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康课题

爆发

卷帘门哗啦啦地往下拉了下来，亢奋而激动的人群直往外冲，家具城外的105国道上，瞬间便像下饺子般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群。2009年6月15日上午，江西南部的县级市南康市,有些像是乱了套。

38岁的赵元华顾不上多想，三下五除二将门关上，也跟着熙攘的人群往国道上凑。偌大的家具城，像一口炸开了的锅，没有人组织，也没有人鼓动，大大小小的家具厂老板们，自发地往外涌。瞬间，有着数百商户的家具城就成了一座空城。认识的、不认识的，挤在一起，忐忑而又亢奋地站在国道上、花台上，身后，是长长的被围堵得不能动弹的车辆。

没有人想到，南康这个江西南部的小城市，会以这样“意外”的方式闻名于世。赵元华没想那么多，他只是觉得有些憋气，很想发泄。进入2009年，他的家具厂生意一直不好，头半年，总销售额不到40万元。他所在的家具城的门面，年租金6万，加上几个工人的费用，每月的开销在3万元以上。这半年下来，他算了算，亏本。和他同处家具城的商户们，大多和他的处境差不多。

长长的人群有些混乱地顺着公路往前走，赵元华觉得很是虚无。类似场景，有些像无厘头的狂欢，他不知道，这样走下去究竟会有什么结果。

而后一些过激的行为开始出现：情绪激动的人们把警车给掀翻了；与此同时，一百多名家具厂的老板围住了南康市政府大楼，他们口口声声对着无人回应的大楼“讨说法”。

几个小时后，这一消息立即成了网上爆炒的热点。2009年6月15日，源于对家具产业整顿的一纸公文，江西南康的数千名家具产业从业者，觉得当地政府新出台的政策赋税过重,同时出于对产业发展的担心，自发地涌上街头，由此爆发了一场群体性事件。

下午15点57分，南康市政府在网上通报了这一事件。对此南康市政府的解释是：事件起因系南康市从6月初开始部署以“整合整改为主，取缔为辅”为主要内容的家具企业清理整顿工作，并从6月15日起执行新的税收征管办法。

他们称，南康市相关部门就家具产业新的税收征管办法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以现场“解剖麻雀”的方法，以图表对比方式进行了解释。但部分家具业主不明真相，错误地认为市委、市政府是想要整垮家具企业，并在部分人员的挑拨带动下上路堵塞交通。

临近12点，赵元华很快略算宽慰地听到了一个“好消息”。他听说，政府已经紧急开会并做出决定，废止先前在他们看来极不合理的《南康市家具企事业清理整顿工作实施方案》。这一消息随后得到了证实，他的手机上连续收到了3条类似内容的短信。

下午，家具城里的门面又陆陆续续地开业了。赵元华没顾得上吃中午饭，一个外地的客户来电话,询问发生了什么事。他有些烦躁，“好个×”，只说了一句话，他挂了电话。

“还能说什么呀？”他有些歉意地望着记者，又像是自我解嘲。

南康记事

在经济学者、甚至在早期地方官员的眼里，这个江西南部的欠发达县级小城市，能够打造出一个位列全国5强之内的家具大产业，的确是个意外。

南康的地形大多为丘陵，统计的数字显示，其木材资源并不丰富，每平方公里木材储量不足1立方米。这里的青壮年男人们通常到沿海打工，地方经济靠农业以及男人们从外地打工带回的钱来拉动。

南康的另一个品牌是——“小木匠”。江西素来有“木匠之乡”之称，代表性人物有张果喜。这位只有初中文化的木匠靠着精湛的木雕工艺，曾创出过一组佛雕过千万元的天价，一直蝉联着“江西首富”的美誉。而南康木匠，则是江西木匠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庞大群体，上世纪80年代，从业者已以万计。

而在南康400公里外的广东顺德，则崛起着一个巨大的家具产业。精明的广东老板聘用庞大的江西木匠，一个出资本，一个贡献手艺，一度成为上世纪90年代初顺德家具发展的“独特商业模式”。这里诞生了香江、海马、皇朝等众多知名品牌，年创造产值以百亿计。

1993年，一个名叫杜永红的木匠回到南康，他在城东的地方圈了一块地，盖了个简易的木板厂房，创办了南康第一家家具厂。杜永红的创业灵感同样来自顺德：自己有一定的技术，帮别人做出了精美、价高的沙发等家具，自己却只能拿到很少的工钱，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随着打工时间的延长，他当老板的欲望也越强。

杜永红第一年就赚了20多万元，这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近乎是一个天文数字。杜的成功无疑刺激了那些同样想为自己找条最佳出路的南康木匠们，第二年，他的家具厂旁边便多了8个伙伴。

在地图上，南康大致处在一个这样的位置。它处于江西南部、广东北部、福建西部、湖南东部，这个貌似被边缘化的地方，随着105国道、赣定高速的开通，一下子变得四通八达起来。加上已有南康木匠的良好“品牌形象”，各地蜂拥到广东买家具的客商也通常会顺带来南康看看，价格低廉、还处于起步阶段的南康家具,往往成为各地客商们另一个惊喜的选择。

至2002年，这个先前还不怎么起眼的地方，一跃成为了江西家具市场的集散地，并密密麻麻地涌现了上千家家具厂。官方通报的数字是：当年，南康产销各式家具230万件，实现产值2.3亿元。

赵元华是2003年回到南康的，他在广东打工6年，手里有了8万元的存款。开个沙发厂大概需要20万元的资金，他找亲戚借了5万元，再用房子做抵押，贷了5万元。2003年9月，他的富皇沙发厂夹杂在一片参差不齐的木板厂房中，静悄悄地开张了。

赵元华的“创业模式”和南康庞大的家具厂创业群体几乎一样：他们大多只有小学或初中文化，在外地打工数年有了一点原始积累，技术工；他们要么是觉得给别人干赚的钱太少，要么是回到家乡后，家里有老有小不想再外出。他们通过借、贷等方式筹集起了开厂的第一笔资金，采用前店后厂、家庭作坊的方式，勤劳而又务实地憧憬着创富的梦想。

这个位处江西南部的边缘小城，从无到有，催生了一个巨大的产业。2008年，南康家具生产企业超过2000家，实现工业产值20亿元，税收2100万元，产量每年以30%的速度递增；另一方面，这个由打工者自发带动并形成的产业具有明显的“草根”特征，它们缺乏长远的规划、散乱繁杂，作坊式为主，产品档次低，没有知名品牌和龙头企业，生产无标准，经营尚欠规范。

似曾相识的“局”

2008年7月，赵元华的小舅子彭作强从广东回来。彭之前在东莞一家服装厂做技术工，后服装厂倒闭，“走投无路”的他想到了创业做家具，赵元华借给了他5万元钱。

彭将工厂设在了自己的家里。他觉得这样做有几个好处：一是免除了房屋租金等成本，每年可以节约好几万；其次，招来的工人晚上就住在自家的楼上，8个人的住宿费又省下一笔不小的开支；三是库房就设在屋后搭起来的一个帆布棚里。算来算去，一年可以省下近10万元的开支，对一个初创者而言，这几乎就是“最大的优惠”。2007年以后，南康的家具从业者呈膨胀之态，他们像彭作强那样,开始“将工厂建在村里”，大大小小的作坊在一两年内，达到3000余家的规模。

此时的杜永红已经是南康永红木业公司的董事长，在南康，他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他买了几十亩土地，建起了漂亮的厂房。身后，是无数以他为榜样的返乡木匠创业群体，他们隐秘于山间、村头、路旁的各个角落，用低廉的价格和庞大的数量维持着市场增量,同时也冲击着市场。

这个由民间力量自发催生并推动壮大的产业，宛若疯狂生长的野草灌木群。在合适的环境下，他们恣意生长，迅速蔓延；与之相伴生的是，一旦没有合理的引导和规划，这种蔓延就会变得随意而具备破坏性，庞大的产业也会因此而走向另一个极端。

2003年12月，一位《江西日报》的记者在南康呆了一段时间后，随后写出了《南康家具路在何方？》的文章。他略带忧虑地指出，虽然南康家具创造着数以亿计的产值，但总的来说，一些发展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更是不可回避：一是原材料紧缺。南康本地的木材基本上被采尽了，业主们开始从周边的崇义、上饶、安远等地调用木材，而这些地方的木材也很快消耗殆尽。该记者指出，南康的家具必须在突破原材料供应上下功夫，不能仅局限于生产木料家具，而要增加以金属、玻璃、布艺、皮革等为原材料的家具制品。但是目前南康家具生产厂家中，以上述材料为制品的家具厂仅有6家。

其次，产品档次不高，品牌不响。“据统计，全市年产值超过500万元的企业仅一家，产值在400万元至500万元的也不过10家，而且，这些规模相对较大的企业多年来一直维持在原有发展水平，未实现新的突破。”

再次，经营方式和理念未有突破。“前店后厂、坐等着上门、安于现状”几乎已成业内常态。

这一一针见血的分析，据悉深深刺痛了当时南康市主要官员的神经，这篇文章随后被复印了很多份，摆在了相关官员的桌前。当时一副市长表了态，“南康的家具再也不能重蹈当年成衣的覆辙了”。

南康的成衣产业一度也是当地引以为傲的一块招牌。上世纪90年代初，南康的成衣从业者数以万计，产值数亿元，年税收过千万元，并成为江西乃至全国服装市场的一个重要集散地，其成衣市场还连续8年被评为全国“文明集贸市场”称号。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有望做大成为与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比肩的“小巨人”，却一直在低价、低档、以量取胜的怪圈中徘徊，此后10年期间，几无进展，逐步没落。相反，而后广东的虎门以及广州市的“白马服装批发大市场”等却因为品味高、档次高、品种全而声名鹊起迎头赶上，南康成衣之殇留给了当地一个不得其解的切肤之痛。

——陡然间，时过境迁，南康市的决策者们发现，面对“草根式”成长起来的家具产业，他们正面临着和当时成衣产业似曾相识的局。

需要跨越的命题

政府决定积极地主导和引导市场——虽然在如何引导和规划市场方面，这个内陆县级小城市的决策者们，还没什么可借鉴的经验。

从1997年起，南康市政府通过投资、引导等手段全方位发挥市场“第二只手”的作用。政府甚至请来一流的专家编制了《南康市家具产业发展5年规划》，在这份超前而又恢弘的蓝图中，南康家具产业到2015年将实现150亿元的年产值，要成为名符其实的“中国家具之都”。

宏大的规划，使那些梦想着成就一份事业的“草根”们更是趋之若骛。2007年之后，南康家具行业的从业者空前剧增。他们无钱进入豪华的家具城，就把自家的房屋腾出来做仓库；他们无钱建漂亮的厂房，就在路边搭个棚支根杆艰苦创业；他们大多没有长远的规划，先生存下来是每个人都在竭力思考的问题……

然而，市场鱼龙混杂的情况与南康市政府打造“中国家具之都”，实现产业升级的初衷相互矛盾。面对那些来不及理解也难以理解南康家具产业升级的个体创业者们，政府决策者们有些失去了耐心，他们决定用一种“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来清理和整顿市场。

2009年5月31日，决策者们再次出手，颁布《南康市家具企业清理整顿工作实施方案》。“方案”对南康家具产业的“草根”们没有任何遮遮掩掩，除了要整顿存在安全隐患、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年收入不足50万元、年纳税不足2万元的家具企业也在整顿、整合的范畴之内。对不符合整改或整合条件的企业将予以取缔，初期整顿期限为2009年8月31日。

“年收入不足50万元、年纳税不足2万元”的门槛设定，立马掀起了轩然大波。这道门槛意味着，近乎半数的南康家具企业面临未知的命运，整顿更像是洗牌。地面上的不满情绪迅速蔓延开来。6月1日，一篇题为《南康这几天要出事了》的文章出现在网络上，情绪无处宣泄的人们疯狂跟贴，对自己的前途、命运的担心，迅速演变成为一种不断膨胀的愤怒。

然而，却没有人在这关键时刻疏导这不正常的情绪，相反，火热的产业升级宣传不期而至，让人们感到剧烈的反差。在市场上各种流言的碰撞下，人们迅速将矛头对准了南康市政府同时颁布的新税制。

新税制将原先按电费量征税的方式，改为定税制和实时征税相结合，这条与“方案”配合颁布的税制调整，在流言中的名声极为不好。据传原本每张有50元利润的橡木床，可能会因此提高10～20元税额。这无疑是在伤口上撒盐，对于那些达不到，或勉强踩在年销售收入50万元、年纳税2万元“门槛”的企业而言，新税制事实上将使他们离“门槛”更加遥远。于是，尽管属于正常的税制调整，但不合时宜的亮相，使税制调整更像是逼迫企业主们接受收编、放弃家业的“帮凶”，尽管他们的家业尚在手中，以后也会在他们的手中。

新税制约定为6月15日正式实施。半个月的缓冲时间内，忐忑、压抑、无助、失望、惶恐，五味嘈杂，漫天飞舞。

很快，这种无形的压力又转嫁到了那些与家具厂老板们做生意的客户们身上。进入6月初，这些南康家具的下游商家们陡然发现，南康市林业局已将家具、木材的放行价格大幅度提升。他们必须出示一种证明自己缴了放行费的税票才能将实木类家具运出去，而这个放行费在他们看来是近乎苛刻的和不能接受的：以前一车600—700元，改成了每立方200元，而每车的木材又多在三四十方左右……

不曾经过疏导的情绪、现实中生存不易的困窘、漫天飞舞的小道消息、无从求证的彷徨，一切的一切，堆积到6月15日，新税制正式实施的当天，累积而复杂的各种情绪交织喷薄，由此演变成了一场政府与产业从业者之间略显激进的“对话”。

在接受记者采访的第二天，尽管新税制被宣布不再实行、高昂的放行费也予以取消，6月17号，赵元华的门面还是没什么生意。他有些失落，情绪黯然地写在脸上：“我们只不过本本分分地做点小生意，他们搞来搞去，大家都倒掉了。”

他门面几百米外的马路边上，一排排连绵的木板房家具厂一字排开。那里，有着和赵元华一样的数百名个体家具从业者，他们勤劳、朴实，并不知疲倦。他们中一些人端了条板凳，有些茫然地坐在门口，面对过往的行人：“老板，新式橡木床，580元一张，很便宜，要不要？”

“倒掉”当然不是决策者的初衷，不过这个小城里6月15日这场轰动一时的事件，无疑将写入决策者的教科书中，成为所有立志推动地方产业升级的决策者们一个无法忽视而需要跨越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