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稼：伸向国美的资本之手

按照老祖宗的观点，只有劳动才能创造价值。那么，资本凭什么赚钱？

其实，投资本身就是一种风险劳动，考验顶风冒险的才华与能力。不过，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在以政府为主导的国内经济环境下，这个风险大小究竟合不合理？比如房地产行业。

与竺稼的对话，不仅是了解他曲曲折折的人生经历，摸清贝恩特立独行的商业模式，更是在不差钱的中国资本环境下，追问一个问题——资本赚钱的理由是什么？

资本大鳄的艺术气质

钢琴声起，舒缓优雅。沙发上的竺稼一直不跷二郎腿，他双腿并拢、坐姿端正，身体微微前倾，聚精会神地接受《商界》记者的采访。

在北京国际俱乐部酒店的咖啡厅，竺稼独身赴约、行动低调，周围的人即使无意间看到他，也决计不会想到，这个胖胖的男人就是“国美内乱”中的关键身影。

2010年国美内乱以前，人们对竺稼这个名字知之甚少。直到国美内乱震惊中国商界，作为国美电器的第二大股东，贝恩资本（亚洲）和其董事总经理竺稼才浮出水面。对于这个横生杀出的资本高手，人们既瞠目结舌又充满好奇，一时间各种议论甚嚣尘上。

有人说，虽然黄光裕霸气外露，陈晓老谋深算，然而贝恩竺稼才是幕后高手、不显山露水。

也有人说，竺稼面有慈悲之相，示人以平和之色，而实则怀揣一颗合纵连横、强硬凌厉的心。

更有人说，从当初国美并购永乐、黄光裕收编陈晓，到如今黄陈之争，都是为了控制国美、早已步步设计的一场惊天大阴谋。

戏剧化、阴谋论的故事情节，固然夺人眼目、煞是精彩，但是，很少有媒体近距离接触过这位一贯隐秘的资本高手，关于他的报道更是凤毛麟角、语焉不详。在这纷纷扰扰的面纱之下，真实的竺稼究竟是什么样子？

甫一见面，竺稼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话题——身为香港芭蕾舞团董事的他，希望借助商界传媒集团在大陆多办几场演出。他对记者说：以前香港芭蕾舞团的经营思路比较封闭，只局限在香港演出，把芭蕾舞变成了一个象牙塔里的东西。而现在我们想在内地进行巡回演出，香港政府也很支持这个事情。

管理着10多亿美元的贝恩亚洲基金、在资本市场出手凌厉的竺稼，竟然对《天鹅湖》、《睡美人》和《胡桃夹子》这些古典芭蕾剧目如数家珍。大学时代曾主修过英美文学的他，还钟情于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其最喜欢的诗歌是自传体长诗《序曲》。

在深入交流的过程中，记者从竺稼身上观察不到一丝资本的杀气，更强烈的感受是一种温文尔雅的艺术气质。这是那个一度被外界妖魔化的资本大佬吗？

其实，资本的两重性来自人性的两重性，绝大部分人都兼有追逐自利之欲和同情他人之心。这就导致在实业与资本的接触中，实业对资本始终保持着一种又爱又恨的心态——既希望借助资本谋求更大的发展，又害怕沦为资本的奴隶。这两者之间的融合、博弈、猜疑与矛盾，贯穿了近十几年来的中国商业史。

就在这次采访之前，当当网CEO李国庆与一位来自摩根士丹利的匿名女士，就摩根士丹利将当当网发行价定得过低的争议在网上破口大骂起来。

竺稼向记者评论说：“估值是一个很难办的事情，要看两点，一是当时的股价能不能反映一个企业的内在价值，二是这个价格能不能够持续稳定。具有高成长性的企业经常会出现首发价与后市价差距很大的情况。”与当当网同一天在美国上市的优酷网，其投资者阵营中就有贝恩资本，IPO当天优酷股价上涨160%。

竺稼和贝恩的2010年同样具有两重性。一面，国美内乱将贝恩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对于贝恩资本商业模式和商业道德的议论，甚至带上了民族主义的色彩，贝恩被形容为掠夺本土企业的外来野蛮人。另一面，贝恩投资的融创中国、纷美包装和优酷网先后上市，这些项目又赢得了外界的一致喝彩。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记者眼前的竺稼谈吐谦和，仿佛那场被外界描写得惊心动魄的国美内乱，在他看来不过是一场淡云清风。他小心翼翼地往拿铁咖啡里放了些糖，抿了几口后便向记者讲起他波澜起伏的人生经历。

大摩的中国之星

投资银行是什么？

拿到美国康奈尔大学法学博士的竺稼，被著名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聘用，接手了中国东方航空公司上市的业务。此时的他，还不知道投资银行究竟是做什么的，更无法预知，他将成为投行界的一颗明星。

竺稼骨子里有一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并绝不放弃的倔强性格。

比如，恢复高考的1977年，15岁的他考得高分，但却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被强行退学。不服气的他写了一封申诉信，分别寄给了省招生办和《人民日报》，引起了轰动，最终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被郑州大学破格录取。

还比如，1988年，在美国留学的他回国参观，看到国内改革如火如荼，渴望深入社会实际的他，放弃了即将到手的文学博士学位转学法律。

而这一次，在繁忙细致的投行工作中，他很快找了更大的兴趣，进而他渐渐感到，他所学的美国法律只局限在美国，而不能在中国大展拳脚。而从资本市场的大形势来看，美国资本市场容量很大，中国企业赴美上市将是一个大趋势，在这一趋势下，自己在摩根士丹利更有用武之地。

1994年竺稼加盟摩根士丹利，负责中国区业务，在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韦世华的帮助下，他渐渐摸清了中国这种有政府高度参与的市场经济，并成功运作了上海实业在港交所上市，开启了上世纪90年代的“红筹热” 。

真正让竺稼一战成名的，是建行上市一役。

2005年6月的一个深夜，竺稼突然接到一个来自美国的越洋电话。按照美国时间，这本该是美洲银行董事长肯尼斯•刘易斯和全球计划与战略部主管格里高利•克尔飞赴北京与建行进行最后一轮谈判的时刻。谁知，电话那边克尔用坚决的口气说，如果建行不答应美洲银行的条件，飞机绝不起飞。

竺稼大吃一惊：建行的上市之路百转千回，绝不能在这最后一步功亏一篑。美国人在这紧要关头突然发出这么一招，岂不是火烧眉毛吗？

从中国金融的改革史上看，建行上市可谓第一次海外冲锋，身后还排着“工农中交”四大行，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此之前，中国政府为这些国有银行上市创造了三个必不可缺的条件：一是成立资产管理公司，接收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二是财政部发债券补充资本金；三是由中央汇金注入外汇资金。

然而，在建行上市的基本框架中，还有极为重要的一环——引入战略投资者。作为建行上市的承销商，竺稼带领摩根士丹利的团队一连拜访了不少美国的知名银行，但却屡遭拒绝。对方认为，投资建行风险太大：其一，虽然建行剥离了不良资产，经过了几轮注资，但其资产负债表仍然不能让人放心；其二，在以前的机制下，国有银行成了产生不良贷款的机器，难保以后不会出现问题；其三，对方还怀疑建行市场化运作的能力。

竺稼和团队向那些美国的银行巨头们百般解释，终于让花旗银行有所动心。其CEO普林斯曾一个月内两度飞赴北京，拜会建行董事长郭树清。但这样的沟通仍然没有打消花旗的顾虑，加上其他诸多原因，双方的合作最终破裂，这对建行上市无疑是沉重的打击。竺稼向记者回忆：“那时真是到处敲门却敲不开门。”

2005年3月，正当他一筹莫展之时，转机突然出现。原本表示对投资建行不感兴趣的美洲银行，竟然兴致勃勃地找到摩根士丹利，希望与建行启动谈判。原来，最初竺稼找到美洲银行之时，美洲银行的兴趣正全部扑在投资中国银行上，但时隔不久后美洲银行和中国银行的谈判无果而终，美洲银行便转身回头希望投资建行。

谈判中，美洲银行的主要代表是全球计划与战略部主管克尔，而建行的代表是行长常振明和行长助理范一飞。具体的谈判过程磕磕绊绊，双方你来我往寸土必争，每每陷入僵局时，代表中介机构摩根士丹利出席的竺稼便出面斡旋，建议双方以大局为重。

2005年6月，谈判进行至最后一轮的关键时刻，美洲银行以拒绝赴北京谈判相挟，要求建行在谈判中退让。业内共知的是，克尔的银行并购经验丰富，曾一手促成美洲银行对国民银行的合并，而董事长刘易斯更是以纪律严明、不易妥协著称，其属下称他“血管里流淌着的不是血而是冰块”。

竺稼深知美洲银行这两人不好对付、吃软不吃硬，他自己则是一种不温不火、兼有韧性的性子，正适合从中调解。大吃一惊的他很快镇定下来，在电话中，他耐心地对克尔说，建行这边也不是不能让步，你们先乘飞机过来，双方坐在一起再慢慢来谈。

刘易斯和克尔的专机终于起飞。次日凌晨，就在北京国际俱乐部旁边的一家24小时营业的茶餐厅里，范一飞、克尔和竺稼终于坐到了一起。谈判气氛一度十分尖锐激烈，有好几次，西装革履的银行大佬们竟拍起了桌子。竺稼夹在中间，左一言右一语地劝慰两方，直到凌晨4点，双方才缓和下来，最终双方各退一步达成一致。

7个小时后的上午11点，建行大厦22楼大厅，建行董事长郭树清和美洲银行董事长刘易斯现身于镁光灯下，向中外30多家媒体记者宣布：建行引入美洲银行为战略投资者，美洲银行首期以25亿美元从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受让建行9.1%股权。

2005年10月，建行成功登陆港交所，融资高达92亿美元，创造了当时有史以来亚洲最大规模IPO，也被资本市场推崇为年度最佳IPO。这举世瞩目的一役，将竺稼推上了事业的顶峰，外界一度称他为“打工皇帝”、“赚钱之神”。

从投行到投资的心灵之变

人生的巅峰有着怎样的风景？

顶着那些虚名，竺稼的内心却渐渐浮起一种难言的落寞。他感到投行的工作其实就是一种中介业务，做完一个IPO，又接下一个，如同一笔笔过程不断重复的生意，而不是一份长期的事业。

竺稼对记者回忆当时的感受：“这个企业后来做得好不好，投资者赚了还是亏了，都跟我没关系，我觉得我的兴趣已经不在这里了。”恰在此时，正欲在中国开展业务的贝恩资本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站在投行生涯的巅峰上，竺稼望见了投资界山高水长的风景。他心里升腾起一种强烈的渴望：通过投资参与到企业的具体战略决策中，谋求长远的发展与增值。2006年初，竺稼离开摩根士丹利加盟贝恩资本，担任其亚洲的董事总经理，随即以小额股权投资的模式率领贝恩杀入中国市场。

彼时的中国资本市场，股权分置改革基本完成，证券公司得到了全面的清理整顿，机构投资者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人们对于资本市场的失望心理开始转变，沪深两市年交易额超过9万亿元，创下历史纪录。中国资本市场开始重新定义和审视自身的功能。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竺稼开始潜入实体经济的各行各业，在纷繁复杂的行业格局里纵横捭阖。每投资了一个企业后，竺稼和贝恩的团队都会参加董事会，参与企业战略的制定，有时候他甚至会兴奋地感觉到，自己仿佛就是一个以企业发展为己任的实业家。

竺稼到贝恩的第一笔投资就是，2010年已经成功上市的纷美包装。

2006年10月，竺稼接触到北京的纷美包装公司。这是一个由瑞典巨头利乐公司创造出来的行业，当年，利乐公司在全球占有80%多的市场份额，而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更是高达90%。而弱小的纷美包装刚刚才达到盈亏平衡点，年销售额1亿元，仅仅只有1%的国内市场份额。

除了实力差距悬殊，利乐通过近百年来的技术革新，积累了这个行业里极为全面的知识产权，其动不动就找到小对手们打官司告他们侵权。这样一来，纷美包装的头上似乎顶着一块重重的天花板。

这一切似乎已经表明，纷美不过是螳臂当车，这笔投资实不可取。然而，竺稼和贝恩却仔细研究了行业趋势。

当时，中国奶制品、果汁市场开始高速发展，每年对无菌包装的消耗量也以惊人的速度增加。市场的突然增长让利乐猝不及防，其在中国的产能出现了缺口，一些区域性的小型乳业公司被告知，交货期被拖延。巨头的疏忽就是纷美的良机。

竺稼还详细了解了纷美包装的团队和发展史：纷美包装的前身是山东泉林纸业，2000年董事长李洪法斥资2.35亿元购买了顶级的食品复合软包装设备，希望提高纸产品的附加值。可是，顶级设备有了，却没人会使用，更郁闷的是，竟引来利乐公司的觊觎。不过，李洪法将计就计，用股份挖来了利乐公司派来收购泉林的两位高管，让他们来管理公司，让机器运转起来。

这个兼有西方技术和东方智慧的管理团队，深得竺稼的欣赏。经过几次深入沟通，双方最终敲定，贝恩资本以4000万美元投资纷美包装，占股近40%，竺稼担任非执行董事。

为了找到未来的突破口，资金一到位，竺稼就立即组织贝恩的团队，帮助纷美包装做了一次市场调查。拿着这份极为重要的调查结果，竺稼和纷美的团队一起一连开了几天的战略讨论会，最终确立三条战略——

一是重点打入对产品质量要求更高、增长更快的果汁包装市场；二是扩大生产规模，在山东由原来的一条生产线扩大到三条，在内蒙古又增加两条生产线，甚至到国外去建立生产线。三是把成本降到利乐的成本线上。

当时，纷美包装的产品成本比利乐高，而要跟巨头对抗，价格战难以避免，这就导致利润微薄。在调查中，纷美发现利乐限制自己的供应商不得供应给其他对手，让对手们拿不到便宜的原材料。另外，利乐的产品采用5层纸，而自己采用7层。这样一来，自己的成本自然高出利乐。

找到了症结，便对症下药。通过一年多的在规模扩张、原材料供应和生产效率上的攻关，纷美的成本最终与利乐持平。

2010年，已经在中国市场立足的纷美，开始考虑要不要到德国去设厂。董事会上，大家意见不一，有人担心，欧洲市场一直是利乐的大本营，在产业链上，利乐拥有长期而稳固的上下游关系，且处于强势地位。作为一个新晋的中国品牌，纷美如何站得住脚？

贝恩为纷美提供了一份详尽的欧洲市场调查，纷美的董事会和管理层从中看到战机：第一，很多欧洲的乳品、果汁企业，其实并不希望被利乐掐着脖子，他们希望有其他选择，获取更高的性价比。第二，纷美包装已经聘用了不少原来从利乐出来的销售团队，完全可以在欧洲市场一展身手。

大家意识到：如果只是在中国生产然后运到欧洲销售，则会遭遇交货期太长、运输成本高、关税抬高成本等问题。所以，在德国建厂应是顺势应势的明智之举。传统巨头利乐的强势，正是新晋挑战者纷美的突破口。

纷美预计投资4000万欧元的德国工厂已经开始建设。与此同时，2010年纷美包装年销售额达到12亿多元，并于12月成功登陆港交所，市值换算过来大约10亿美元，算上后来的股份摊薄，竺稼这笔投资的回报率达到7倍。

让鸡蛋集中起来

鸡蛋该不该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传统的说法是，为了分散风险，不能把鸡蛋放进同一个篮子。但股神巴菲特说，应该把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然后小心地看好它。他认为，在时间和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决策次数少的成功率比次数多的要高，就像独生子女所受的照顾要多一些，长得也壮一些。

其实，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两种说法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投资风格。贝恩资本的风格属于后者。

进入中国5年来，贝恩仅仅投了7个企业。在中国资本市场，相比其他动辄数十上百笔投资的同行，贝恩让鸡蛋集中起来的风格确实很另类，更另类的是，贝恩一旦注资某企业，便会参与到企业的战略决策、甚至具体经营中，纷美包装就是典型的一例。

然而，在国美内乱把贝恩推上风口浪尖后，贝恩的这种另类风格饱受争议。有评论称，贝恩虽然不一定要求控股，但一定要求在董事会中具有话语权。更有业内人士说，贝恩的风格就是以取得企业控制权为前提。甚至有人上升到民族主义的高度，在商业道德上批判贝恩。

对于这些非议，竺稼一笑了之。那么，贝恩究竟是野蛮冷酷的掠夺者，还是特立独行的资本侠客？

2010年9月，贝恩资本以1.65亿美元的价格全盘收购亚新科集团。亚新科是国内最大的独立的柴油发动机零部件制造商，2009年其重型车辆引擎部件销售额达到5亿美元。

亚新科旗下的子公司遍布全国各地，这些合资子公司的股权结构相当复杂。此前，在原资本方KPP财团的旗下，亚新科虽然取得了不错的增长业绩，但坐失了不少发展良机，还频频发生诸多管理的问题，诸如一些子公司爆发管理纠纷，有些地方的工人包围公司办公室等。

KPP开价售卖亚新科时，面对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很多潜在买家都不敢最终出手。竺稼却认为，贝恩具备接盘亚新科的资源和能力。

接盘之后，竺稼为亚新科定下的第一要务是：绝不放过任何一个发展机会。一个实例是，亚新科旗下一家名为“天纬”的子公司，是中国燃油喷射系统最大的制造厂商之一。在国家新的燃油排放标准即将实施之际，贝恩向天纬注入研发资金，并调来亚新科集团的首席技术官，由他领衔研发新一代节能减排的燃油喷射系统。

其次，竺稼和贝恩为亚新科制定了一份蓝图计划，对亚新科内部错综复杂的业务做一次手术，切掉诸如一些亏损的出口业务，将资源集中在一些前景看好、符合形势的项目上。竺稼说，由于新的排放标准即将实施，汽车制造厂商将买入更多零部件来对产品进行升级，亚新科未来的发展空间不可限量。

之前的亚新科如同习得外家拳法精熟，但内部经脉杂乱。竺稼和贝恩就像一个内功高手，将源源不断的内力输入亚新科体内，打通其任督二脉。

其实，贝恩这种深度参与企业经营的投资模式，有着一条历史沿革。1984年，贝恩资本脱胎于贝恩咨询，沿用贝恩咨询在企业战略和行业分析等方面的优势，贝恩资本建立了一套高效的运转机制，即以拥有绝对的控股权为前提，通过杠杆收购方式为公司进行收购融资，再用短期刺激使投资增值。

而中国资本市场并没有杠杆收购的空间，竺稼及其团队的主要业务是少数股权投资，其商业模式正契合了巴菲特的话——小心地看好鸡蛋。贝恩如何看好鸡蛋，如何防控风险？

竺稼告诉记者：咨询出身的贝恩，不是投了就完，而是一定要跟踪企业，一定要跟企业一起想办法怎么谋求更大的发展。我们在董事会层面参与得非常多，有时甚至每天都跟企业的管理团队一起工作，一起碰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逐鹿国美

国美内乱，众说纷纭。其中最离奇的一种说法是，当年竺稼在摩根士丹利时，与陈晓的永乐电器对赌，永乐上市后业绩不佳对赌失败后，又在摩根士丹利的牵线搭桥下，国美并购永乐，黄光裕收编陈晓。此后黄光裕出事，转投贝恩的竺稼与主政国美的陈晓联手。这一跌宕起伏、一波三折的过程，其实是一场为了取得国美控制权的惊天大阴谋。

面对这种阴谋论的江湖谣言，竺稼面不改色，一如既往的淡定平和：“我觉得这些不负责任的媒体讲得不对。当时与永乐对赌的，是摩根士丹利的直接投资部，这个部门不属于我的管辖。我负责的投资银行部，只是负责永乐上市。”

2008年11月，黄光裕突然被北京市公安局带走协助调查，风光无限的国美帝国顿时措手不及。当时，与国美合作的银行都采取了审慎态度，甚至一度停止了合作。国美上市公司的整体授信额度，从60亿元陡降至10亿元。更危急的是，还面临一笔52亿港元债务的赎回压力，整个资金缺口达30亿元以上。

危局之下，陈晓接过黄光裕的权杖。2009年1月16日，陈晓正式出任国美董事局主席兼总裁，其燃眉之急是：融资，活下来。

与此同时，身在香港的竺稼听到黄光裕出事的消息后，也吃惊不小。而同时敏锐的资本嗅觉告诉他，这或许是一个投资国美的机会。

零售行业一直是贝恩的重点投资方向。竺稼看到，中国的消费增长得很快，但零售行业的集中度很低。而家电零售行业虽然有一定的集中度，但相对于美国也不高，国美和苏宁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加在一起，也没有百思买一家在美国的市场份额多。这其中就有很大的投资增值空间。

就在黄光裕出事后一个月，凭着旧谊竺稼赴京找到陈晓，当时由于事出突然，陈晓和管理层还没来得及启动融资进程，他给竺稼的回复是：“以后有机会我们会找你。”

后来竺稼打听到，2009年2月，国美请了财务顾问，也接触了诸如KKR、复星和厚朴等多家投资机构，有几家还做了比较深入的尽职调查。当时，一方面，国美深陷危局，很多投资机构都看不清未来的风险；另一方面，陈晓也不愿投资机构乘人之危，以致于国美股份被贱卖。于是他向众多有意向的投资机构给出了一个方案：大家都把条件提出来，比如投资规模多少，估值多少，占多少董事会席位等，然后国美再来筛选接受谁家的条件。

商业博弈，进退之间，尽是心理与智慧的较量。众家投资机构提出各自不同的条件后，2009年4月，国美向他们提出了一个较为严苛的条件，谁答应就接受谁的投资。

竺稼向记者回忆：最后公司提了这样一个方案，当时我们说行，但其他几家到底怎么说的，我也不知道。我理解的是，好像只有我们说可以，所以国美最终接受了贝恩的投资。

当时，竺稼和贝恩对市场做了很多分析。那段时间正是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市场影响较大的时候，整个家电零售市场都在下滑，国美的业务同比也在下滑。竺稼对记者说：“我们当时第一个判断就是，这个市场什么时候见底，这不能一直坏下去，不然业务就没了，后来事实证明，我们的判断跟市场回升的实际情况差不多。”

2009年6月22日，在公众面前消失了5个月的陈晓终于公开露面，紧挨在陈晓身边的正是竺稼。两人都面带微笑，一副如释重负的神情。国美和贝恩宣布：贝恩出资15.9亿元，获得国美可转债(可转为国美10.8%股权)。

接下来，国美面临两种融资方案：一是一次性将所需的七八亿美元融足；二是分两次融资。国美董事会选择了后者——先期融资4亿美元，2009年底又做了一次可转换债券的融资，又融了3亿美元。第二次融资的时候市场已经恢复了很多，所以融资的成本低了很多，也就是说，国美用更好的比例也融到这么多的钱。

然而实际上，这一过程暗含了一个较大的风险：先期的4亿美元能不能把国美的业务稳住？竺稼回忆说：当时我们也有顾虑，担心先期的融资够不够，但基于我们对经济形势和市场趋势的判断，以及对国美财务结构的分析，我们相信国美的业务能稳住，还有后续融资的能力。

后来的事实是，通过战略决策调整，2009年国美销售收入达426亿元，虽然同比缩水7.02%，但是净利润达14.09亿元，同比增长34.45%。

还原竺稼的“情理法”

中国人重人情，而商业讲规则。

国美内乱几乎集中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民营企业在发展中遭遇的大部分问题。大家都试图在国美事件中寻找，情在哪里，理在哪里，法在哪里，进而引发了一系列对于商业秩序、公司法制、道德评判和职业生态等问题的社会性大讨论。

然而，对于贝恩资本，一些舆论更是将其推上了“外资掠夺本土企业”的民族主义审判台。过去10年，在本土民企与外资PE交碰的历史上，有着一份长长的、令人扼腕的本土企业落败名单：太子奶、汇源果汁、蒙牛乳业、永乐电器……最近又增加了恒大地产和飞鹤乳业。

这大半年来，外面是天风海雨的笔伐口诛，而我们更想知道，竺稼的内心世界究竟是怎样一种状态？

谈到这里，竺稼稍微有些激动：“外面的演义是最要不得的。黄是30%多的大股东，我们能把他怎么样？即使我控制了国美又能怎么样呢？其实这都是没有的事情。”

资本永远具有逐利性。实际上，竺稼的目标始终只有一个：让投资增值；让股东盈利。他认为，黄陈之间之所以会爆发如此令人瞠目结舌的矛盾，是因为客观原因所限，以至于双方沟通不畅。回忆起2010年5月的股东大会上，黄光裕突然发出大股东动议，要求撤掉贝恩的三个董事席位，竺稼告诉记者：至今他都对黄光裕的这一举动一头雾水。

此前，外界一度认为，陈晓掌权后采取关闭亏损门店的精细化战略，违背了黄光裕以前求规模的铁规。这是导致两人后来决裂的重要原因之一。

然而，在竺稼看来，黄陈两个人在中国零售行业里面都是难得的帅才。当时陈晓推行精细化战略，并不是要牺牲规模。注资国美后，贝恩和国美管理层制定了一个5年发展规划，提出要开1000家门店，而在后来黄光裕的发展规划中，同样提到要开1000多家门店。

在永乐电器的时代，陈晓也极力想让永乐闯出上海，也就是向规模要增长。而黄光裕也并非不抓效益、不求利润之辈。

竺稼对记者说：“大家的经营理念和最终目标其实是一致的，黄光裕、贝恩和陈晓都是国美的股东，如果大家能够一起来想办法努力把这个公司做得更好的话，这是一个对大家最好的结果。”

许多时候，中国人习惯了非友即敌、非黑即白的立场划分，而忽略了大局形势。人们总是认为，老板与经理人不可调和，股东之间不可调和，中方实业与外方资本不可调和。

但事实上，从始至终，竺稼和贝恩都没有像外界所说的那样，跟某一方站在同一阵营，他始终恪守着心中的那个目标。一方面，他信任以陈晓为首的管理团队；另一方面，他又要兼顾大股东的意志，准确地说，他的角色是国美之争中的和事老。

直到2010年8月，黄光裕的妻子杜鹃出狱，沟通上的限制才被解除。此时距9月28日的股东大会不到一个月，国美之争达到白热化，人们对于一个月后你死我活的决战无不翘首以待。

就在这一个月之间，竺稼频频折返于香港、北京两地，多次与黄氏家族和陈晓密谈，从中缓和双方的敌对态度。记者问起具体细节，竺稼不愿多谈，他只是说：“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有共识，能够利益趋同，这样才能把企业做大。陈晓自己也是小股东，股东之间老在争吵，别的不说，时间就花不起。如果把这些时间花在思考怎么样才能把企业做好，这不是更好的一个做法吗？”

最终，9月28日股东大会的结果是：黄光裕保住了大股东地位，陈晓也并没有被逐出国美。外界你死我活的猜测并没有发生。如今，竺稼每个月至少会和杜鹃及陈晓分别见面，“最近在一起探讨2011年的业务计划，我们终究往前走了一大步。”

采访末尾，竺稼叹道：俗话说商场如战场，我觉得这是要不得的。如果在某一个行业，你把竞争对手全打死的那一天，也是你自己要死的那一天，因为市场已经没有了。

访谈实录

一些舆论认为，美洲银行投资建行赚了很多钱，但我认为，这种事情不能这么来看，因为美洲银行在当时冒了较大的风险。美洲银行的投资对建行上市起了两大作用：一是对于建行的尽职调查，我们大摩和律师事务所都做过，但我们跟建行是同一利益阵营，市场不一定完全相信我们的尽职调查。而美洲银行真金白银地把钱投给建行，他们的尽职调查完全能够被市场信任，这极大地提高资本市场对于建行的信心。二是美洲银行能够帮助建行提高经营能力。比如，当时双方提出了一个业务战略合作计划，美洲银行每年派50个人来，帮助建行各方面的工作。

我觉得关键是要看我们想要达到什么目标。以后上市的中国的银行，参照建行上市之路，都形成了良好的融资能力，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因为我们银行的资本非常充足，所以没有一家出问题。

访谈实录

资本增值的合理性在哪里？以前我们说，只有劳动才能创造价值。这个观点其实是不完整的，因为劳动本身也要有资本。比如，我拿锄头去劳动，你开一个机器去劳动。你开机器劳动产生的效益一定比我要多很多，因为你的劳动有机器这个资本品。我们两个光讲劳动本身是一样的，但是产生的价值是不一样的，这个多出来的价值是资本产生的，而不是劳动本身产生的。所以资本市场起的作用就是把现在存在的资本，即社会所有财富的积累、资源有效地进行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