意做随时可以走。

董文博说，正是这种“自由”让他第一次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了轻微的怀疑。印象中的传销，都要限制行动自由，强行听课、洗脑，而“纯资本投资”却没有这些“低级别”的操作手段。

第三天，同学带董文博去拜访了几位“商场上很成功”的朋友。他们热情而激昂地向董文博讲述着“纯资本投资”是“国家试点工程、政府行为”，讲述着自己怎样放弃了之前优裕的生活，在南宁“用69800元赚了750万元”。他们当中，据说有的还是省级退休干部。

第四天，同学带董文博去参加行业内的老总晋升酒会。一家当地知名的高档酒店中，一千多人聚集在一起，每一个人脸上都带着兴奋而激动的笑容，眼睛如刚被充了电般放着亮光。他们高举着酒杯，齐声随着新晋升的老总一起高呼“早上好”，寓意着“早日晋升”。

董文博动摇了。尽管他一次次提醒自己：这是传销，这是传销！

迷失的“天堂”

南宁市大沙田经济开发区，地处城乡结合部，一条简易的毛坯马路旁，到处是结构简单、布局混乱的居民房。由于地处城乡结合部，监管困难，几年时间里已被传销分子占据，成为“传销的天堂”。

来到南宁的第五天，同学带董文博来到了大沙田。

“什么是传销？这里才是。”同学开着自己的本田车，指着车窗外的一排“话吧”对董文博说。董文博抽着烟，看着不断有人在别人的陪同下走进“话吧”，几分钟后出来，脸上或是兴奋，或是沮丧。不远处有一个简易的农贸市场，不时有人提着打了蔫的菜叶，走进鸟笼一样的民房。离开时，他有片刻的恍惚，他好像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飞机上认识的那个据说来帮表哥开网吧的大学生，姚云斌。

董文博看到的确实是姚云斌。一到南宁，姚云斌便被表哥接到了大沙田的一幢出租屋内。住了一夜之后，表哥借口玩游戏，拿走了姚云斌的手机，接着便带了一个人进来，开门见山地给姚云斌讲起了他们的“事业”。他告诉姚云斌，他们从事的是“资本运作”，投资3800元，介绍三个事业合作伙伴，在一年之内可赚到380万元。

之后，不断有人轮流来向姚云斌讲述行业前景，鼓动他马上交钱加入。两天时间里，他只睡了四个小时，吃了两顿饭，其余的时间便是不停地重复被洗脑的过程。有人直接告诉他：“我们做的就是传销，加入进来就能赚钱。”也有人苦口婆心地劝他：“这一带都是我们的人，不交钱加入你是走不掉的。”更有人似乎不经意地提起，过去也曾有新人不肯加入，“被上面的人带走了之后就再没有回来”。

董文博说，同样是做传销，大沙田一带要更加赤裸而直接。这里的传销入门费比较低，操作方式也更像人们平常所认识到的传销，存在着限制人身自由甚至是暴力胁迫加入等手段。

被传销组织折磨得身心疲惫，姚云斌终于坚持不住，答应“了解一下”。接下来，他开始被不断带去“听课”，到其他传销家庭中串门，听不同的人一次次讲那永远不会实现的380万元计划。那些谎言在他心中慢慢镀上了一层金色，终于，他以提前交学费为由从家里骗出了4000元钱，迷失在传销的“天堂”中。

而在这个城市的另一个世界，董文博终于下定绝心“险中求财”。让他做出这个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制度中说股份可转让，不想做了随时可以离开”。

就在要动身去银行打款之前，同学突然告诉董文博，如果一次投资153300元认购46股，便可直接晋升为经理，不但月收入提高10倍以上，而且离最高级别老总只差一步。在他的鼓动下，董文博将153300元认购款打入了指定的银行账号。在打完款的那一刻，他突然有片刻的清醒，隐约意识到自己掉入了陷阱。然而时间像一条单行道，错过的永远无法回头。

骗局生产线

认购后，董文博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对自己进行包装。在上线的帮助下，他的身份被包装成“海归”，在一家高档小区以每月4000元的价格租下一套复式住房，并把自己在广东的别客轿车开到了南宁。他还给自己取了一个“行业名”——他们这一群体中每个人都有一个只有同行知道的名字，而本名只有上线才知道。这样做一是为了方便交流，二是为了安全。

一切准备就绪后，董文博开始打电话让朋友来南宁“考察”。以前的生意伙伴赵君成为第一个应邀而来的对象。

赵君是董文博精心挑选的结果。他在东莞有生意，拿得出69800元的资金；他目前经营不顺，正在寻找新的项目，急切地想摆脱困境。这一切都符合传销组织对“新朋友”的要求。

和很多人刚接触到“纯资本投资”的人一样，赵君对这一项目持将信将疑的态度。董文博开始带着赵君“走跟进”——到洗脑有经验的同行那里串门。每次从别人家里出来，他都要悄悄用短信和下一家“接跟进”的同行交流，让他们针对赵君的顾虑展开游说。

回到广东后，赵君迅速将工厂转手，凑出153300元买了46份股份，期望“周期短回本快”。随后，董文博又拉来了一位做外贸的朋友，仅用一个月的时间拥有了两名下线。

然而这一切都需要付出代价，“纯资本投资”是用表面奢华的生活刺激被邀约者的投资欲望，一个月的时间里，董文博共邀请了四位朋友来“考察”，朋友在南宁的吃住行，都由他负担，花销高达近2万元。那两个前来“考察”却没能加入的朋友回到广东后，董文博在南宁从事传销的消息马上在朋友圈内传播开来。接下来，他不但没能再邀请来一个人，甚至一些朋友开始拒接他的电话。为了布满三个下线，董文博只好自己出钱，用哥哥的身份证认购了21份。

禁锢

2009年6月底，随着媒体对非法传销活动新一轮大规模的曝光，董文博的邀约工作更加艰难了。加上南宁警方展开了几次打击传销的行动，大家的工作更加偷偷摸摸，“连打个电话都要躲到阳台上”。

董文博对自己所从事的行业产生了怀疑。然而一些高级别的“成功人士”却告诉他：“这是政府在进行‘调控’，目的是为了控制从业人数，保证行业的健康发展。”

所谓“调控”，是传销行业应对负面新闻的一种颇为狡猾的借口。这样的借口可以骗得了不知内幕的新朋友，却已经无法让董文博深信不疑。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他接触到了这个行业每一个阴暗的角落，熟悉这个行业的每一个谎言套路。“‘纯资本投资’没公司、没法人、没产品、没营业执照、没企业代码、没税号、没发票，什么都没有，连白条都没有。行业的核心就是拉人埋单，然后分钱。”

当传销组织褪下层层伪善的面纱，董文博却已经无法摆脱。在这个疯狂的游戏当中，他已经投入了二十多万元，还不算房租、接待考察等日常支出，此时退出，面临的是血本无归的命运。另一方面，由于频繁拉朋友前来考察传销，他在广东的朋友圈中早已臭名昭著，自己的玩具厂也已经转让，回去不但不知如何生活，更要接受大家的白眼和嘲讽。

然而与姚云斌相比，董文博已经是生活在天堂。每天晚上，姚云斌被要求提交十个人的“邀约”名单，然后才允许睡觉。第二天上午上完课后，马上有人带他到门口的“话吧”按名单打电话，打完电话才可以吃午饭。南宁的传销早已“名声在外”，一个月过去了，姚云斌没能拉来一个下线。传销组织的同行们此时对他不再客气，不但命令他给上级做饭、洗衣、打扫房间，甚至当面辱骂他。“笨蛋”、“白痴”及其他更加恶毒的字眼，成了姚云斌的代号。

噩梦般的日子里，姚云斌多次想过逃走，但每走一步都有人监视，连睡觉时房门都是反锁的。一个据说是“经理”的人警告他，不拉来两个“垫背的”，就别想活着离开。

逃离才是胜利

2009年7月，董文博终于心生倦意。找到同学，他提出让他收回自己的股份，退回认购的钱。同学表示只有当有人再认购时，才能将股份转让，并且要扣除相应的“税费”，只能退回55%的认购款。董文博马上明白，这样的承诺只不过是空头支票，即使有新人加入，上线也会让其重新购买股份，而自己退出后，自己原有的股份也会成为“孤儿股”，不花一分钱落入上线手中。

就在董文博无奈地苦苦支撑的时候，下线赵君找上门来，扑通一声跪在董文博面前。“哥，我知道你是想帮兄弟发财，但是儿子得了心脏病，躺在医院里等钱做手术。哥，我求你了，把钱退给我吧，我给你磕头了……”

看着脚下男人的眼泪，董文博的心狠狠疼了一下，却马上硬了下来。他知道，如果赵君退股，所有的损失只能自己承担。他不是不想帮，而是帮不起！

为了躲避赵君，董文博不敢再闷在家里，每天开车在南宁的大街小巷上闲逛。他依然犹豫着，直到有一件事情彻底斩断了他的幻想。

2009年7月中旬，一批在“纯资本投资”中血本无归的人员联合起来，要求退股，为了拿回认购款，他们将上线堵在家中，董文博听说，其中有人动了刀子。

那个夜里，董文博不停地做梦，梦里，一边是滴血的尖刀，另一边是堆积如山的金钱。梦醒后，他简单收拾行李，开车逃离了南宁。就在驶出南宁的最后一刻，车窗外掠过的是城南大沙田开发区那一片片混乱的民房。姚云斌还在那个“天堂”里，和无数前赴后继的传销者一起，主动或被迫地继续着那永不会实现的发财梦。

目前除了西藏外，传销的魔爪已经伸向了全国各省份，全国参与“异地传销”的人员至少上千万，数目触目惊心。

传销幽灵无处不在

如果有一天，你接到久未谋面的某位亲友热情而有分寸的电话，邀请你到外地考察、旅游、聚会、帮忙，如果你接到某家“知名企业”的通知，要求你到外地进行面试，如果有网友热情地邀你到外地见面，如果对方所在的城市恰好是传销的“重灾区”，那么你一定要小心。因为如果你没有弄清情况便贸然前往，接下来等待你的很可能是传销组织的密集洗脑，直到让你激动万分地拿出积蓄，并拉上亲朋好友一起，跳下他们精心布置的陷阱。凶险的传销像个幽灵，你看不见它，但它仿佛已经无处不在。

2009年5月，“蝴蝶夫人”传销案震惊全国，其操盘者何跃兰通过拉人头、高额返利等方式开展网络传销，发展会员6万余人，遍及全国29个省市，涉案金额3.35亿元，被称为“2009年传销第一大案”。

“蝴蝶夫人”让人震惊之处，在于其组织者何跃兰曾是一名下岗再就业者的典范，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2002年曾报道了她的创业经历。而在涉足传销后，这些昔日的荣誉都被她夸大后成为用来包装自己的工具，而许多受害者也正是因为被她身上的光环所吸引。更让人震惊的是，“蝴蝶夫人”把其行骗的主要对象，瞄准了全国各地的聋哑人群体。

在20世纪90年代猖獗一时后，非法传销的黑色魔力正在中国大地上卷土重来，无孔不入地试图侵入每一个人的生活。

“找工作你最怕什么？”“传销！”从2008年初，不断有大学生落入这种以招聘为名行传销之实的陷阱。传销组织从一些招聘网站上获取应届大学毕业生的联系方式，以某家知名公司的名义，通过电话邀请大学生到外地参加“面试”，一旦大学生受骗前往，马上被传销组织控制。近日，在多所高校的求职论坛里流行着一份“骗子通讯录”，有学生将这些传销组织的电话号码进行整理，竟多达500个。随着传销骗术的升级，“异地传销”从业人员已经扩展到社会的各个职业、各个阶层，传销成为悬在每个人头上的利剑。

即使你抱着单纯的消费心理，也有可能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遭遇传销。2009年3月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审理了一起独特的传销案。这个名叫“金亿盟”的传销组织，打着“消费创富”的幌子，用“卖二赠一、循环返利”的模式销售手机、青铜器等商品，许多受害者最初目的仅是购物，却在高额返利的诱惑下一步步走上传销道路。2009年6月，重庆市长寿区破获的一起传销案中，用来进行传销的商品居然是电视广告中每天都能看到的“劲霸”牌男装。利用品牌商品作为道具，加大了传销活动的隐蔽性和欺骗性。

传销的魔爪还伸向了普通的日常生活。“借助互联网平台，实现全球无漫游免费对讲，免费彩信传输、视频传输、万字短信免费群发等功能。”靠这款“Mycool”手机软件，传销组织“美亚国际”在全国发展了65万名会员，共席卷资金1.5亿元。即使是在网上无意中打开一个链接，你就有可能已经成为传销组织的目标，传销，已经渗透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据民间反传销组织中国反传销协会统计，目前全国除了西藏外，所有省份都活跃着“异地传销”的身影，全国参与“异地传销”的人员至少上千万，数目触目惊心。

警惕传销。因为它像个黑色幽灵，就在每一个人身边。

传销之凶险，还在于它如同精心编写的程序，根据社会的发展，不断更新、升级。

传销变形记

出生于20世纪60～70年代的中国人或许有过这样的经历：80年代初期的某一天，你会从邮递员的手中接到一封奇特的信件，信的内容大意是，你收到信后，给发信人寄上2元钱，然后照抄此信数十上百封寄出，不久你就会收到上百元。当时，寄100封信的邮资仅8元，这种不正常的“连锁信”的游戏，在当时曾经风靡一时。

“连锁信”是一个金钱游戏。然而，十年后，这种“土特产”和“舶来品”相结合，便长成了困扰中国二十年之久的传销毒瘤。与20世纪相比，现在的非法传销形式和手段紧跟社会热点不断升级，因此也更具欺骗性和危害性。

变种1假直销

从2003年起，一些传销组织者在河南、湖南、湖北等地，假借“天津天狮生物发展有限公司”的招牌，以推销“伊丽诗儿”等化妆品为幌子，从事非法传销活动。新参加者需交纳人民币2800元获得加入传销组织的资格，并发展下线。

变种2连锁销售

知名的传销公司“深圳文斌”，从2001年前后便开始以连锁销售的名义开展传销活动。参与者需要交纳3800元，“购买”一套价值不到300元的西服和化妆品，然后发展下线，收取提成。

变种3资本运作

从2008年初，广西省就开始大力打击一种名叫“民间富人俱乐部”的新型传销。这种资本运作式传销借助投资或购房之名，对外销售一种名为“份额”的抽象物。加入该组织必须一次性交纳申购费69800元，购买21份份额，然后发展下线并收取提成，通过逐级发展累积份额实现级别晋升。

变种4远程教育

“全球教育网”是远程教育传销模式的代表。在全球教育网上花160美元注册后，可以获得一套电子商务包，并发展下线。这家网站目前在全国各省均有注册用户。

变种5网络广告推广

“每天只要点击相应软件上的广告，月收入就可达2700元，连续点击5年就可轻松赚取13万元……”2007～2009年，世界通国际科技有限公司以“网络广告推广”的名义，在全国迅速发展起几十万人的传销队伍。加入“世界通”必须花4496元一次性购买5张注册会员卡，成为“世界通”的代理商。代理商若发展出下一代代理商，就可以从对方交纳的卡费中获得8%的“市场拓展奖”，又可以从二代至四代代理商那里获得3%的“市场开拓奖”。

变种6网络销售

参与者需通过网上申购伪劣“金表”、首饰等加入，一次申购收取3800元，申购后即可发展其他“买家”。

变种7网络电话

靠传销“Mycool手机通讯软件”，一家名为美亚国际的传销组织吸引了全国65万名用户，共席卷资金达1.5亿元。它的操作模式是：提供价格分别为330元、990元、1650元、3300元、6600元不等的5种套餐，购买后三种套餐可以成为代理商，通过发展下线来获取分红。

变种8消费返利

消费返利式传销是使会员消费质次价高的商品，消费额的一部分返还给介绍人的一种传销模式。消费者花10元钱办理一张优惠卡可成为会员，一次性交纳最低加盟费1.58万元，可以成立商行。会员或商行介绍其他人加入成为新会员，从中获取提成。

传销为何屡尽不绝？除了其本身的狡猾与顽固之外，各种利益的暗中博奕，也许是更深层的原因。

灰色利益链上的博弈

尽管各地有关部门不断加大打击力度，几年来非法传销活动为何依然屡尽不绝，反而有卷土重来之势？除了传销活动更具隐蔽性，使得打击难度不断加大以外，传销背后的巨大灰色利益链，为其提供了一个隐形的支撑点。地方政府或出于眼前利益的考虑，或碍于骑虎难下的尴尬，对传销“手下留情”。经济与法律，利益与良知，便在这条利益链上进行着艰难的博弈。

传销泡沫

广西来宾，位于桂林和柳州之间的一个普通的县级市。就是这个常住人口仅有14万的小城，最多时聚集了10万外地传销者，成为广西省“四大传销重灾区”之一。

于长胜在来宾的一个居民区附近经营着一家杂货店。和当地其他杂货店一样，他的店门前摆放着一种矮矮的木床架，长约2米，宽1.5米，装上六个20厘米高的床脚，外面再包上布，就成了一张简单的床铺，这就是当地人口中的传销床，每张售价50～60元。除此之外，店里还有被褥、煤气灶、电炒锅、锅碗瓢盆等日常用品，甚至还有打包出售的“传销套餐”。

2005年，一直在外打工的于长胜在来宾传销最为鼎盛的时期开起了这家杂货店，两年时间里，靠这家店，他贷款在河西地区建起了一幢四层楼房，以层为单位出租给传销人员。

传销给来宾带来的变化真实地体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升格为地级市之后，来宾市出现了大量的建筑用地，再加上当地的自建房政策也相当宽松，越来越多的来宾人开始买房子或盖房子出租给传销者。于长胜说，每层房子的租金都在800元以上，而在六七年前，租金的价格仅为一两百元。而当记者问及他对外来传销者的态度时，于长胜毫不犹豫地表示欢迎。“因为他们来了，我们才能有房客，店里才能有生意。”隔了一下他又说，“但是他们不要扰民，不要闹事，不然政府要打击，我们的收入也会减少。”正是因为传销给生活带来了质的飞跃，来宾当地人不但不讨厌那些传销者，反而想方设法为他们提供各种服务，这些围绕传销者的服务，甚至已经成为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

被绑架的地方经济

于长胜真切地感受到了这个城市的变化。在菜市场里，当地的一种小菜已经从几年前的一毛五一斤长到了一元钱一斤，手机费不断上涨，银行里传销人员排起长队，街头小饭馆、杂货店林立，就连火车站前的三轮车司机，一天也能赚上一百多元……曾经有人算过一笔账，每人每天的生活费以4元计算，5万传销人员一年在来宾的消费就超过了6000万元。

传销渗透到了来宾市经济的每一个角落。整个城市都在为传销者提供服务，并享受其带来的利益。仅是全城的上千辆三轮车，按照每天每辆15元管理费计算，每年三轮车带来的管理费就是500万元。

也许正是这些收入，使得地方政府对传销的态度一直暧昧不明。据某位在传销组织中曾经做到过A级的“行业人士”透露，在广西，每一个规模较大的传销组织，都与有关部门的有关人员有着暗中的联系。“A级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处理和有关部门的关系，简单说，就是交罚款。”据这位“行业人士”说，每个级别的传销人员都有一个不公开的价码。“交罚款是一项很有技术含量的工作，比如交8万元，你要主动要求只开2万元的收据。”

地方政府有利益的考虑，也有难言的苦衷。传销已经成为悬在来宾头上的一把双刃剑，“来宾现在的物价、房价里面的泡沫太大了，一旦需求不存在了，就会崩盘。”在当地的论坛上，已经有网友发出“传销绑架了来宾经济”的感叹。很多人都记得2006年10月当地政府打击传销之后的情景。那两天，整个城市如同陷入了昏睡，街道上空空荡荡看不到一个人。“政府已经是骑虎难下，一旦这么多传销人员都撤离来宾，对来宾的经济将是致命的打击。”来宾市工商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说。也许正是因为这种畸形的经济发展，虽然来宾有关部门也在不断地打击传销，但却缺少彻底将传销赶出来宾的勇气。

服务无处不在

事实上，不仅是来宾，围绕传销所产生的产业正在每一个可能的平台上日益扩大。

在淘宝网上，用《三十八问答》、《西部精英必读》等书籍名作为关键词，随时可搜到售卖“连锁书籍”的网店。而这些所谓的“连锁书籍”，正是传销组织的必读教材。

据知情者透露，广西当地有一批专门编写传销教材的人员，还有一些私人印刷厂，专门从事这些传销资料的印刷。在南宁、北海、来宾等地的街头，无论是报亭、书店还是地摊，随处可见这些书籍正在“热卖”。

围绕着传销的互联网服务也在暗中进行。

在百度搜索引擎中输入“网赚程序”四个字，0.042秒之内可以查询到475000个搜索结果。从这些网站上，几百元即可购买一套专业的网赚程序，网站还提供域名申请、空间租用、代理备案等相关建站服务，只要花上一两千元，便可以建立一个网络传销的专业网站。这种“便利”让网络传销迅速在互联网上泛滥开来。

“打传”的尴尬

公正地说，各地从没有放松过打击传销的工作，只是因为种种原因，这种打击总是显得有些尴尬。

首先是传销尤其是一些隐性的传销，在打击时很难取得有力的证据。有效的物证仅仅是传销书籍、材料、通讯录，这些东西很容易藏匿。除非是在上大课的时候当场抓获，但现在的传销组织，尤其是以广西为主的南派传销组织，基本已经不再上大课。

另外，目前各地负责打击传销的主要是工商部门，而工商部门能做的就是罚款。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广西某地工商局人士称：“一般是派人到银行蹲守，发现有传销人员提取大笔现金就跟踪，然后采取行动，抓人罚款。接着按工商20%，公安10%拿回扣。如果是线人提供情报的话，就3家平分。”

这种打击方式显然很容易被传销者利用。因为即使有人被关押，只要交钱基本上也能放人。直到传销罪正式被纳入刑法，“目前也只能处罚到传销组织的最高层组织、领导者。”

链接：传销犯罪正式纳入刑法

2009年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修正案中新增了“组织领导传销罪”，规定：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作为一个民间组织，反传销协会的性质究竟是公益还是营利？反传销志愿者们一直在争议中坚持。

民间反传销组织的争议与坚持

2009年8月初，当记者拨通中国反传销协会会长李旭的电话时，他正在前往黑龙江解救一个传销人员的路上。三年的时间里，反传销、解救传销者是他惟一的专职工作。他和其他的民间志愿者一样，在反传销的路上坚持着，努力着，同时也被质疑着，争议着。

李旭也曾经是传销的受害者，在江苏徐州的一个传销组织中，他曾经做到过B级。正是这样的级别，让他终于认清了传销的真相，于2005年底退出了传销组织，开始了自己的反传销生涯。

2008年底，李旭和当时比较知名的反传销志愿者叶飘零等几个人一起，成立了中国反传销协会。几个月的时间内，在全国发展起上千名反传销志愿者。目前反传销协会的工作主要有几种：接受各地的反传销咨询，通过网络发布反传销知识与信息，撰写反传销文章，实地解救传销受害者。协会有10个专职的反传销志愿者，负责实地解救工作，“几乎每天都有人在外边跑”。

解救传销受害者其实是一项很专业的工作。因为传销对人的控制不仅在于行动，更在于思想。民间反传销志愿者的优势在于，他们都曾经是传销受害者，很多还在传销组织中做到过较高级别，熟知传销的内幕与细节，可以保证劝说、解救的成功率。

接到解救任务后，志愿者们会和受害者亲友一起前往受害者所在地，见面后对其进行劝说。“劝说传销受害者有很多技巧，这是一个‘反洗脑’的过程，就是用传销洗脑的方法来与被害者交流。”李旭说，协会的志愿者们都精通“反洗脑”之道，因为大家“都曾是传销高手，这种方法用得很熟练”。

靠这种方法，反传销协会目前的解救成功率达到95%以上，然而也正是这种解救，引起了社会上的一些质疑。

作为一个民间组织，资金一直是反传销协会面临的最大压力。“解救一个传销受害者，车费、电话费、住宿费等各种费用加起来，少说要500元，再加上协会中有十几名专职志愿者，这些人的生存问题总要解决。”在资金的压力下，反传销协会制定了解救的收费标准，异地解救传销受害者，其亲友要负责志愿者的往返车票、食宿，并向协会捐助人民币300元。

这种收费解救的模式，很快成为争议的焦点。作为一个民间组织，反传销协会的性质究竟是公益还是营利？面对记者的质疑，李旭表示，收费只是一个无奈之举。一是要求解救者太多，协会作为一个没有经济来源的民间组织，确实能力有限；二是很多志愿者的真实姓名、电话都公布在网上，难免引来传销组织的报复，之前便曾经发生过传销组织将志愿者骗到当地进行围攻的情况，收费可以一定程度地避免这种事件的发生。“一旦解决了资金来源问题，我们马上全部免费。”李旭说。而现在协会所能做的，就是将收费标准、资金用途、账目情况全面公开，接受各界的监督。

除了资金之外，另一种压力来自于安全方面。由于阻挡了一些传销组织的“财路”，反传销协会时常接到威胁、恐吓电话，而每一次异地解救行动更是小心翼翼。曾经有一次，在解救的过程中，一位志愿者被传销组织连砍了4刀。“作为民间组织，身份非常尴尬。不能很好得到有关部门的配合，自己的权益与安全也得不到保障。”出于安全考虑，每一个解救请求他们都要再三仔细鉴别，解救时的见面地点也都选在人流量较大的地方。李旭说，目前他们正在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申请，请其作为协会的监管单位。而在这个申请通过之前，他们还只能一切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