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婪与恐惧

在实体经济趋弱的形势下，A股的此次上涨难以被认定是牛市的开始。当别人贪婪的时候，你要恐惧；当别人恐惧的时候，你要贪婪。这句投资名言在此时别有现实意义。

从2000点暴涨至3000点，2014年年末的A股市场给中国的投资者带来了一段欢呼雀跃的日子。面对近乎癫狂的A股市场，不少人开始疑问，蛰伏已久的A股市场为什么在2014年年末开始疯涨？毕竟中国资本市场的“病灶”尚未去除，宏观经济的基本面更是不容乐观。

左手是宏观经济的趋弱，右手是资本市场的走强，此轮A股市场的二律背反究竟又做何解？

破冰在于“破垄”

股市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但中国股市晴雨表则功能缺失，摆在中国经济面前亟待解决而又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是中小企业融资难，而造成融资难困境的关键是银行垄断。

工信部2014年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中小企业提供了50％以上的税收，创造了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提供了80％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可就是这一对中国经济发展居功至伟而未来发展潜力不可限量的中小企业群体，却始终由于间接融资中的金融垄断问题，饱受融资难问题困扰。

现代金融体系有两条腿——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前者是以资本市场为代表，而后者则以银行信贷为代表。根据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其直接融资的比例已经占到金融结构的70%，而中国金融则呈现出直接融资弱、间接融资强的局面，直接融资占比仅为40%左右，银行信贷成为中国企业的主要融资手段。就在融资这一企业的命脉领域，金融垄断问题却尤为突出。

而中国的银行体系可谓是“大恐龙”和“小跳蚤”一统天下。所谓“大恐龙”是指工农中建交五大银行，总资产共达69万亿元，占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的45%，实现净利润8627亿元，占行业总利润的61%。所谓“小跳蚤”，是指1577家带“农村”字眼的银行，其中村镇银行987家、农村合作银行122家、农村商业银行468家。除去“大恐龙”与“小跳蚤”，三家政策银行和一家邮政储蓄银行有政策局限，42家外资银行网点更是分布稀少。

如此局面造就了中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现状。一方面，大银行与中小企业之间存在天然的不兼容性。大银行在投放贷款前需对企业资质进行详细考核，所消耗的成本相对较高，而中小企业贷款数额少，压缩了银行的获利空间，这种“高成本、低收益”使得全国性的大银行更倾向于与大型企业合作，缺乏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有效激励；另一方面，这些“不出村”的银行影响力与资金实力都极其有限，根本无法满足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能够支撑中小企业发展的只有145家城市商业银行和12家股份制银行。而中国现在拥有中小企业接近2000万家，个体户近3000万户，现今的金融服务体系很难支撑如此庞大的中小企业及小微客户的金融需求，严重抑制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这就造成了中小企业高不成低不就的局面。

所以，中国经济改革的破冰点就在于打破金融垄断，为中小企业融资。相对于其他各类金融机构，县域股份制银行有其独特的优势，它们对本地中小企业也更为了解。若能通过明确的市场定位，以服务中小企业发展为重点，加强产品和服务创新，必将有力地带动本地中小企业发展，打破金融垄断，实现中小企业发展资金的来源社会化和使用本地化。

中国有3000个县域单位，即使每年能办300家，那也需要10年时间，因此，这个进程应该只争朝夕地加快，同时在资本市场上优先给建立规范治理结构的中小银行上市，就可以“栽上梧桐树，引来金凤凰”，为更多的中小实体企业服务。

重审虚实经济关系

如果仅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此轮A股上涨，掺杂着太多不稳定与不确定，是股市不理性的一次突出表现。但若从交易学的角度看，此轮A股上涨的谜题或许就可迎刃而解。

从交易学的角度讲，股市的上涨不能不考虑人的因素，而人对股市的影响，说到底则是一个信心问题。即便宏观经济层面表现不好，但投资者若拥有信心，就会将资金投入市场之中，股市自然会上拉，反之亦然。

综合来看，影响投资者信心的因素，除去宏观经济基本面的变化与上市公司本身业绩外，还有国内政治环境与经济政策以及国际经济走势等一系列因素。

从最直接的资金面讲，中国人民银行的此轮降息以及变相的降准，既直接向市场注入了资金，又变相释放了货币政策趋宽的信号，自然刺激了资金的暴动。从政治环境的角度讲，本届领导人自上任伊始就做出了强硬的改革姿态，在法治建设、反腐倡廉、简政放权等多个改革领域颇有建树，也自然会帮助投资者建立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发展的信心。从国际环境讲，美国结束了量化宽松政策，美元逐渐走强，人民币相应地开始贬值，从长远看，这固然不利于中国金融强国地位的树立，但也可预见其在短期内将会刺激出口的增长，对于经济发展而言，又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利好政策。

所以此轮Ａ股上涨固然有其不合理之处，倒也对应了那句“存在即合理”的哲学论断，在解释其上涨原因的时候，也必须综合考量各种因素，不能一味地以非理性来斥责。毕竟，“人心思涨”可谓中国投资者目前共同的心境，而这次上涨也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

诚如上言，实体经济的发展会刺激股市虚拟经济的上涨，但是反过来虚拟经济的上涨也会为资本市场带来资金，进而解决目前中国资本市场面对的IPO难、再融资难的问题，为中国经济最有代表性的上市公司群体注入资金，刺激其投资改善公司的经营业绩，进而带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从这个角度讲，虚拟经济对于实体经济的刺激功能，也未尝不是此轮资金的暴动带来的一个好消息。

终究难言“牛时代”

虽然从交易学的角度，可以有效解释为何在宏观经济面走弱的情况下，A股市场仍然呈现了暴涨的疯狂势头，但一个不得不正视的问题就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性痼疾使得投资者很难保持持久的信心，这一脆弱的信心直接导致的情况，将会是这轮狂欢中的疯牛终会停下狂奔的脚步。

需要看到的是，中国资本市场目前面对的是一股独大背景下，一级市场的高价圈钱与二级市场的高价抛售。

一方面，由于股权分置改革，中国国有上市公司普遍存在一股独大的现象，国有企业第一大股东平均持股比例高达40%。而中小板、创业板在创设之初又对大股东的持股比例没有严格限制，导致出现大量的家族企业一股独大现象。

数据显示，中国A股的上市公司中民营企业第一大股东平均持股比例为32%。而由于价格极为低廉的原始股与超高的公开发行价，“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使得一级市场上市带来的巨额财富落入大股东腰包。创业板前200家企业超募资金1342亿元，超募比高达200%，这200家企业更是造就了642个亿级富翁，101个十亿级富翁家族，创业板只“创富”不“创业”，沦为了大股东上市圈钱的盛宴。

另一方面，目前对于大股东套现限制制度的缺位，被中国股市独有的一股独大现象放大，使得大股东高抛低吸的资本运作极易对中国股市与股民造成伤害。由于上市公司的一股独大，导致了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中最重要的制衡机制难以形成，在上市公司中，管理层是大股东任命的，信息也是大股东控制的，并购重组、每年在一定范围内的利润调剂都在大股东控制之下。大股东完全可以利用信息的不对称，一旦走出三年的禁售期，大股东即可进行高抛低吸操作，股民的末日也就来临。

在A股制度性痼疾尚未解决的背景下，此轮股市的上涨终究难言“牛时代”的来临，更多是乐观预期下资金暴动带来的上涨，而资金则多来自于融资融券。一般而言，融资融券的资金配置为1:3，即100元的自有资产可以融得300元的外来资产支持，如此资金配置的后果就是在股市上涨过程中，融资融券的杠杆效应可以被放大，为资本市场引来巨大的资金，进一步刺激股市的上扬。同样，一旦股市出现波动，杠杆效应同样会带来资本市场的雪崩。具体而言，以100元自有资产融得的300元资产造就了400元的资金盘子，而根据市场惯例，一旦400元的资产减至330元，融资融券获得的资金就会选择退出，毕竟此类资金入市是单纯为了赚钱，对风险自然也更为敏感，如此推论，即股市稍有18%左右的跌幅，就会引发融资融券带来的民间资金逃脱市场，而杠杆效应下，A股市场的雪崩式下跌自然不是杞人忧天。

股市中拼搏的投资者很多时候面对的是贪婪与恐惧的较量。当别人贪婪的时候，你要恐惧；当别人恐惧的时候，你要贪婪。这句话尤为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如今摆在中国股民面前的就是一道贪婪与恐惧的选择题：股市究竟何时涨、何时跌，相应的资金究竟何时退出、何时进入，在一片上涨的客观预期中如何选择退出时机，都是摆在投资者面前的一道道现实考题。

说句玩笑话，或许A股在不久后的走势，取决于领导想让大家过好的新年是公历新年——元旦，抑或是农历新年——春节。股民是中国资本市场的衣食父母，也最不应被融资融券的大潮裹挟。我们不是不想看到牛市的到来，只是不想看着中国的A股市场在融资融券力量的裹挟下，像坐过山车似的非理性发展；而希望看到的是中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彼此刺激，交相辉映地发展，最终帮助中国经济成功应对“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重任，也帮助实现中国资本市场和中小股民的中国梦。