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寻吉林首富范日旭落马真相

一场“量刑畸重”的判决、一个纠缠十年的项目、一段充满隐情与原罪的白手发家史……《商界》杂志追踪多名离他最近的人士，为您还原一代争议首富落马背后的真相。

“我要上诉。”

2010年8月31日，在听完了长达一百多页的判决书以及“无期徒刑，处罚金357万元人民币”的判决结果之后，曾有中国资本市场“隐形飞机”之称的前吉林首富范日旭只是轻轻地说出了这四个字。

在一审判决中，范日旭以合同诈骗、欺诈发行债券等五项罪名被判无期徒刑。这样一个被媒体评价为“量刑畸重”的判决结果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内情与秘密？从13年前的衣锦还乡到如今的身陷囹圄，一代资本玩家又何以在短短数年间骤然陨落？

从北京到吉林，我们找到了范日旭的辩护律师、昔日好友、旧时同事，以及他身边最亲密的神秘人士（该人士因惧怕遭到报复而坚持不肯曝光身份），试图探清一代首富从辉煌到陨落背后那个不为人知的“黑匣子”。

海南淘金的日子

“不能因为他现在出事了，就墙倒众人推，简单地把他（范日旭）作为一个罪犯。”当记者与范日旭曾经的合作伙伴王世渝聊起范日旭，他的言语中充满了感慨。

当初，两人曾携手在海南创造出羡煞旁人的辉煌。此后，王世渝先后加盟万通、德隆，终于“修成正果”，成为一名成功的投资银行家。而范日旭却在波诡云谲的潮流异变中触礁沦陷，让人不胜唏嘘。

在范日旭的商海生涯里，南下海南是一切事业的开端，也是对其人生影响最为重大的决定之一。上世纪80年代末，范日旭的家乡吉林依然是暮气沉沉、铁板一块的老工业基地，范日旭的一切天赋就只能施展在集资开小饭馆和小录像厅之上。倘若不是1988年海南设省的开发热潮，范日旭恐怕还得花上更多的时间去寻觅那片挥洒天赋的土地。

初到海南的范日旭没有什么钱，他的第一桶金来自于一笔“无本买卖”：租下6间平房但是不支付租金，六年后归还24间房。范日旭履行协议的办法并不复杂：在平房上面加盖三层，房子变成24间，六年收了80万元租金。创业之初，他将这种特殊而又超前的商业模式不断复制，并在其日后的商业生涯中一以贯之。

让范日旭真正崛起的“成名之战”——建立出租车公司就烙印鲜明地延续了这一商业运作思路。当时，他发现海南出租车交通体系几乎为零，而当年的地方政府也不比如今有着“土地财政”的支撑。他于是向地方政府提出，我免费为你建设出租车系统，只要政府出一个批文。

急需投资的地方政府自然非常乐意接受范日旭的建议，而范日旭则拿着批文找到了北方一家产品滞销的国有汽车厂，拿到了大量的汽车和优厚的账期。财经作家陈宁远评论说，范日旭这招“空手套白狼”和牟其中轻工产品换俄罗斯飞机的运作很相似，殊不知，这一运作的灵感其实从范日旭起家之日就一直延续。

在拥有了最初的积累之后，范日旭敏锐地抓住了资本市场这一巨大商机。在绝大多数中国人乃至企业管理者尚未对股市拥有直观印象的1990年，范日旭已经开始着手准备涉足资本市场。

当年年初，他回到吉林，瞄准了自己的第一个工作单位——长春缝纫机厂，后来终将其植入吉林轻工并在1993年成功将后者运作上市。也正是从这段时间开始，一直研究资本市场的王世渝成为了范日旭的合作伙伴，从而让我们能对如今身在囚牢的范日旭的往事有一个更深的了解。

“范日旭给我的最大印象是聪明，极其聪明。”在王世渝看来，若不是极度的聪明和极强的悟性，中学都没有毕业的范日旭不可能在海南万千的淘金者中脱颖而出。范日旭的所有商业智慧和成功都是从市场的摸爬滚打中摔打出来的，这让他的商业逻辑简洁、有效，但也烙下了那个时代的鲜明特征：善于钻营、善于钻空子，对于市场的一切空白都怀着“不禁即可为”的心态。这种心态成就了范日旭的成功，也在后来市场的风云变幻中让范日旭付出了代价。

那一年，6•18

在范日旭眼中，他如今所遭遇的所有灾难，都和一个日子——1993年6月18日密不可分。那一天，范日旭以长顺体育综合开发集团公司和长春市体育运动委员会达成了一项协议：开发建设长春市体育馆。这个当时被计划为“亚洲最大体育馆”的项目为范日旭带来了巨大的荣耀，也为他日后的陨落埋下了祸根。

苟富贵，勿相忘。生于那个时代的企业家对于衣锦还乡大多有着一种特殊的情结。曾经的唐万新，今日的黄光裕在其显赫之时都选择了支持家乡建设作为自身荣耀的鉴证。

提及范日旭选择回长春的原因，许多熟悉范日旭的人都反复强调，他亦是一个乡土情结颇为深重的人。或许是此前计划经济时代条块分割的烙印，抑或是改革初期全国各地市场化程度差异过于巨大，使得地域对于资本产生了更强的羁绊。当来自家乡呼唤出现在耳边，那么这样一桩买卖所获得的投资收益在范日旭们看来，就不仅仅是钱那么单纯。

许多人认为，1992年长春市政府到海南招商招回了范日旭。但王世渝却回忆说，当初与他们接触的根本不是长春市政府。“那个年代地方政府哪有现在这样的招商意识？”王世渝记得，当初他们主要是和吉林省政府打交道，当时的吉林省人大副主任徐元存非常看重范日旭，邀请范日旭回乡投资，并引荐了当时的长春市市长米凤君以及后来的合作方吉林体委等。

王世渝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年被范日旭“突然袭击”叫到长春去的情景。那是1992年12月，他们合作的顺丰公司刚刚成立不久，范日旭突然从长春打电话给身在海南的王世渝，让他“今天晚上马上买机票，明天就赶过来”，要“在长春大干一场”。此前，公司确定的经营方向是继续经营好出租车公司，同时在海南布局房地产，这个来自长春的召唤着实让当时的王世渝吃了一惊。

第二天，王世渝就从气温20多摄氏度的海南飞抵零下20多摄氏度的长春，他发现，此时范日旭急于在长春开拓事业的心情已溢于言表。范日旭带着大棉袄在机场一接到王世渝，就开始跟他大谈长春目前多么落后、急于发展、大有可为。而据范日旭昔日的一名同事回忆，当时长春的确极其落后，体育馆还是日据时期留下的，又要筹办第九届全国冬运会，省市政府都给范日旭作了动员，范日旭自己也认为此事“责无旁贷”。

此时的范日旭有这个实力，也有这个抱负。在王世渝和他一同参加的一个长春市委市政府召开的会议上，范日旭抛出了一个将斯大林大街（现人民大街）往南延伸10公里建设一个新城的庞大规划——这个创意将当时在场的长春市领导“震得目瞪口呆”，而后来长春的城市发展，也与这一计划颇为相近。

只是以当时长春的城市发展状况根本容纳不下范日旭的视野和野心，他心中的“壮举”最后收缩成为建设“亚洲最大体育馆”。

1993年6月18日，范日旭人生中又一个关键时刻来临：他决定出资5500万元建设长春市体育馆。作为交换，长春市政府则向范日旭麾下的长顺体育综合开发集团公司出让周边的5块地。体育馆预计投入资金2亿元，后续资金将由5块地开发的滚动利润来支持。

这是一个完美的方案：长春市政府为这个急需上马的项目找到了必要的投资，而范日旭则可以通过开发体育馆获得土地升值的利润，同时“回报家乡”。

而作为第一代资本高手，他在资本市场的宏大布局亦由返身吉林后的吉林轻工揭开序幕，利益与荣耀的双重驱动最终将其送上另一段疯狂的征程。

第二条腿

与范日旭关系极其亲密的知情人向记者透露，在范日旭眼中，长春市体育馆其实并不是一个赚钱的项目。就当时外界的反应来看，也存在一种看法，认为建体育馆是政府找范日旭帮忙，“5500万当时已经足够买下那5块地了”，这其中牵扯到很大的“公益成分”。

但作为一名商人，在范日旭看来，名和利就如同人的一双手，哪一边都割舍不掉。为此，他有两手布局：一是通过上市公司融资，二是开发那5块地的利润。

在上市融资方面，作为第一代资本玩家的范日旭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他发起成立的体育馆项目融资平台北方五环（ST五环）后来被称为“杰作”，借“北京申奥”概念在2001年好好地火了一把。尽管这个杰作涉及财务造假等问题，但用范日旭的话说：“虚假上市当时比比皆是，哪个地方政府敢拍胸脯说没有包装过上市公司？”的确，那个混沌年代的中国资本市场，在它的参与者身上留下了太多“原罪”。

另一方面，作为体育馆项目的“第二条腿”，那5块土地范日旭却拿得并不顺利。其身边某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告诉记者，当时的范日旭很像电视剧《乔家大院》里面的乔致庸，生意上很成功，也很有事业心，但“政治上颇为幼稚”。对于那5块地能拿到手，他一直深信不疑。

当时的他意气风发，万万没想到这5块地竟成了后来一直困扰他的一块心病。

体育馆立项之后，因为各种复杂的原因，范日旭并没能马上拿到土地，为此，长春市甚至提出了用别的土地置换的解决方案，并于1998年完成了两块地的置换。等到了2000年体育馆建成交付之后，另外3块地却突然被告知“20年内不能开发”，而此时的范日旭已经从各家公司调集了12亿元资金投入这个项目，正等着这3块土地舒解当时已经相当紧绷的资金链。

20年的开发禁令，顿时把范日旭逼到了悬崖边上。

范日旭此时的难题还远不止自己公司的资金窟窿这么简单。早在1998年夏天，吉林爆发了一场债券危机，联合置业公司的到期债券无法兑付，引发债券人集体上访，吉林省急需解决这个危机。在当时的吉林省政府眼中，范日旭有实力，有热情，熟悉资本市场，应当是解决这一难题的不二人选。

据范日旭之前的同事称，当时的范日旭对联合置业颇不以为然，认为债务危机的爆发是因为公司经营大有问题。然而，一则考虑到政府方面的游说和关系，一则当时“长顺公司建五环体育馆正需要用钱，在外面融资利息非常高”，范日旭最终同意接手联合置业的债券，条件是其旗下的泛亚信托不承担代理发行责任，长顺公司也不承担垫付责任。长顺公司发行债券，从发行债券中拿出一部分替联合置业垫付到期债券，以联合置业实际控制人杨彪在吉林省国投的部分股份做抵押，债权到期前，由政府解决长顺公司为杨彪垫付的债券。

关于范日旭此时出面“救火”，流传在外界的普遍猜测是这一举动很可能与体育馆项目资金紧张有关联。而从更深层次探析：范日旭以往的成功经历无疑是其自信的来源。

熟悉范日旭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极度精明而又自信的人。一直以来，他对所有问题都有一套自己独特的解决办法，也应付过各种各样复杂的局面。作为一个从“闯出来”的成功者，他相信，这点问题难不倒他。

然而，他此时所面对的已不是当年的那个江湖。市场环境、法律政策的变迁，正在超越他以往成功的经验。他以为拿到手的是债券发行权的香饽饽，但后来发生的一切会向他证明，当危机袭来之时，这将是最烫手的山芋。

填不满的窟窿

从1998年10月14日至2001年4月间，范日旭利用白山航空为发债主体，由泛亚信托代理发行，共分五次发行了2.5亿元的企业债券。值得注意的是，除首次发行的6000万元债券之外，其余1.9亿元债券被法院认定为欺诈发行。

对于欺诈发行债券的罪名，范日旭觉得很冤。尽管他在供词中承认“事实上是推着干，到期还不上时就考虑再发一笔，老百姓要求还，就找钱还点，老百姓同意延期就先延期。”但他不忘强调，当时吉林省计委多位主要领导均跟他谈过“发新还旧”的问题，而“借名发债”也同属政府安排。他更不能忘怀的是那3块“20年禁止开发”的土地，在他的盘算中，倘若长春市政府能够及时履约，他所有的窟窿都能填上。

事实上，土地问题一直是范日旭和长春市政府利益博弈的焦点。一位亲近范日旭的知情人一再强调，在早期的合作中，“范日旭坚信政府一定会给他土地”，并把这个作为当初大量商业运作的前提，从而导致了后来很大的被动。一位当年的员工回忆说，每到过年都“很难过”，因为年关得追债，而追债，“就得找政府”。

然而，即使是在最受煎熬的关头，范日旭依然没有放弃拯救他的帝国的努力。2001年，中国人民银行下发《关于信托投资公司重新登记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信托公司重新登记注册，“重新登记的信托投资公司不能有不良资产，注册资本不少于3亿元人民币”，整顿当时乱象横生的信托业。

在这场影响空前的行业大洗牌中，天津国投、福建国投等老牌信托均未能幸免，但范日旭的泛亚信托却顽强地生存了下来。据称，为了防止泛亚信托倒闭引发兑付风潮，吉林省政府曾七次进京协调，而更多的人则将泛亚信托这个唯一保存下来的民营信托公司，看作是范日旭“巨大能量”的例证。

在泛亚信托重新注册之后，由于无法继续“发新还旧”，范日旭开始尝试其他各种“自救”手段：包括擅自推销一个年收益率5.1%的信托计划、尝试整合中兴信托和焦作信托设立银通证券等，然而，此时的金融环境和监管力度已今非昔比，这两个计划不仅没能从根本上解决范日旭面临的难题，甚至还成为了他后来获罪的引子。用王世渝的话说：“做生意的方式变了，范日旭可能已经习惯了过去的商业模式，却没能适应时代的变迁。”

2005年，当银通证券的组建工作彻底宣告流产之后，范日旭已经失去了他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当时，他已经意识到外界的舆论对他十分不利，适逢在美国的母亲病危，他前往美国探望母亲，“范日旭携款潜逃”的传言随即甚嚣尘上。2006年2月23日，泛亚信托被“工作组”全面接管，范日旭一手打造的“泛亚系”陷入瘫痪，而此前发行的公司债券，此刻也即将迎来兑付之期……

曾几何时，范日旭的“泛亚系”资本帝国因他低调的作风和隐秘的操作手法而不为人知。而当潜伏的“泛亚系”逐渐浮出水面，不到半年时间，这个曾经辉煌的王国和那个曾经骄傲的“国王”，就已经迎来了崩盘的时刻。

五宗罪

人们很难了解出国后的范日旭究竟是何打算，但我们知道，在2006年12月，曾有记者在北京见到了正被吉林警方通缉的范日旭。当时，范日旭吐露了他曾经的野心和如今的无奈，甚至希望记者为他出一本书，当这个要求被拒绝之后，范日旭神情落寞，一时无语。

在海外期间，范日旭一再要求对“泛亚系”进行全面审计。他认为自己没有挪用资金，相信自己没有犯罪行为，更认为倘若不是因为长春市政府未能履行协议，不是因为“泛亚工作组”全面接管导致企业瘫痪，“泛亚系”不会遭遇崩盘的厄运。

我们不知道范日旭全面审计的要求得到了怎样的满足，但一个清楚的事实是，2007年10月，认为“问题已经清楚”，回来“解决问题”的范日旭在北京被捕。在被捕前，他依然自认“已摆平相关事宜”，依旧是那个极度自信的范日旭。

背负着合同诈骗、欺诈发行债券等五项罪名，历尽商海沧桑的范日旭还在期待上诉能够改变他未来的命运。回想起当年范日旭在浦东“指点”困境中的唐万新时的豪情，谁又能想到而今他们的命运会如此相似。

（感谢北京炜衡律师事务所许兰亭律师对本文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