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政策“击鼓传花”可以休矣

中国企业养老保险基金已出现缺口，依靠在职人员缴纳养老金来维持退休人员待遇的做法已不可持续。政府应引导公众增加工作年限和养老金缴费年限。

国务院副总理马凯日前在回答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工作情况的专题询问时透露，机关事业单位和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并轨的有关文件近期将印发。财政部长楼继伟在另一个公开场合也表示，中国的养老保险改革“不能再等，要快”，财政部会对社保改革进行担当。

与养老保险改革密切相关的就是退休政策改革。现行的退休政策一言以蔽之就是“抱着定时炸弹，玩着击鼓传花的游戏”，具有不可持续性。退休政策改革即使目前无法推行，将来也必然会变化。

论及退休政策，公众的理解可能存在两个误区。

其一，关于延迟退休。政府真正可以决定的是个人何时能够领取养老金。个人何时退休却是一个可以自由决定的事情，想提早退休自然可以找到理由。

其二，现在的退休政策并非不鼓励个人提早退休，退休之后，养老金的上涨速度要比工资快，延迟退休相当于在损害自己利益，这些政策都是历史形成的，没有及时调整。

而从人口结构来看，中国已经开始快速步入老龄化社会。

在1959~1961年大饥荒之后，人口骤增，仅1962年新增人口就达2800万，这部分人目前已经处于50~55周岁区间，其中女性已到退休年龄，导致退休人数迅速增长。数据显示，2013年第一季度，个别地区退休人数同比增长150%。

计划生育政策错误地将计划生育等同于“一孩家庭”，造成人口出生率出现了断崖式下降，最终导致现在年轻劳动力不足，其结果就是养老保险账户入不敷出。

财政部在2014年第一季度发布数据称，中国企业养老保险基金出现了6亿元的缺口，此后，财政部每个季度都向公众报告养老基金缺口，这也意味着退休制度改革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养老金改革有规可循

要对退休制度兴利除弊，不妨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

OECD（经合组织）国家中，法定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基本在65周岁左右，而且其合理的养老金结构，促成公众的实际退休年龄往往晚于法定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从这些国家的养老金改革及发展历程来看，改革应与人口老龄化发展阶段相适应。

在刚步入老龄化社会时，一般需要完善制度，建立起国民基础养老金，比如英国的国民年金、德国的养老保险、美国的老遗残保障金等。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后，必须调整结构，巩固国民基础养老金，并积极建设个人养老储蓄账户。在这一阶段，单纯依靠提高在职人员的缴费比率来维持退休人员的养老待遇，就像拆东墙补西墙，只会让政府越来越被动。等到了超级老龄化社会时，政府要做的就是强化管理，相对降低国民基础养老金，提高个人养老储蓄收益和服务质量。这是每个国家都无法避免的养老金改革的历史规律。

未来15年：延退减额并举

老龄化社会的文化不是“养儿防老”，也不是孩子“常回家看看”。上世纪50年代三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跟老龄化有关，比如生命周期理论。这些理论告诉世人，老龄化社会的文化是“终身独立”，要在年老后尽可能少地依赖孩子和政府，才能有更多的幸福和尊严。直到自己没有能力的时候，才需要从社会得到温暖。

中国的渐进式延迟退休改革，需要通过逐渐延迟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引导劳动者增加工作年限、缴费年限，通过公众个人更多地积累养老金来改善老年生活。目前，这一改革思路已获得国务院认可。

改革方案设计的原则应该是“多缴多得、早减延增；企业减负、财政降压；个人选择、前后对接；解决老问题、规划新未来”。

在2016~2030年间，可通过激进型（延退）和渐进型（减额）改革的相互配合，力争到2031年实现男女65岁、累计缴费35年的个人领取全额基本养老金的政策目标。现阶段，可以仍然实行50岁就能领取养老金的制度，但是只能领取全额养老金的75%；随着年龄的增长，领取比例逐步提高。

除了这些主要的改革手段，配套措施也是必不可少的。

教育宣传工作需加强，要让公众了解真实的人口结构、养老金结构和老龄化社会特征，使人们认识到目前的退休政策难以为继。同时，也要注重培育公众的终生自立意识，这一意识正是老龄化社会的文化基础。

建立工资和养老金的调整机制，纠正倒挂现象，保证工资增长率高于养老金增长率。这样不仅可以促使公众自发地推迟领取养老金，还可以缓解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失衡问题。

调整养老金结构，基础养老金只用于保障基本生活，在这方面要尽量降低企业费率和政府负担；个人账户的积累则用于改善生活，从而鼓励公众多工作多积累，提高老龄人口的消费能力。

调整产业结构和相关政策，促进大龄人员就业。大龄无业人员需要的工作具有如下特点：轻体力、距离近、非全日制、不用交全额养老金和住房公积金等。相关研究表明，增加大龄人员就业收入，可以带动青年就业，二者不具有竞争替代关系。这一做法不仅可以减少改革的阻力，也能减轻社会养老的压力，一举双得。

（作者系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